精神审美学论纲——兼论“审美即道德”与“审美即宗教”问题

人类的审美活动可以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非精神学意义上进行的审美活动,另一种是从人之精神性需要或精神欲求出发的审美活动。就人对于世界之存在以及人自身的精神审美而言,它其实是对于两种“精神质料”的审美:“壮美”与“优美”。人类的道德意识以及道德行为之产生,就来源于对这两种精神质料的精神审美。优美以及壮美的精神审美机制在于反思判断力之运用。这种反思判断力是以精神审美的游戏方式展开的,其中体现了人的精神自由。人类的精神审美是天道原理与天择原理的统一。人通过精神审美知道人成为精神审美的艺术品之后可以实现“永生”。这种精神审美观对于生活于苦难中的人类来说具有宗教性的“救赎”意义。

何谓真正的理性宗教?——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宗教批判理论辨析

斯宾诺莎和康德是近代哲学家中主张宗教理性化的两位激进代表,但二人在何谓理性宗教的问题上却相去甚远,形成两种截然对立的宗教批判理论,分别称为泛神论和道德神论。泛神论把矛头直指天启神论,属于某种形式的自然神论;道德神论则攻击一切形式的自然神论,尤其是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的道德神论并不能独立自存,本质上隶属于自然神论;而斯宾诺莎的自然神论也不完备,仍需康德自然目的论作为补充;一种真正健全的理性宗教,其核心要义介于斯宾诺莎和康德之间,能够与主张幸福至上的功利主义和倡导适者生存的自然选择理论保持内在一致。

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

在日本原始宗教信仰中,蕴含着日本人最初的伦理意识,它从本质上决定了日本人的道德准绳和社会关系的基本规范。崇生畏灵的此岸意识体现了日本人现世主义的伦理观;“清明心”的道德决定了日本人以“诚”为本的道德意识和具有审美主义和心情主义色彩的伦理意识;神圣化的性意识导致了日本人在性观念上的宽松态度;对罪的无责任意识塑造了日本人的“耻感”文化;集团的功利主义造就了日本人的忠诚意识;上下等级尊卑的意识贯穿日本整个历史,至今仍体现在日本人的接人待物中。探讨古代早期日本人的伦理意识,对于从历史的角度整体把握日本人的伦理观念有着重要意义。

论道德教育的社会图像——一种对于道德教育发生过程的卢梭式观察

道德教育的社会图像是指道德教育作为一种社会事实,有着独特的社会构造和发生方式。道德教育的根本任务不是直接让人学习具体的道德规范,而是将人放置在一个由宗教、家庭和政治构成的连续体中,以便让人真正理解宗教的自然法则、家庭的爱欲原则和政治的契约规则。自然宗教、原初家庭和公共政治作为最基础的社会事实,滋养了人的本性和行为,也让人在连续的经验世界中接受了一套完整的道德教育。卢梭在《爱弥儿》第四卷和第五卷中以图像化的方式呈现了这样一个连续的道德教育过程,深入诠释这一过程有利于我们对道德教育的社会性质和存在形态形成新的认识。

论大川周明的思想核心及其实质——从宗教观到政治思想

大川周明是日本法西斯主义在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他的思想源于宗教认识,由此波及他对政治的认识;大川关心的不是既成的宗教或宗派,而是一切信仰根源的感情或精神的存在方式;“道义国家”思想是其“国家革新”运动和亚细亚主义共同的原理论。他通过对东方传统思想的阐释,提出“道义国家”思想,以此作为自己的国家哲学。大川周明以“道义国家”思想阐明日本文明的原理在于天皇中心主义的“道义”精神,日本国内的社会矛盾来源于与日本天皇崇拜的“道义”精神不相容的西方化,他的宗教论最终成为作为宗教的天皇制强有力的补充。大川周明政治思想的一大特征在于道义性,他以“道义国家”思想表述亚细亚主义,打着恢复亚洲传统思想、建立道义共同体、实现“仁”的旗号,支持对外侵略战争,最终背离了正义。

哥特小说中的伦理道德因素——以《修道士》为例

哥特小说由于执着于对丑陋与罪恶的书写,长久以来被认为是放逐或背离了伦理标准,助长了人类道德的沦丧。本文以英国著名哥特小说《修道士》为例,从文学伦理学的批评视角,分析了小说中宗教伦理道德与世俗伦理道德的冲突、人性的善与恶的冲突,指出《修道士》是在人道主义伦理观照下对封建宗教伦理的批判和对人性的高扬;哥特小说特有的“审恶”与“审丑”的文学实践所蕴含的道德教育功能在于把人物放到了极端的环境中,更为夸张、深入地表现了人性与道德的种种矛盾,从而使读者在惊奇与震撼之中,心灵得到净化,道德情感得到升华。

因果报应与道德信仰——兼评宗教作为道德的保证

德福统一是道德信仰的重要内容,由于其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常常难以实现,导致了道德人生的困惑,动摇着人们的道德信仰,而宗教善恶因果报应说正好迎合或满足了人们对德福统一理想的向往。宗教把善恶因果报应当作宇宙、社会和人生的一大法则,由此强烈地干预了人间的道德生活和人们的道德信仰。从人类历史上看,相信宗教所倡导的善恶因果报应律,对人们形成一定的道德责任感、道德信念和道德信仰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要人们不再把德福统一、善恶报应寄托在宗教的承诺上,要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实现德福统一,就需要一个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和环境。一个具有伦理权威的社会,一定是一个善恶因果性有效运行的社会。

道德与宗教

人为什么要讲道德,道德的根据何在?此乃人生不可回避的一个严重问题。各民族的进化史上大都有一个很长的时期把道德置于宗教的基础之上,以对神的敬畏作为道德的根据。西方传统主要在“上帝”那里找道德的根据,中国传统主要在“天”(“天理”)那里找道德的根据。本文意在探讨一种“没有宗教的道德”的根据的可能性。作者认为,道德决非可有可无之事,但道德可以不需要主宰人间祸福的“上帝”或“天”作依据。作者结合中西哲学的发展历程,主张以“万物一体”作为道德的根据。人之所以必须讲道德,在于人本与人(包括万物)为一体,“民吾同胞”的道德精神源于“万物一体”。缺乏对“万物一体”的领悟从而缺乏“民胞”的道德精神的人,不是真正的人。作者强调要以对“万物一体”的崇敬之情代替“上帝”和“天”,以重振道德的权威性,让我们的民族把讲道德、尊重道德视为人之为人的根本要义。

宗教与伦理之间: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

宗教伦理是宗教学与伦理学之间的一个边缘交叉研究对象 ,但有人认为 ,“宗教无道德” ,本文从宗教、伦理的本义及人的神性与人性来讨论宗教伦理与世俗道德之间的辩证互动关系 。

论宗教的道德价值

原初的道德与宗教处于混沌一体之中。二者分化以后 ,宗教以其特殊方式提供道德规范的神圣性、道德理想人格的完满性与社会正义的至善性 ;在宗教信仰的特殊形式中蕴含着对真之笃信与对存在终极性关切的道德价值精神 ,并为道德规范提供价值合理性根据。

从文化适应的视角看“入乡随俗”的交际原则

"入乡随俗"是一种有效的跨文化交际策略和原则,但从文化适应的视角来看却存在片面性。本文探讨了"入乡随俗"的宗教维度和道德维度以及对"入乡随俗"概念的几点不同理解,并且尝试对"入乡随俗"的具体文化背景进行归类,以期对跨文化交际中的"入乡随俗"的文化适应策略进行有效界定。最后,文章提出,跨文化交际过程中最重要的不应该是"入乡随俗",而是文化认同、文化融入与文化和谐。

道德代宗教:一个有意义话题的重提——论梁漱溟儒学具有宗教作用之学说的理论意义

梁漱溟早在半个多世纪之前就提出 ,由于中国人的家庭伦理生活能够给人以情志方面的安慰勖勉 ,因而具有宗教的作用。这种作用在西方社会是由宗教承担的 ,而在中国是由道德承担的。这就是著名的道德代宗教说。本文认为 ,道德代宗教的话题今天并没有过时。它对于解决当今道德理论中特别是西方伦理思想中的一些重大难题 ,对于正确认识儒学的社会作用 。

尊崇与反叛——试析乔治·爱略特宗教观和道德观的双重性

乔治·爱略特的作品以强烈的宗教意识和道德感著称。她宣布放弃基督教,并在作品中反映出对基督教的怀疑态度,同时却自认为不是无神论者,不反对基督教中的合理成份。爱略特独特的人道主义宗教观便是她宗教上的双重态度的产物。在道德方面,爱略特不论在小说中还是个人生活中都表现出对传统道德规范的蔑视与反叛,但同时她又常常颂扬并在行动上顺从传统道德准则。

佤族原始宗教与伦理道德的关系

佤族的原始宗教与其传统的伦理道德有着密切关系,伦理道德中的不少内容都是由原始宗教中的信仰、禁忌所构成,伦理道德的维系和传承也大多由原始宗教中的神秘力量来控制。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今天,处理好佤族原始宗教与建设现代伦理道德的关系,对弘扬佤族优秀的传统道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国外公民道德认同的方式及其启示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是个法律主治的社会,但西方国家在寻求法治化道路的历程中,道德已成为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并且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繁荣。西方国家的公民道德认同是通过宗教倡导、法治融合、民主政治以及公民教育的方式来实现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有着深刻的启迪,启迪我们坚守道德的崇高信仰,强化主体理性思维的养成,重视制度伦理的建设。

道德 宗教 民族——文森特·巴克利诗学理论研究

文森特.巴克利在澳大利亚文坛名声显赫、影响极深,他的诗歌与诗歌批评更是人们关注的中心。他在诗歌创作与批评中坚持作品本体论,拒绝任何外在于文学的评判标准。正因如此,对阿诺德的诗歌道德评判标准、艾略特的宗教标准及澳大利亚民族主义者们的民族标准,巴克利均予以否定。在对三者的批评中,巴克利明确了诗歌与道德、宗教和民族之间的关系,确立了自己坚持作品本体论的诗学理论。

略论社会调节机制的基本形式

法、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等是社会调节机制内的一些基本形式。它们具有各自特定的起源与发展、本质与特征、结构与功能。法的社会调节直接以社会客体为内容,要求社会主体尽可能精确地把握社会客体及其内在属性和发展规律,强调社会客体必然性对于社会主体活动的刚性限定。政治的社会调节具有权威性,以制度的形式安排一定社会中个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以政策、规章等来规范约束人们的行为。道德的社会调节表现为社会主体对客体的态度,是从社会主体需要的角度判断客体对于主体的意义,因而在本质上表现为社会主体对客体是否符合自身需要和利益所产生的体验。艺术的社会调节通过主体对人类创造的客体即艺术作品的审美活动来实现,在非强制的、自由的状态下,使人际关系得以优化,构建个体与群体关系的和谐。宗教的社会调节带有神秘、虚幻的色彩,但曲折地反映了人类不甘心长期受制于外部必然性的挣扎和对自身生命力量充满希望和理想的内在信念。

论康德从道德到宗教的推理

在康德那里,理性追求无条件者的本性,导致在理论领域中出现二律背反,然而它不足以产生在实践领域中的至善的二律背反。人的有限性是理性在实践领域中产生至善的二律背反的根源。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理性扩展道德学的范围,把至善作为道德法则的结果引入道德学之中;另一方面,人的有限性使得至善只有在宗教中才具有可能性,同时上帝得到相应的规定。人的有限性这一视角清晰地呈现康德从道德推导向宗教的思路,并且能够澄清学界的一些误解。

黑格尔法哲学思想探源

早年黑格尔在图宾根时期提出的两个基本观念“理性和感性的统一”和“宗教和政治的统一”的驱动下,以及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逐步超出近代西方思想中法律和道德、国家和宗教的二元对立,重新厘定法律、道德和宗教之间的关系,开启了西方思想的一条新思路,并且基本奠定了后来黑格尔成熟时期法哲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