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师德修养的三重境界

师德修养一直是学界十分关注的重要问题。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相关文件对师德修养提出了更高要求。究竟如何提升新时代师德修养水平,使其符合新时代的要求,是亟待我们研究的课题。新时代师德修养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逐步提升,经历道德楷模、道德君子和道德圣贤三重境界。道德楷模阶段,师德表现在职业道德规范上,"社会"是教师的道德指向,教师在社会角色安排下遵守职业道德规约;道德君子阶段,师德表现在内在道德品质上,"自我"是教师的道德指向,教师在主体性意识的推动下获得内在道德品质;道德圣贤阶段,师德表现在高尚道德人格上,"他者"是教师的道德指向,教师在善良意志的驱使下实现人性完善。道德楷模、道德君子和道德圣贤三重境界必不可少,螺旋式上升,逐步达成师德修养提升目标。

论孟子义利观的内圣走向

孟子让形上本体之天为道德主体行"义"提供价值根据,体现主体道德实践的自律自觉,然这亦使孔子修己安人的双向价值旨归逐渐趋于单一性的内圣走向。价值目标的单一性使孟子将"义"于其现实基础的利中进一步抽离,"惟义所在",使"义"越来越纯粹化,甚至"义"本身就成了空洞而毫无内容的目的所在。然而这些理论自身的弱点很容易在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被异化以及被特殊的文本诠释者所利用,这就使孟子义利观很难摆脱其文本原意而被明显歪曲的命运。如此一来,被人为改变后的孟子义利观会对当世及后世社会文化思想造成无法回避的消极影响。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

儒家文化视角下的现代大学德育

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其道德文化的精粹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标志。儒家道德文化以"内圣外王"为价值目标、"以人为本"为基本精神、"知行合一"为践行方法,建构起以仁、义、礼、智、信、忠、孝、悌、慈、惠、勇为主要范畴的伦理思想体系。用唯物主义的观点重新审视,吸取其精华,对创新和发展现代大学德育目标、原则、方法和途径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孟子的“人禽之辨”、“圣我之辨”与人格价值

孟子首开先秦儒家重视"人禽之辨"的先河,他在继承和发展孔子思想的基础上,通过"人禽之辨"突出强调人类的伦理道德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并且使人"最为天下贵也";进而在"圣我之辨"中,主张"圣我同类"、"人皆可以为尧舜",重新诠释了关于人类的最高的人格价值标准。千百年来,"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观念成为激励人们不断实现道德升华的内在动力。

圣母? 烈女?——朗费罗诗歌在中国的流变研究

东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交融不会是完全的准确、客观。19世纪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歌《伊凡吉琳》中女性形象流传到中国就发生了改变:伊凡吉琳本是一个"圣母"形象,富有博爱、平和、圣洁等"女神化"的光辉,而在吴宓的《沧桑艳传奇》里完全变成了"烈女"形象。这种流传变异既是两国的文化差异造就的,也是吴宓有意为之,因此不忠实的变异产生了新的意义。吴宓依据自己的想象,结合自己的文化诉求,为中国读者塑造了一个异国的"烈女"形象。这种变化给人们带来了思考,即中西文化如何更完美地交流,如何达到文化的双赢。

《道德经》德育思想的价值探微

《道德经》是老子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中国德育思想的源头活水之一。《道德经》的德育目标旨在型塑一个能体道、悟道、弘道且守道同德的"圣人",培养一种慈爱万物和崇俭抑奢的人生态度,一种柔弱不争和诚信不欺的处世之道,最终达致安身立命和治国理政之"自然无为"的智慧境界。其德育方法涵盖"涤除玄览"的内省法、"不言之教"的潜移默化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循序渐进法,以及"反者道之动"的直觉辩证法,等等。

道德圣人与后果主义

如果我们把道德圣人理解为一个为了他人和社会的福祉而竭尽全力地努力的人,那么苏珊·沃尔夫在其1982年的一篇著名论文中论证了两个看上去相互矛盾的主张。第一,一个人可以理性地拒绝成为一个道德圣人;第二,道德圣人是一个在道德上高尚的令人尊敬的人。本文将这个隐约的困惑称为“道德圣人难题”。我们首先检验和批评沃尔夫为这个难题提出的解答,然后指出道德圣人难题与众所周知的反对后果主义的道德苛求难题之间有一种内在的关联。最后我们提出一种整体的后果主义观点,并展示这种理论可以同时解答道德苛求难题和道德圣人难题。

郭店楚简《五行》天人关系研究

作为孔子之后、孟子之前的儒家文献,郭店楚简《五行》篇继承并发展了在孔子思想中还处于萌芽阶段的德性之天的观念。在《五行》中,德具有内在的超越性,它是天道在人心中的体现,是天人合一的基础。但在实际生活中,德还处于潜在性阶段,因而天与人并非现成就是合一的。要在完成了的德的基础上重新实现天与人的合一,需要有来自主体方面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作为主体超感觉认识能力的"圣"。《五行》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形态是天道主导人道。

体儒用道——《荀子·解蔽》的“心学”启示

荀子为儒派代表人物,这一点是学界所广泛认同的。然而,《荀子》一书所折显出的思想却极为博大,非拘囿儒家一门。《荀子》不仅关涉儒家经世治国之道,又参融他派思想,尤精擅道、心之学,终卓然行世,成为"外王"与"内圣"贯合的典范。道家重"心",以证"心"为体,荀子亦重"心",却以其为"用",其意在"内圣","内圣"之旨又非止于"内",而是寻求契应于"外道",为"证"、"导"儒业提供内源指针。说到底,以最终实现"外王"为根本目的,故荀子"心学"仍以儒为体。《解蔽》是《荀子》一文中对"心学"证道最为精彩的一章,其"心学"之"主题思想"与"思维方式"均有匡正"儒学"之意,可谓"迥于儒"又"本于儒"。

毛泽东的道德理想主义

毛泽东深受儒家传统"内圣外王"理想模式的影响,尽管"内圣"与"外王"的具体内涵不同于传统儒家,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有着惊人的相似:都注重主体内在的道德修养,突出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改造主观思想世界,并由此导致外在客观世界的改造,即内圣则外王,内圣是外王之本。但这种理论过于理想化,在实践中也一再碰壁。

孔、孟所论“圣人”异同考

孔子心目中的"圣人"要求德、位兼备,而在孟子那里则更加注重于对德的要求。孟子所论"圣人"与孔子有所不同,可以说是孟子因应了从"犹秉周礼"至"杀人盈城"这一现实的形势、因应了"距杨墨"这一思想层面的形势以及为更加便于教化等因素影响而造成的。于孔子、孟子之间,从郭店楚简《五行》篇"德之行"五与"行"四等论述看,其中就已有了突出"圣"之德性的趋势。

仁义:小说《白鹿原》的第一主题

仁义是小说《白鹿原》的第一主题。朱先生的圣人形象,白嘉轩的君子形象,"仁义白鹿村"图景,都体现了仁义主题。小说《白鹿原》使读者关注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中的仁义,但并不是为今日中国社会与人的发展提供榜样。

孔子的道德人格理论

圣人(王)、君子人格是孔子的道德人格理想目标,它是建立在“性相近,习相远”的人性论基础上,为了培养和塑造圣人(王)、君子人格,孔子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一套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人格准则以及“克己”的道德修养方法,由此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道德人格理论体系。

毛泽东与“内圣外王之道”

毛泽东批判地继承了传统思想文化精华"内圣外王之道",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价值观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相结合,创造了人心改造的道德价值体系。毛泽东的道德建设实践既有伟大的成功也有悲剧性的失误。

王阳明廉政思想的主旨、局限性及当代借鉴

王阳明在传统社会享有极高声誉,其廉政思想的主旨是致良知以安百姓,包括明明德以安民、致良知以灭欲、知行合一以为政等方面。从王阳明廉政思想可以管窥整个传统文化崇尚圣人之治的缺陷,即内圣外王的虚幻、存理灭欲的偏颇、德主刑辅的局限。不过王阳明廉政思想也有积极的当代借鉴意义,其主要表现:要以现代法治实现对圣人之治的超越,并在法治基础上注重德法兼治,重视德治的价值优势和治理效能,保持“法”与“德”的张力和秩序。

圣人情结与中华文化特征——兼与基督教世界上帝崇拜比较

中国"圣人"观念源远流长。远在甲骨文时期"圣"字就出现了。春秋时期开始造圣,战国进入大规模造圣时期,确立了圣人的基本特征:"圣人者,道之极也"。此后两千多年,圣人一直是中国士人反复讨论的对象,孜孜追求的目标。圣人在不同时期被赋予了不同的时代色彩。圣人现象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复杂而深远的影响,诸如道德追求,"人文主义",救世情怀,人治社会,英雄观念等方面无不深深地打上了"圣人"烙印。与以上帝崇拜为中心的基督教文化相比较,以追求圣人境界为特征的中国文化,在上述诸方面也具有显著的特征。

董仲舒对德治思想的发展与改造

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秉承了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在秦汉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对德治思想进行了改造,使儒家的德治思想制度化,最终使其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治理方式,但由于董仲舒的思想在形而上的限制,使其德治思想有着独特的特点和先天的缺陷。

朱熹人生境界理论述评

在中国思想史上，朱熹的人生境界理论曾有相当的影响。在其境界理论中，他所提倡的为仁由己乃是自律性的，而非他律的。这一自律精神贯穿在居敬穷理的功夫当中，经由居敬穷理就可以走入与理为一的圣人境界。但朱熹反对把这一境界神秘化。朱喜思想的意义在于他把人看成是有理性的对象性的存在，人就是在对象性的修养认知活动中转识成德。

道德典范示范效应再检视——一种基于美德伦理学的分析

道德典范示范效应在道德实践中是否可能,以及道德典范示范效应在道德实践中怎样发挥作用,学界均存在争议。这些争议并不足以否定道德典范的示范作用。这些否定性观点的共同问题在于,他们曲解了道德典范概念的实际含义。误认为只有道德圣贤才能发挥示范作用,然后提出道德圣贤的实际存在不合理、夸张或虚构,以此攻击之;误认为模仿道德典范就是按照道德典范给出的一般规则生活,然后提出只有作为抽象概念的道德,而非具体的道德典范,才能为道德行为者提供一般规则,以此攻击之。实际的道德典范本来就是由一个个鲜活的、具体的道德行为者充当。参与并效仿道德典范的美德品质及行事风格,是智慧上相对逊色的道德行为者在尚不能洞悉道德规则的情况下选择美德生活的一种简单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