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天命论”之建构

周初“天命论”作为其政权合法性的终极依据,是在殷末宗教困境和信仰危机的具体情势下,充分利用旧有神灵体系和信仰结构进行的一场尊古改制的宗教变革运动。以“惭德”形式展现的政权合法性诉求,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最初源动力,“天命”与“王权”的关联是周初“天命论”建构的逻辑起点,而民众对“皇天上帝”的信仰则是其现实有效的基本前提。因此,在“君权神授”政治传统的基础上,周人一方面以“天”代“帝”,使“天”位于“帝”之上,另一方面又将“皇天上帝”并称而皆作为至上神的指称,由此实现了“天”与“帝”的相融相分。这不仅唤起了民众的信仰,重新确立了“天命”本身的权威性、可信性,而且创立了独具特色的、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混言无别而析言有异的“天”“帝”二维一体至上神信仰结构。

工作场所羞愧:文献述评与研究展望

工作场所中充斥着导致员工产生羞愧的情景,这种现象已成为组织管理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迄今为止,仍鲜有文献对该领域的已有研究成果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鉴于此,本研究围绕工作场所羞愧的内涵及测量、引发因素、作用后果及调节效应进行总结。通过梳理发现,既有研究主要是对直接羞愧的探讨,而忽略了对替代羞愧及引发因素和作用结果的关注。故未来研究应延展工作场所羞愧的概念内涵,侧重对直接羞愧与替代羞愧的概念区分,引入实验情景法等捕捉工作场所羞愧;深入探讨其引发因素及形成机制,强调对替代羞愧引发条件及调节因素的探讨,展开对直接羞愧与替代羞愧的引发条件差异对比;继续拓展工作场所羞愧的结果效应及边界条件,探讨其对职业健康、组织承诺等的积极或消极影响,对比分析直接羞愧与替代羞愧在结果效应上是否存在不同;探索中国文化下工作场所羞愧的本土化研究,聚焦羞愧的特有引发因素和作用后果。

内疚和羞耻在自我损耗减少大学生亲社会行为中的作用

目的:探讨内疚和羞耻这两种消极道德情绪在自我损耗减少大学生亲社会行为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方法:选取92名大学生(试验1)和92名大学生(试验2),均根据不同的试验条件分为内疚组、羞耻组和中性组。每组均先完成Stroop色-词干扰任务,然后试验1采用故事情境诱发法、试验2采用自传式回忆情绪诱发法分别诱发相应情绪,最后采用独裁者游戏测量亲社会行为水平。结果:2个试验中,内疚组和羞耻组在独裁者游戏中的得分均高于中性组(均P<0.05)。结论:内疚和羞耻情绪使大学生在自我损耗后做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即二者都可以降低自我损耗对亲社会行为的消极影响。

羞耻对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影响:道德推脱的中介效应和体育锻炼的调节效应

羞耻是一种重要的道德情感,对中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羞耻量表、中学生校园欺凌问卷、体育锻炼等级量表和道德推脱问卷对1 066名大学生(男生568名,女生498名,平均年龄14.65岁,SD=2.58)进行调查研究,检验羞耻与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之间的关系,探讨道德推脱对两者关系的中介效应以及体育锻炼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1)羞耻对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效应,道德推脱对欺凌与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关系具有显著中介效应;2)体育锻炼对羞耻与中学生校园欺凌行为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效应.

道德情绪的特点、发展及其对行为的影响

道德情绪是在个体根据社会规范或行为准则对行为进行评价时所产生的情绪,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道德情绪中的自我意识情绪需要自我意识和自我评价等过程的参与,其发展也受众多内外因素的影响;道德情绪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行为和神经科学层面的研究都表明道德情绪对于个体的道德行为及相关因素有重要影响;不同的道德情绪对行为的影响存在差异,且现有的相关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未来研究应该加强关于道德情绪对道德行为影响的内在机制及脑科学研究,同时还应较多关注道德情绪及道德行为在较小儿童上的发展及实际应用。

道德耻感的基本样态分析

道德耻感的内容丰富多彩,并通过多种多样的羞耻心理体验形式表现出来。其基本样态包括:自然耻感和道德耻感、自律性耻感和他律性耻感、先耻感和后耻感、个体耻感和群体耻感、德耻感和才耻感,等等。

德性自我意象、道德情绪与行为自我管理:对大学生的一项交叉滞后研究

研究采用交叉时序滞后设计,以问卷法对363名大学生进行了6个月的追踪调查,考察了德性自我意象、道德情绪(内疚/羞愧)与行为自我管理之间的相互预测关系。结果表明,德性自我意象、内疚和羞愧均能显著地正向预测道德行为自我管理,德性自我意象、内疚和羞愧可能是道德行为自我管理的前因变量。

对几个与耻感相近、相关概念的厘定与辨析

羞感、愧感、辱感以及荣誉感、荣辱观、自尊感等概念与道德耻感密切相关。它们在其内涵和外延层面与道德耻感概念有不同程度的重叠交汇。厘清这些与道德耻感范畴相关和相近的概念内涵,分析道德耻感与这些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准确把握荣辱观的科学含义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论耻感的道德价值——以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为例

作为一种道德情感和道德心理,耻感不仅是人之为人的存在根据,而且是完善道德品质、实现社会治理、优化社会风俗的道德手段。耻感的培养对于荣辱观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

试论道德焦虑催生优秀传统道德文化践行何以可能

道德焦虑产生道德耻感,道德耻感能有效催生人之道德良知,道德良知能唤醒人对非道德行为的追悔,进而产生对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内驱力,敦促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与逆向耻感文化均能有效催生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榜样示范从正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耻感则是从反面催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集体道德情绪研究述评

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在与各类人群交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与这些群体相关的情绪,即集体情绪。随着道德情绪研究的发展,集体情绪的研究逐渐与道德相联系。本文侧重探讨道德领域中的集体情绪,梳理此类情绪的产生原因以及集体内疚、集体羞愧等情绪的研究现状,并指出未来道德情绪应该在神经生理学以及跨文化研究等多方面进一步探讨。

羞耻感对道德自我发展的影响

羞耻感作为一种高级道德情感,是个体在道德自我形成以及道德行为中产生的一种指向自我的痛苦情绪体验。中西方对于羞耻感的阐释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差异。在中国文化中,羞耻感的含义更为宽泛且个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行为自我控制羞耻感。作为道德自我产生与发展的动力,个体通过趋利避害、模仿学习、主动自我建构而习得的道德自我受到羞耻感的直接影响。因此个体就必须要正视羞耻事件的情境及自我道德观念,自查反思自己的行为,改变从前的错误观念和行为标准。但同时也可能会导致过分遵服于规则、创造力下降等一些负面影响。在教育实践中,羞耻感的教育对于个体品德的培养、道德自我的建立有着很好的促进意义。

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是当前德育走出困境的路标

社会主义荣辱观不仅明确了多元时代我国德育的基本价值,而且荣辱感、羞耻感也是道德教育的有效切入点。荣辱观教育不只是面向未成年人的,而且是面向全体人民的,其中首先应该进行的是成年人的荣辱观教育,它是进行未成年人荣辱观教育的前提。

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及其教育意义

亚里士多德把羞耻定义为"一种由于做了或正在做或将要做似乎有伤自己名誉的坏事而引起的苦恼或不安的情绪"。羞耻因行事卑劣而被行为者自己所看重的人视为可耻而产生,其构成包括行为的发生、他人的道德评价、行为者的自我认知、情感意向以及痛苦与不安的情感体验。羞耻产生于可耻的事情,同时会对个体未来的行为倾向产生影响。亚里士多德的羞耻概念启发我们,培养羞耻感虽非教育的最终目的,却是教育的重要内容,而知耻则是羞耻感产生的重要条件。羞耻对个体行为的影响具有正面和负面双重功用,因而其教育的意义亦有其限度。

论羞耻感何以不能作为道德教育的起点——与王晓广教授商榷

羞耻感旨在使人产生羞愧、内疚与自责的心理体验,父母、教师及一切长辈们也通常教育未成年人通过知耻以达到其道德教育的目的,规范伦理学就是以制造羞耻感来作为道德的逻辑起点。然而,羞耻感的道德意义需要我们重新去探索。与规范伦理学相对应的另一种伦理学探索——德性伦理学,其核心概念德性(virtue)表示一种朝向优秀或完美的倾向性,它既是一个人行动的准则,也是一个人行动的目的。现代道德教育必须回归德性传统,以德性的培养作为道德的起点也作为道德的终点才是道德教育的应有之义。

羞耻心培养:大学生道德人格构建的必要途径

通过阐释羞耻心的涵义,论述羞耻心与道德人格密不可分的关系。要完善现代大学生的道德人格,就要培养大学生的羞耻心。为此,学校应担负起道德教育者的责任,知耻教育应当向家庭回归。

略论社会公德与耻感培养

维护和建设社会公德的主要途径是靠人们的自律 ,而自律习惯的培养 ,是以耻感培养为基础和关键的。知耻是一种道德意识 ,知耻 ,才能守公德。因此培养耻感 。

对中国古代耻文化的沉思

耻,是中国古代传统道德中关涉的基本内容之一。中国传统道德体系中具有的丰厚的耻观念,在道德理性、道德规范、道德践行等层面,都全面地渗入、深刻地积淀和濡养了中国古代道德,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古代耻文化,并继续对近现代以及当代中国道德建设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研究生学术耻感教育探析

学术耻感是一种基本的学术道德情感,它既可能促进研究生学术行为的自我道德约束,提升道德自省能力,维护学术自尊,也有可能误导学术行为,甚至摧毁研究生学术自我意识,引发系列心理问题。对研究生进行学术耻感教育,要合理激发与引导研究生学术耻感,创设条件确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防止产生消极作用。

中国传统荣辱观的现代价值认同

传统荣辱观的现代价值主要表现在:首先,传统荣辱观中所阐发的美德思想、美德典范,有助于唤起人们的道德良知,激发人的进取向上精神,由此而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动力;其次,传统荣辱观所倡导的历代劳动人民的优良品质,是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荣辱观建设的积极因素;第三,传统荣辱观中涉及的一些伦理思想,存在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相一致的合理内容,与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具有一定渊源关系,应该采取批判性继承的科学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