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不起诉制度运行的困境与对策

2021年少捕慎诉慎押由刑事司法理念上升为刑事司法政策,贯彻落实这一政策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制度的运行提出了新诉求。近几年,随着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落实,我国不起诉制度内容正在扩充,不起诉率明显增加,但不起诉制度运行仍然存在较大的完善空间。当前不起诉制度运行的现实困境有适用率低、不平衡、不规范以及隐形不起诉等,致使其效能实现受到影响,困境的形成原因包括检察机关工作程序的限制、各类不起诉制度适用的对象和罪名范围的不足、不起诉制度适用的条件模糊。对此,有必要通过完善检察机关工作程序、扩大适用范围、规范适用方式等措施,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提高诉讼效率。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得以落实推进的同时,以数字技术为载体的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模式应运而生。我国非羁押措施的数字化监管产生了电子手铐、电子脚镣、“非羁码”等一系列手段,但也伴随出现了运行规范缺乏、算法黑箱效应、侵犯个人隐私等问题。因此,可在制度和实践两个层面寻找完善路径:制度上,要明确非羁押措施数字化监管的法律性质和适用规范;实践上,需建设非羁押措施数字化运行平台、建立Buffer缓冲区行为预警机制、强化检察机关监督效能。

轻罪案件非羁押诉讼:少捕慎押的全流程推进

少捕慎押是轻罪治理的必然选择,非羁押诉讼是司法实践中落实少捕慎押刑事司法理念的重要举措。各地司法机关对非羁押诉讼的适用做了诸多探索,通过减少羁押性强制措施、引入智能监管等措施,促进了非羁押诉讼运行的规范化、成熟化。但司法实践中,因受各地司法机关做法不一等因素影响,非羁押诉讼还存在适用案件范围过窄、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监管不足、刑事拘留与审判阶段转逮捕的比例较高等问题。因此,有必要扩大非羁押诉讼适用的案件范围,严格限制刑事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同时构建以“司法机关监管为主,人工智能与社会力量监管为辅”的多元监管格局,以保障非羁押诉讼顺利进行。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应然逻辑与实践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之提出,契合多元综合社会治理理念,体现强化公民人权保障、理性防控犯罪、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的司法治理逻辑。对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贯彻,在实践层面还存在取保候审适用范围不明确,保证金形式单一,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过长,罪犯漏罪或新罪将使其原减刑裁定失效,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过小,出罪免刑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需要在制度层面逐步扩大取保候审适用范围和明确其判断位序,增加其他财产类保证金形式,分阶段平均缩短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最长期限,特定条件下维持罪犯原减刑裁定效力,扩张相对不起诉适用范围至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及以下刑罚,拓宽出罪免刑机制等,以充分释放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政策效能。

少捕慎诉慎押背景下的刑事立案改革研究

少捕慎诉慎押是当前刑事诉讼推行的一项重要司法政策。该司法政策的出台背景是以司法治理来促进国家和社会治理,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其直接目标是改善办案方式,加大诉讼程序中的人权保障力度和促进预防犯罪。实践证明,该政策可以有效减少罪犯羁押和实现案件分流,促进社会秩序的恢复和增强社会和谐,但其只适用于刑事立案之后的环节,是在刑事办案过程中的案件合理分流,而不能在刑事案件的入口进行有效分流,因而对促进社会治理多元化、减少社会治理中的刑法依赖的功能有限。为缩小司法犯罪圈、避免社会治理过度依赖刑法,还应当在刑事立案环节同步改革,加大民事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并通过树立实质出罪概念来保持立案的谦抑性。

“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及其应对

“裁量前提”“裁量基准”和“裁量方案”共同构成了起诉裁量权的基本建制,并分别回答了“什么情况下得进行起诉裁量”“据以作出决策应当考量何种因素”以及“起诉裁量决策所允许的最终方案”问题。对此三个问题的不同答案的排列组合,形成了不同大陆法系国家或地区的起诉裁量制度的立法模式。我国“慎诉”政策背景下起诉裁量权的扩张,集中体现为酌定不起诉制度的“裁量前提”和“裁量基准”的去约束化,前者意味着执行层面突破“轻罪和未完成形态犯罪”的范围约束,后者表现为“情节轻微”和“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要件的模糊化处理,即在执行层面允许承办检察官在参酌案件情节、行为人情况以及公共利益等要素的基础上进行个案权衡。遵循“去约束化”的思路,有必要重新检视我国现有的不起诉体系的立法模式,并为起诉裁量权的扩张提供立法文本层面的规范理据。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刑事诉讼非羁押数字监控的适用困境与纾解——以“非羁码”为例

非羁押数字监控是信息技术与非羁押强制措施紧密结合的产物,非羁押数字监控在实践运行中存在着立法缺失、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泄露、数据伪造等风险。而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对降低审前羁押率、优化司法资源配置、实现控辩平等具有重要价值,具有进一步适用的正当性。基于此,当前应明确非羁押数字监控措施的法律性质及程序转换;同时明确被监管人的个人信息权;最后可以建立分层动态监控,保障诉讼的顺利进行。

“少捕慎诉慎押”政策背景下“社会危险性”认定的异化与匡正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的重心之一是“少捕”,“少捕”不仅涉及被追诉人的程序权利,而且深刻影响其实体权利。当前司法实践中诉前羁押率虽已下降,但仍需降低。在法教义学层面,贯彻“少捕”政策的核心要件是“社会危险性”。基于刑事一体化考量,“社会危险性”要件之认定存在实体、程序、证明三个维度的困境,阻碍诉前羁押率进一步降低。通过在实体维度限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及其解释性规定的外延,在程序维度重塑“社会危险性”审查结构、调整审查主体办案责任机制,在证明维度规范证据使用、明确证明标准,可以促使逮捕的适用回归理性,推动“少捕”政策的实现,继续降低诉前羁押率。

羁押的理性控制——羁押实质条件之完善

现行刑事诉讼法将羁押作为拘留与逮捕后续的当然状态,必然导致羁押的滥用。根据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未决羁押应属非常态的例外,故应通过完善羁押的实质条件予以理性控制,尽量减少羁押。建议将羁押从拘留、逮捕中剥离出来,并以现行的逮捕条件为基础,严格羁押的实质条件:适当提高羁押的证明标准,完善“罪疑条件”;对“罪重条件”加以必要的法定限制;明晰“必要性条件”,这是减少羁押的关键。

逮捕实质条件的理论反思——兼论逮捕实质条件的立法完善

基于无罪推定原则,国家不应该在宣布公民有罪之前羁押公民,但是,由于国家理性的限制,公民对于刑事纠纷的解决具有配合义务。这一义务的承担不是针对任意一个公民。追诉事实的可能性条件的功能就在于将负有特定配合义务的公民与其他一般公民区别开来。同时,诉讼风险决定了国家不能不惜一切代价追诉轻重不同的犯罪,追诉犯罪的严重性条件的功能就是在成本代价和惩罚犯罪的功利追求之间予以平衡。逮捕措施是程序性而非惩罚性措施,诉讼保障的必要性条件就在于准确体现逮捕措施的性质,从而具体实现逮捕措施的节约化。新一轮的立法修改,应该从上述三方面科学设计逮捕制度的实质条件,以实现羁押状态下等候审判是例外的通行原则。

径行逮捕制度质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径行逮捕制度,旨在明确逮捕条件,增加可操作性。但径行逮捕的三类情形不好把握,司法适用存在争议和疑难,与限制和减少未决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立法意图相悖。径行逮捕也与世界通行的羁押法规则不一致,堪称比较法上的孤例。这一修改并不妥当,应取消这类径行逮捕的规定,逮捕的适用应充分建立必要性审查机制。

“替代逮捕”与“办案需要”:指定监视居住的功能类型与程序冲突

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呈现出两种形态迥异的实践类型:"替代逮捕型"与"办案需要型",前者符合替代逮捕、减少羁押的立法预设功能,后者以保障侦查需要、更有效获取证据为主要出发点。然而,实践中侦查保障功能容易变成侦查功能,引发的办案安全问题导致羁押化,突破口供与替代逮捕之间存在冲突。为了完善职务犯罪"办案需要型"指定监视居住,应当明确其只有侦查保障功能而不是侦查功能,以合理解释"办案需要"、规范讯问程序实现功能区分,并以保障指居居所内人身自由、弱化办案安全的事后追责避免羁押化。

中美未决羁押审查程序比较研究

我国未决羁押采取行政化的审查方式加之缺乏其他的配套制度,导致司法实践中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完善我国未决羁押审查程序,应首先将羁押同拘留、逮捕分离,引入羁押听证程序,并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服听证结果的上诉权、申诉权和定期申请审查权。

论被逮捕犯罪嫌疑人的司法复议权

被逮捕犯罪嫌疑人没有常态的法律救济途径有悖于"有权利必有救济"的现代法治理念,也是造成目前羁押随意化和高羁押率的重要因素之一。赋予被逮捕犯罪嫌疑人司法复议权,既是司法实践的现实需要,也有其深刻的法理基础和立法依据,应在法律上加以确立和完善。

论我国未决羁押制度的现状与完善

未决羁押在我国已经是一种对待犯罪嫌疑人的常态化处置方式,由于混同了逮捕与羁押,导致未决羁押司法审查的缺失及司法救济的虚无。应当从根本上对未决羁押制度进行完善,实现逮捕与羁押相分离,设置独立的羁押审查程序,让中立的司法机关对羁押的根据进行司法审查,从而将未决羁押纳入司法控制的范畴,赋予被羁押者对羁押合法性提出质疑的权利,利用司法权来保障被羁押者免受非法羁押。

论寄押的性质及其适用

寄押或者临时性寄押是刑事诉讼中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一种特殊强制执行措施,是刑事拘留或者逮捕后的一种特殊状态,不是一种新的强制措施。因此,寄押必须遵循《刑事诉讼法》对刑事拘留或者逮捕的相关规定。寄押的期限以及此后押解路途的时间都应该算入刑事拘留的时间。检察机关有必要对寄押进行有效的监督,保障保证被超期寄押的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的救济权利。公安机关应就被错误寄押的期限和押解路途时间对被羁押人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论人权保障语境下的捕前羁押制度改革

目前,人权保障已经成为时代主题。国家要尊重和保障人权,政府要保证公民幸福而有尊严地生活。犯罪嫌疑人在无罪推定的语境之下,应该享有正常的人权保障,在未经公正审判确定其罪的情况下,以羁押的方式剥夺其作为基本人权的人身自由,需要严格的审查方式,因为羁押在折抵刑期的意义上与徒刑所带来的惩罚是相当的。

轻罪羁押之惑与破解进路

犯罪结构转变的时代背景下,我国轻罪羁押率仍然偏高,羁押办案的倾向仍有所显现。轻罪羁押问题早已潜伏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之中,其产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继续维持这种羁押倾向显然是对“少捕慎诉慎押”司法政策的背离,同时也表明我国司法文明程度有待提升,长此以往也必将导致强制措施制度空转的恶循环。要破除流弊,就需要多措并举,切实转变司法理念,完善相应机制构建,消减非羁押措施制度空转,如此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轻罪羁押倾向,回归强制措施本质定位。

逮捕制度之完善

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