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王风·大车》中“死则同穴”所反映的东周墓葬制度

《诗经·王风·大车》中的“死则同穴”一句,反映了东周洛阳地区男女因社会身份差异而无法结合的情感冲突。传统研究多集中于诗歌的情感表达,较少关注“死则同穴”这一句是否揭示了实际的墓葬制度。本文通过分析东周时期的夫妻合葬制度和殉葬习俗,探讨该诗句是否真实反映了当时的墓葬习俗。研究认为,“死则同穴”可能反映了夫妻合葬制度从并穴为主到同穴为主的过程。此外,这句话也可能与殉葬现象相关。本文的分析不仅深化了对《诗经》社会文化背景的理解,也为研究古代墓葬习俗提供了新的视角。

姜家梁遗址叠葬墓相关问题研究

小河沿文化姜家梁遗址中出现了大量的叠葬墓,这些墓均为上下叠葬,人骨多未经扰动,为一次葬,存在至多五人叠葬的现象,且存在部分同性叠葬墓。因这些叠葬墓基本处于墓群边缘且大多无随葬品,故姜家梁遗址中的叠葬墓等级并不高。叠葬墓的出现应与姜家梁先民的联合家庭形式与原始宗教观念相关,先民们希冀使用这种方式令亲人死后的灵魂能够相聚,从而维护自身的氏族观念及内部团结。同为小河沿文化的南宝力皋吐墓地中也出现了一座叠葬墓,但其形制与特征均与姜家梁遗址中的叠葬墓不同,二者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交流。

甘肃临潭磨沟齐家文化墓地发掘的收获与意义——“200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磨沟遗址位于甘肃省临潭县境内,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遗址东北部的齐家文化墓地保存基本完整,且规模较大。发掘结果显示:墓葬结构及埋葬过程十分复杂,埋葬方式多样,并存在殉人现象,尤其首次确认了合葬墓所具备的多人多次合葬特点。对于研究齐家文化的埋葬制度、婚姻家庭形态等学术问题,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试论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葬制

本文依据历年来的考古资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探讨了雍城秦公陵园的墓主及排序,认为每一座陵园只对应一位国君,一座陵园内的多座大墓,反映了一代秦公与其夫人、次夫人的并穴合葬关系,同时确定了陵园的布局规律,秦公墓在陵园内西南,秦公夫人、次夫人在陵园内东北,而陪葬墓区则分布在陵园外东北。

梁带村芮桓公夫妇墓随葬青铜器的性别观察

陕西韩城梁带村M27、M26、M19被认定为春秋早期芮桓公及其两位夫人的并穴合葬墓。本文通过对M26出土的一组"弄器"的分析,认为这组器物有着明确的性别意义。其中镂空方盒、圈足贯耳罐当系两周之际的女性专属品,双层方鼎的裸人形足亦有鲜明的女性特征,可当做女性"性别代码"看待。而小鍑、圈足匜、单把罐及镂空方盒的足部皆与山西闻喜上郭村两周之际的考古学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这几件器物可能正指示着墓主来自何方,反映着墓主的婚姻关系。通过比较,笔者认为M26的墓主可能是由上郭村一带嫁入芮国的女性。

古代帝陵中的“合葬”“祔葬”与“陪葬”

“合葬”“祔葬”与“陪葬”是帝王陵墓葬制的重要内容,显示出后妃、宗室以及功臣等人员同帝王的从属关系,同时也是历代王朝政治格局、丧葬礼制的重要反映。“合葬”始终是帝后同葬的重要表达方式,是古代社会道德伦理和礼仪秩序的根本;“祔葬”和“陪葬”因时代不同而内涵有所差异,整体反映了从先秦时期“天下国家”向汉代以后“家国同构”的转化。

陕西西安长安区唐牛相仁墓发掘简报

2003~200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对位于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古墓葬进行了发掘。其中唐麟德二年(665年)的牛相仁夫妇合葬墓保存较好,为探讨唐高宗时期中下级官吏的丧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资料,出土墓志则为考证唐长安县义阳乡的地理位置提供了重要证据。同时,该墓还出土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保存完整的三彩瓶,对研究唐三彩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价值。

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的母婴合葬现象

新疆吐鲁番加依墓地位于吐鲁番市亚尔乡加依村南3公里的戈壁台地上,其年代大致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本文结合人类骨骼考古学、死亡考古学与临床医学的方法,对其中4例疑似的母婴合葬墓(M31、M70、M222、M224)进行了研究。通过对墓葬中遗骸的生物学信息以及埋藏位置信息的采集与分析,判断这4座墓葬中的个体关系应当为母亲和其婴儿。其中,3座墓葬中的母婴个体为分娩后死亡,1座墓葬中的母亲和胎儿个体死于孕期或者分娩过程中。造成这些个体死亡的直接原因可能是难产和产褥期疾病,营养不良和感染性疾病等因素也增加了他们的死亡风险。这4座墓葬一方面体现了古代女性生育所面临的困难,一方面体现了加依先民们对于母婴联结以及"灵魂"的认识,将母婴葬于一室不仅是对死者的关怀,更是对生者的告慰。本文的研究旨在为解读古代遗址中的母婴合葬墓提供一个新视角。

墓茔高岸今犹在 千古遗骸皆可史——大溪文化新出土男女屈肢合葬墓的文化人类学价值

2007年6月25日在渝东南酉水流域大溪镇笔山坝月亮湾出土了距今6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学界把它与长江三峡的大溪文化相提并论。其采石场、石器和陶瓷制造场等表明其生产力已达到较高水平。其男女双人合葬古墓则从另一方面提示出当时尚处于极其特殊而残暴的殉葬文化时代,古墓葬作为一把打开历史文化密码的钥匙,昭示出当时男女社会地位的悬殊与不和谐,与中原殷商时代的殉葬制度相近,在古代政治学、历史学、民俗学、人类学等研究方面具有重要的价值。

陕西西安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合葬墓发掘简报

2013年底,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南郊长安区航天产业园内发掘夫妻合葬墓一座,该墓为长斜坡墓道多天井单室土洞墓。墓葬形制较为完整,虽被盗扰破坏,随葬品多被损毁,但出土陶俑群组合关系相对完整,种类较为齐全。尤其两合墓志的出土,确认为西魏乙弗虬及夫人隋代席氏的合葬墓。该墓的发现为西安地区西魏至隋时期的墓葬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陶家村北周墓发掘简报

2018年末至2019年初,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陕西西咸新区空港新城陶家村周边发掘了一批古代墓葬。其中M2、M18、M19为斜坡墓道双天井单室土洞墓。墓葬虽经盗扰,但仍出土了一批制作精美的随葬器物。尤其是M18、19人骨保存较好,在甬道南端各出土了2件通高约75厘米的陶俑,较为罕见。结合墓葬形制及出土器物来看,这几座墓葬的年代应为北周至隋。

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的时代及墓主身份的讨论——兼论东晋时期的合葬墓

据南京大学北园东晋大墓墓葬形制的时代特点,及墓内遗物可区分为东晋早期前段、东晋早期后段和南朝3组,并依据文献记载推定其建于东晋初年的元帝建平陵,主室后部东西两侧所葬二人分别是元帝司马睿及被追尊的虞皇后,侧室内葬人可能是明帝生母豫章郡君荀氏。

隋文帝泰陵考古调查勘探简报

2010年5~6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隋文帝泰陵陵园及隋文帝庙遗址进行了全面地考古调查和勘探,搞清了隋泰陵陵园的平面布局,证实了文献关于泰陵“同坟异穴”的记载;隋文帝庙遗址上发现的城址,带有4个马面,可能利用了早期的建筑,兼具防御与祭祀功能。

关于直埋膨胀节在蒸汽管道中设计、施工及运行管理的探讨

蒸汽管道直埋敷设在我国尚属探索阶段，基础理论还不完善，本文根据我公司近几年在蒸汽管道安装运行经验，就直埋蒸汽管道在设计问题、压力管道元件——膨胀节的设计及选用等方面问题、保温材料及保温结构的选择、运行方面的问题进行分析及探讨，以期为膨胀节在直埋蒸汽管道的设计施工中的应用提供更多的经验和参考。

超深埋大直径盾构法调蓄隧道的防水设计

针对上海苏州河段超深埋、衬砌需承受内外水压的大直径盾构法调蓄隧道,论述了管片接缝防水设计的思路,其包含接缝密封垫的防水指标要求、双道密封垫的设置原因、衬砌变形缝防水、螺孔防水、嵌缝及手孔封堵等内容,并重点介绍了密封垫的材质、断面构造形式、锚固式密封垫的应用情况以及密封垫的水压试验结果。

陕西高陵上徐吾村明代墓葬初步研究

2014—2015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市高陵区崇皇街道上徐吾村西清理明代墓葬21座,墓葬形制多样。部分墓葬还建造有精美的门楼,建筑构件完整,是研究当地古代埋葬习俗、民居风格的重要材料。其中4座墓葬中出土墓志,根据志文记述,确定这批墓葬为一处明代张氏家族的墓地。本文根据墓葬的排列及墓志内容考证,对该批墓葬反映的明代这一区域昭穆制度、合葬方式、"寿葬"、古地名考证等方面进行初步研究。

坝后浅埋管结构静动力计算研究

结合工程实例,对工程运行期4种不同荷载工况下管坝结合面应力情况和管道外包混凝土以及附近区域坝体混凝土开裂情况的计算分析,对施工期温度作用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坝后浅埋式压力钢管具有较高的结构安全度,从保证管道和坝体的安全整体性考虑,提出采用设置键槽或分缝处灌浆以及锚筋的方式加固坝体。

成都市高新区黄家官山M8和李家山M9的发掘

为配合成都市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基础设施的建设,受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2018年3~11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今四川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对规划园区内的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其中在黄家官山、李家山山岗顶部各发掘1座岩坑墓(图一),分别编号为2018CGZHM8、2018CGZLM9(下文分别简称M8、M9)。墓葬形制特殊,规模较大,出土陶器、铜器、玉器、铁器、银器、石器、漆器、骨器、铅器等。现将这两座墓的发掘收获简报如下。

试析川渝地区的汉代多人合葬墓

川渝地区的汉代多人合葬墓肇始于西汉早中期,初步形成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发展兴盛于东汉中晚期,是一种极具特色的地方丧葬习俗和文化。墓葬规模以中型墓为主,整体等级不高,使用人群多属社会中下阶层,其发展过程、使用主体及分布特点深刻反映出与豪族大姓和汉族移民之间的关系,对认识和研究汉代多人合葬习俗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山西长治唐代申屠氏合葬墓发掘简报

2015年11月,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对长邯高速公路扩建施工中发现的一座唐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掘时墓室半边已被破坏,部分文物散落。经清理发掘,仍出土有镇墓兽、镇墓武士俑、仪仗俑、墓龙、家禽家畜模型、生产生活明器、墓志等51件文物。因部分文物已不在原位,导致仪仗队列、器物次序等不甚明了。墓主四人分别为兄申屠师胄夫妇、弟申屠智胜夫妇,合葬于神功二年。长治地区历年出土有多座唐代墓葬,但兄弟夫妇合葬的现象较为罕见。该墓的发掘为研究长治地区唐代葬俗以及申屠家族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