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宏性本论与程朱理本论的同归与异趣

理本论创始于二程,但二程并没有解答理为气之本和理为性之本的所以然,这构成了理本论的待解之题。胡宏在继承二程本体论的基础上,将《易》之太极与形上之道互诠,为道气本体论提供了新思路。但在性本论的统摄下,胡宏更侧重于发明性对于气、理的本源地位,相比于二程以理为核心的理本论,二者呈现出同归而异趣的面相。而朱子则在诠释《太极图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将二程“未尝为一偏”的动静转化之理分殊为“动之理”与“静之理”,论证了理何以为气之本的问题。同时,朱子又以周敦颐《通书》对继善成性的划分为据,论证了理在先、性在后之说。相比于胡宏性本论,朱子则实现了对二程理本论的继承与超越,系统地证成了理本论。

动与静--《园冶》园说篇文句结构及论题刍议

本文关注了17世纪的造园名著《园冶》,并以"园说"篇为焦点。要旨有二:首先,在各注家对《园冶》原文断句及标点的基础上,提出一个关于文句结构及暗含论题的新认识;其次,阐明原文动静交替的暗含视界(horizon),突出各种关乎文化特征的前提。在这其中包含2个问题:1)在放弃三维透视空间作为园林设计的前提之后,讨论园林体验的主要理念是什么;2)如何看待原文中并未出现平面图和空间体验之间的逻辑关系。

易之“生”意与理学的生生之学

"生生之谓易"既是哲学家对宇宙相状的揭示,也是"易"本身的性质。从"天地之大德日生"到"易简"之善和"复其见天地之心",贯穿的都是同一个"生"意。理学继承前人又广加扩展,天地生物之心既是静与动的综合集成,又是天地生物与仁德流行的统一。从静体到动用,从"动之端"到"动之机",现象存在虽有生死显微,"生"之理却通贯不息。

论魏庄渠“天根之学”的静与动

黄宗羲认为,魏庄渠的"天根之学"在明代思想史上表现出了某种"转"的迹象,所谓"贯动静而一之",即这种"转"大致上可以看作是宋学系统向明学系统的转变。但是黄氏未免断言太早,庄渠作为一位"醇儒","天根之学"只是试图在"主静涵养"的工夫论基调中完成其"一元化",只是于"静"中似乎透露出了某些"动"的转化契机。通过以"天根"与"天机"为线索的动、静比较分析,可以管窥到庄渠学说与阳明学诸多学者学说的异同之所在。

艺术情境创造:隐与显 动与静──艺术辩证法之一

艺术品中引人入胜的情境，往往是艺术家创造的心灵旨趣 的反映。局部情境，可分为物（景）境与人物关系或动作冲突之境。前者如中国画、舞台美 术，后者如戏剧、电影、电视中的艺术表演、人物活动等。

“动-定序贯”动态辨析糖尿病脾胃分治

以范冠杰教授的学术思想"动定序贯"动态辨析糖尿病发病过程中,脾胃不同的致病机制,以期为糖尿病提供新的治疗思路。

比照和美的缺憾人生表现——对“小山重叠金明灭”词的美学释义

温庭筠的《菩萨蛮》,以“绮怨”见长,常借风花雪月、艺妓、贵妇之题,书写“非亨”“非利”“非贞”等人生诸多不如意之情事。这首词借用古代山水“比德”观的动静规则,省略了一系列动词;词人比照和美,主动挖掘女性的缺憾人生主题,其艺术创作为词坛首创一绝。

浅析武术套路中的动静观思想

中国武术的动静观,不仅注意身体运动表面的动静变化,而且强调人的身体和心灵整体内外的动静运动变化。动静是武术中最重要的一对阴阳范畴,武术讲究动与静的和谐,它深刻地反映在各种技术特点之中。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的比较

文章从宇宙化生、性情、卦爻三方面对苏轼、程颐的《易》学动静观作了比较,揭示了理学和庄玄之学两种解《易》思想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苏、程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的,而苏轼的“静”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为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

构建和谐社会的动力研究

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物质统一性原理,离不开运动与静止的统一、普遍联系、系统和矛盾的观点。要创新动力系统,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动力源。要构建效率和公平相统一的经济机制和沟通与合作的心理机制,强化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运行机制,增强干群之间的真实情感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王维“诗中有画”的模式

通过文献分析与比较论证,分析王维以"诗中有画"形成诗与画的相互交流模式问题。研究认为,王维山水诗有继承南朝与前盛唐传统的一面,更多的是诗与画交流后的创新;王维山水诗中"二维空间叠合",借助了山水画空间表现的形式;除了山水画的平远外,深远也见于诗中,以及暗示空间的"外",形成了简洁精约的模式;诗与画中动静、颜色与拟人化的表现,带有颇具个性的模式化的特征,然具有经典性。

芝诺悖论的逻辑分析

对芝诺悖论迄今尚未有全面、通俗而透彻的逻辑分析。这几个悖论的"神奇"之处在于,其结论的荒谬性不言而喻,但其论证却似乎难以挑出毛病:前提都好像是可接受的,而论证形式也仿佛没有违反逻辑规则。其实,它们的结论并非必然违背常识,一定条件下也可以成立。而在通常条件下,其结论之所以不可接受,实源于其论证中隐含着真正的逻辑谬误:把可带有统一度量单位的"无穷"与不可能有统一度量单位的"无穷"混为一谈,把相对于具体条件的现象(静止、运动、速度等)绝对化、无条件化,从而要么违反同一律,要么违反充足理由律。

苏轼与程颐易学动静观之比较

苏轼和程颐都是北宋易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比较二人易学动静观,显示出理学和庄玄之学这两种解《周易》思路的差异。关于宇宙化生,程颐、苏轼皆承认阴阳之“动”生出万物,而程颐从宇宙运动中抽绎出“理”作为最高法则,苏轼则归之于造化无心。落实于性情论,两人皆突出“静”的高明之境,然而程颐的心之安静是以长时涵养的道德自律为前提,而苏轼的“静”缘于应物无心、淡然自若的处世情态。体现在符号化的表征——卦爻上,程颐的动、静合“理”体现于爻位的嘉善,苏轼的动、静自然则体现于卦爻之间的动态平衡关系。

全国武术冠军王晓楠“侧踢抱脚直立”平衡动作的运动学分析

通过把单个静平衡动作从整个套路中提出来 ,运用定点拍摄单独进行三维运动学分析 ,定量地对技术动作进行研究 ,找出影响平衡动作的运动学因素 ,以供教练员和运动员参考。

针刺防治面瘫继发痉挛

"静极生动"是面瘫继发面肌痉挛的主要病机,临证时需先辨明证候真假。面瘫日久,所出现的面肌痉挛,为静极生动的"假动"。因此,在预防治疗中,要用"以动制动"的反治法来治疗。"未病先防"是防治面瘫继发痉挛的关键,为预防继发性面肌痉挛的产生,一则要早期干预面瘫的治疗,避免其向面肌痉挛发展,一则在面瘫的治疗中则加入预防面肌痉挛发生的穴位,来达到"既病防变"的作用。临床治疗以养血柔肝针刺法为主,取穴:风池、支沟、血海、阳陵泉、足三里、阴陵泉、三阴交、太冲。

辩证法与诡辩论区别探讨

唯物辩证法与诡辩论有严格的界限,在实际生活中也有明显区别。表现如下:使用概念上;一般和个别关系上;运动和静止关系上;真理二重性上;人性与对社会发展态度上。

“有我之境”中物我关系及“宏壮”美产生原因的辨析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有我之境”这一概念,并认为“有我之境”多表现为“宏壮”美。以叶嘉莹和佛雏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存在对立的利害关系,并以此为基础解释此境中“宏壮”美产生的原因。该认识有待商榷,“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不存在对立利害关系,而更可能是一种双向互动状态下的选取、吸引与补助和生发;探讨“有我之境”中“宏壮”美产生的原因,应结合康德对“崇高”的分析,以创作者经历了“由动之静”这一过程为关键,同时,也不能忽视作品接受者的作用。

基于动静观与阴火理论探讨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病机辨治

注意缺陷多动障碍作为儿科常见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之一,严重影响广大儿童身心健康与个人发展。中药在改善核心症状、减轻药物不良反应方面具有优势。中国古代动静观认为,疾病生于阴阳动静的失衡,阴火源于脾胃虚损后阳气升发与阴气静藏的动静状态失衡,是一种虚性火热邪气。凡动皆属火,此病理状态与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患儿神思涣散、行为躁动的表现多有相符之处。王俊宏教授认为,脾胃亏虚、元气不足为注意缺陷多动障碍的发病基础,阴火邸张、动静失衡为其病势动态,湿火闭塞、气机郁结为其病理因素,治疗上应以“除阴火、平动静”为总纲,健运脾胃以伏火、益气养阴以涵动、调和气机以通静,同时遵循儿童体质特点与动静药性配伍规律,附临床验案一则以供参考。

周子“太极-阴阳”的生生思想——基于“动静之神”的诠释

学界诠释《太极图说》大体以解读太极为前提。其中,以太极为形上之理的诠释,受限于形而上下的分判,在诠释“太极生阴生阳”上存在理解的困境。以太极为元气的诠释,着眼于气的自然生成,又难以落实价值层面的生生之道。事实上,周敦颐并非立足于太极揭示生生根源,同时也并非未反思元气说,给予阳变阴合根源性的说明。他主要立足于“动静互根”这一架构展开诠释,进而揭示“太极-阴阳”的生生思想。“动静互根”的诠释直接彰示与说明了极、神等根源性的内涵,展示出“太极-阴阳”为神妙的生生化成。一方面,这一诠释在未明确太极、阴阳内涵的情况下亦能落实生生的思想;另一方面,基于这一诠释而言的太极、阴阳显豁出有别于太极天理说、太极元气说的内涵。

易简与体用——以“易简”诠释的思想变迁为中心

在易学哲学史上,学者们对《系辞》中“易”“简”的思想诠释几经变迁。首先,汉唐注家往往将“易”“简”解为“无为之道”,并将其视作对乾坤体性的摹状;而朱子认为“易”“简”更偏向“动用”一端。从《系辞》本义来看,“易”“简”分说不能简单地从“静体”和“动用”的角度来理解,“易”指乾以动为本,但同时又兼虚静;“简”指坤以虚静为本,并兼动实。而“易简”合说又是对生生道体的摹状。其次,《易纬·乾凿度》提出了“虚无感动”说,易简的“道体”义被进一步强化。但此道体也不应以“体用”论之,所谓虚静、昭著只是易简之德的不同面向。最后,现当代新儒家对“易简”的讨论可视为易简诠释的新发展,其中蕴含着超越体用论并进一步推进“易简”讨论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