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与“中国”的交融--理解和诠释中国疆域形成与发展的路径

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体系中,“边疆”与“中国”是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的词语,今人从不同的角度又赋予了更多不同的含义,但只有二者结合在一起才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历代王朝虽然自称“中国”,但也应该动态地认识“边疆”和“中国”含义的变化,同时即便在全球的视野下审视“边疆”与“中国”的交融也需要有一个基点,这是“历史上中国”大讨论出现的价值所在。这一基点应该是将“中国边疆”的“中国”界定为以1689年中俄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为开端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的清代中国,其疆域属性由传统王朝国家开始转变为主权国家。

全球化叙事中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以多民族国家为中心的讨论

全球化叙事让原本以多民族国家为参照的个体身份分析框架遭遇来自超国家、跨国家、次国家组织的纵向挑战和来自社会组织、网络社群的横向挑战。推进“政治-法律”“文化-心理”双重身份分析谱系转换为以前者为纵坐标,以后者为横坐标的散点身份分析谱系,可以回应传统个体身份分析框架解释力不足的问题。散点身份分析谱系之下,多民族国家依然是个体身份认同的参照,但多民族国家动用法律、制度和政策手段干预身份认同的努力正在失效。全球化叙事中的“文化-心理”身份影响力会提升,在个体身份生态圈层中发挥重要作用,而多民族国家面临的诸多结构化挑战,终会在个体身份认同层面显现出来。

清朝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构:以宫廷南疆匠役、艺人为考察中心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四方文明竞逐、多元文化碰撞融会之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化艺术风格。清乾隆时期统一新疆以后,一批批拥有独特技艺的南疆回人,包括金银匠、玉匠、画匠、编织匠、乐舞艺人、求雨祈晴人等陆续由南疆被选送至京城。清朝对包括南疆回人在内的各民族工匠、艺人的招纳和重用,塑造了清代宫廷文化的多民族属性,是有清一代物质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缩影。他们做成的器物和参与的各类宫廷活动,也以文化符号的方式,生动展现了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与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的破解

西方的多民族国家建设,经历了同化模式、文化多元主义、整合模式,都未真正解开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给出了多民族国家建设的“中国方案”: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共同富裕为导向,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民族工作的主线,持续推进民族事务治理现代化。综观中国对多民族国家戈迪亚斯之结的破解,关键在于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多民族国家建设,坚持中华民族“一体”与“多元”的辩证统一,遵循国家治理的大逻辑,致力汇聚各民族的磅礴力量,共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多民族国家建设,为多民族国家破解民族与国家结构性张力的戈迪亚斯之结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经验。

清朝北疆地区察哈尔官营牧厂

为满足皇室、军队等的畜力及畜产品需求,清政府在察哈尔水草丰饶之地设有许多官营牧厂,如商都达布逊诺尔牧厂、太仆寺左翼牧厂、太仆寺右翼牧厂、庆丰司牛羊群牧厂等。为运转如此庞大规模的牧厂,各牧厂都配备了一定数量的蒙古牧丁,承担牧放和调驯牲畜的工作,且大部分皆征用自察哈尔八旗。清政府利用察哈尔蒙古人谙习游牧之长,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而使“内地无养马之烦”。察哈尔官营牧厂作为位于清朝北部边疆的官营牧厂,为清廷皇室提供了大量牲畜,并在清朝历次反侵略、反分裂战争中作出了积极贡献,捍卫着清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稳固与发展。

论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

中国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各个民族的内部认同在不断发展。但与民族的内部认同相比,国家的认同却不是一帆风顺地发展。在全球化深入推进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冲击下,应认真分析现代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理论与实践,吸取其经验教训,探索我国以国族认同为基础的全国范围内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方法,推动实现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的族际政治整合策略

新中国成立时,历史上由历史文化连结而成的众多民族群体在近代的民族构建中成为众多民族实体,中国成为现代意义的多民族国家。为了维护国家统一而对国内民族关系进行协调的族际政治整合,成为国家维持统一的重要机制,更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面对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先采取了制度整合、政策整合的策略,接着又采取了法制整合策略,近年来则增添了国族整合策略,从而形成了一个兼顾国家整合表层逻辑与底层逻辑的整合体系及相应的实践,并达成了族际政治整合的目标,有效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今天,依据国内族际关系的变化及其出现的特点,深入总结实践中的经验和教训,探索更具适应性和韧性的族际政治整合方式,仍然是必须认真对待的根本问题。

多元一体: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族际整合与合法性

多民族国家内部族际利益的整合对整个国家而言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将族际政治冲突控制在不致危及整个多民族国家生存的范围内,是所有多民族国家族际整合的底线,在这个底线以内,爱国主义无疑有着巨大的族际利益调适功能,这个调适过程是持续不断的,并应力求避免任何僵化的或倒退的方略。历史与现实都表明,民族的充分发育和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结成一个具有一致利益的共同体,更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们所要做的是确保族际利益整合的公正性及建筑其上的政治合法性,追求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整体性:方国瑜的理论贡献

方国瑜教授于1963年发表的《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是针对国内外一些学者将中国历史当作单一的汉族历史,将非汉族的中国少数民族的历史排除在中国历史之外的荒谬言论而提出来的。论文揭示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在经济与文化的整体性,在政治上分裂的偶然性与统一的必然性,在社会发展上的差异性与一致性,论述了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根本原因、历史真实和发展趋势。在面临新的边疆危机之时,我们重新学习方国瑜先生提出的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对于维护祖国的统一、加强边疆的建设、促进民族团结,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统一多民族的法理内涵

统一多民族是宪法的庄严宣示和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法治特征。具体来说,统一多民族以多民族为物质载体,以统一为固有特征,体现中华民族的精神内涵,散发民族特色思维,保持多民族的共存、共生和共进状态,促进多民族的多维发展,提供多民族的统一基础,追求多民族的整体国家价值。其中,基础内涵提供前提要素,主体内涵确立基本资质,国家内涵保障基本定位,哲学内涵提供科学支持,功能内涵发挥特色效用,法治内涵体现价值追求。

论多民族国家视域中公民文化的成长与政治认同的建构

中国是"多元一体"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始终是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题。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和变革,民族之间矛盾与冲突的变化,致使中国各民族政治认同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我国现代公民文化的培育和国家政治认同交织在一起,呈现出继承与创新、变革与重构的复杂态势。公民文化作为一种现代性、包容性的主导政治文化,成为加强和完善多民族国家政治认同的文化基础和新型资源。发展公民社会、培育公民意识、建构公民身份、维护公民权利,形成现代公民文化体系,是建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的必由之路。

多民族国家构建视野下的土司制度

土司制度是多民族国家中国构建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殊的政治体制,也是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重要内容,尽管以往学者们从历代王朝边疆治理或不同土司的个体层面已经有过很多研究,但笔者认为在宏观理论层面还是有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从郡县制下的特殊统治方式、土司制度也是羁縻统治方式的一种、改土归流是多民族国家建构的必然趋势三个方面进行论述。

多元一体与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

如何协调民族多元与国家一体的关系,是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要解决的基本问题,也是现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多元一体"是多民族国家民族结构的显著特征。我国是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理论是对我国一个主体民族的多民族结构的理论升华,也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要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作为现实起点。

中华民族复兴与民族意识塑造

将国家发展目标表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所未有地凸显了中华民族的地位、突出了中华民族的状况与国家发展目标之间的内在联系。铸牢中华民族意识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关键性、枢纽性意义,为通过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施加影响来促进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于是,中华民族意识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塑造便具有国家治理和促进国家发展目标实现的突出意义。而要达成促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的目标,首先要明确中华民族当前的发展阶段、具体形态、基本属性和内部结构;其次要明确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演变的内在规律、机制和关键环节,明确影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塑造的相关因素和历史机遇,进而明确主要矛盾并把握住机遇。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全面统筹、综合施策,才能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目标。

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有着紧密的理论与现实渊源。前者对后者既有一定意义上的理论深化,同时又是对后者所面临挑战的现实回应。就二者的关系而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存续的必要条件,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结构性基础,因而在一定意义上也框定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路径。

国家建构、族际政治整合与公民教育

族际政治整合是多民族国家国家建构的重要议题。族际政治整合是各民族、各族群共同的政治与文化认同的形成过程,其核心是各民族成员对公民身份的认同,而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层次性和多元性,决定了公民身份认同必须经由公民教育来实现。公民教育是关涉公民资格或公民身份的教育,是旨在促进国民形成公民身份认同的教育,其实质是培养合格公民或"好公民"的教育实践活动。对多民族国家而言,公民教育面临的内在张力,需要通过长期的探索和实践来解决,但不管怎样,强化各民族成员的公民教育,无疑是化解这些内在张力的基本方向。

国家认同:现代多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的构建目标

现代民族国家大都是多民族国家,多民族国家成员的身份是多重的,因而他们的认同结构也有层次性。国家认同整合了各民族的历史、传统和信念,体现多元一体的价值,居于最高认同层次。为实现构建共同体意识的最终目标,国家认同通常借助政治符号的作用使多民族国家成员对国家的感知具象化;并且通过政治仪式以情境化方式在时空场域中凝结共同记忆。新中国70年的建设实践表明,多民族国家在发展建设中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民族团结,通过共同繁荣保持民族的特性与文化的多样;同时在国家的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发展中增强了共同体意识。

民族区域自治与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

多民族国家是现代民主国家的普遍形式,在国家主权范围内选择自治模式是其重要的制度建构。民族区域自治基于一体与多元的制度设计,是中国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基本制度架构。但在新的形势下,民族区域自治基于一体的制度创新不足与基于多元的制度创新不够,使得这一制度的政治整合功能尚未充分发挥。因此,创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提升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化整合效能是当代中国实现多民族国家政治整合的现实路径。

费孝通的三个重要理论都过时了吗?——对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范式转型的思考

70年以来,费孝通就中国社会陆续提出了"差序格局"理论"多元一体"理论"文化自觉"理论。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三种主要理论全都显得有些过时了,都需要向前推进,以便适合新时代发展的需要。经济社会的全面大转型要求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者总结中国经验、讲出中国理论。然而,面对理论创新的不足,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亟需形成新的学术理论或者研究范式,也正在形成从"差序格局"到"社会结构转型",从"多元一体"到和"一国多族",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的转变中。

民族“视角”呼唤与时俱进——谈当前民族研究中的热点话题

近来国内出现一些质疑、否定我国现行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文章,其所依据的是质疑或否定民族平等的公民平等观、民族注定要消亡的发展观以及崇尚民族国家的国家观等似乎"不言自明"的原理。但无论是近代以来的各国历史和实践,还是当代众多科技和人文理论成果,都已经证明而且仍在证明,传统的简单、绝对化的平等观正在让位于包容性平等观;以旨在同质性为根本的未来发展观,逐渐为欣赏多样性的共生发展观所取代;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为基本特征的民族国家观,不仅早已被国家宪法所不容,更为当代主流历史进程所唾弃。尽管我们的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仍需要不断完善调整,但包容性平等观、共生发展观和多民族国家观理应成为当今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的基本依据和基础,理应贯穿于相关研究和实践之中,以实现多民族国家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