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公私相互激励与环境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

由于森林破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森林治理进程能够催生包含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关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或聚焦绩效分析而忽视对伙伴关系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究,或过度强调公私合作而忽视非协调性公私互动的激励效应,不利于全面理解森林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本文提出,以森林治理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一贯以公私协作为主基调,其内公、私部门的互动关系可呈现公有部门主导、私有部门主导和公私共治三种模式,其演化动力是公、私部门间的相互激励。一方面,公有部门的政治授权为私有部门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初始激励,而多边环境谈判的僵局又能进一步激励私有部门独立采取跨国治理行动。另一方面,私有部门主导的创新性治理实践能够增强公有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意愿,而私有部门主导的治理又可能出现逐底竞争和发展速度不足的问题,这又反过来激励公有部门的行动,促进公私共治模式的出现。全球森林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从国家主导(多边缔约),转变为私有部门主导(供应链治理),进而发展为公私共治模式。该演变进程的各阶段均体现了公、私部门相互激励的逻辑。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进展

简要叙述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自生效以来取得的新进展,包括供资战略的实施、履约进展、方便获得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以及促进履约的计划和措施等,以期为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则会很快成为现实。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欧盟多边投资法院：动因、可行性及挑战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与争论。欧盟的多边投资法院(MIC)是针对现有ISDS机制的系统性缺陷提出的最彻底的改革方案。从其制度安排来看,MIC更能确保裁决的一致性与正确性、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与费用。然而,MIC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以及各方对ISDS机制改革的深刻分歧使得建立MIC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当抓住ISDS机制多边化改革的契机,参与MIC谈判,为将来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利我利他的宏伟国家战略。中国应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加强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在国内应当主动规制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推进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用金融机构加强对海外投资环境行为的监督;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利用双边和多边条约来规制海外投资行为。

析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在WTO体制下能否缔结一部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协定,始终是WTO成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并认为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互联网治理的进程、模式争议与未来走向

互联网一经发明就一直伴随着治理,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史。全球互联网治理大致可分为IETF技术治理、ICANN私人治理、联合国参与治理、后WSIS与后WCIT并存治理四个阶段。互联网的治理史同时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迁史。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已进入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存与冲突的时期。两种治理模式在指导原则、治理动机、治理目标、合法性来源、利益攸关者代表、政府角色、治理功能、治理权力、政策制定程序、程序透明度、治理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冲突。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根本冲突表现为对"谁拥有互联网治理权力"问题的不同认识上。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理念和其涵盖的4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的底线,促进现有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妥协和融合,构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为了保障多方平等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尽快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互联网治理国际条约》。

略论反恐多边条约的国内实施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目前日炽的一种国际犯罪,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预防和打击,缔结了一系列反恐多边条约。反恐多边条约的实施主要是缔约国的实施(即国内层面上的实施),可以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两种模式。反恐多边条约的国内实施于惩治和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恐多边条约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某些弊端或不足,亟须完善,关键是要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特别法。

最惠国待遇条款“失控”了吗?——论国际投资条约保护的“双边主义”与“多边化”

在双边互惠主导的投资条约体制下,最惠国待遇条款可将投资条约的"双边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从而协调不同条约的投资保护标准。但是,最惠国待遇条款不能将投资条约的任何承诺予以"多边化"。该条款适用于条约中的投资实体待遇,但不适用于条约的适用范围条款以及投资争端解决事项,除非该条约有明确的相反约定。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仲裁实践,超出了投资条约的本意。为应对其扩张解释倾向,缔约国可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予以限定。

WTO绿色规则与MEAs(多边环境条约)协调之分析

贸易与环境必须协调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涉及贸易与环境的WTO规则与多边环境条约(MEAs)之间的关系应怎么协调成为人们面临的现实问题。WTO绿色规则与多边环境条约(MEAs)在PPM s标准、实施贸易措施的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冲突。为了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建立一个WTO秘书处与MEAs秘书处之间的合作机制促使两个不同性质的机构相互了解,探讨或磋商协调的方法;从保护环境的角度出发,可以在WTO体制中确立优先适用MEAs的标准;在实践中,运用WTO争端解决机制来协调两者发生的纠纷以及允许并确保非政府组织的参与;在一定条件下,签定一个关于履行多边环境条约而采取贸易措施的协议来协调两者的关系。

略论多边刑事条约的概念、特征和种类

基于有关国际法律文件之规定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并主要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多边刑事条约的概念、特征和种类进行了界定、概括和划分。

论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条约法的发展与挑战

区域贸易协定具有条约的法律属性,但也有不同于传统的国际条约的新特征。本文从传统国际条约的内涵和特征分析入手,对比了区域贸易协定的条约法律属性与特征,并从实例分析出发,概括出区域贸易协定所展现出的21世纪的国际条约的新特征,强调应该用科学发展的观点看待区域贸易协定对国际条约法的贡献:一方面推动了国际条约法的完善与发展,另一方面也对条约法提出了新的挑战。

条约保留程序问题研究

条约保留是条约法理论和实践中最为复杂的问题。条约保留的《实践指南》对于条约保留制度的发展意义重大,并且仍在不断地发扬光大。在国际法中,条约保留有其存在的法理基础,条约保留的提出程序在条约法公约和《实践指南》中有严格规定,并不断顺应形势要求发展壮大。中国在大力推进法治进程中,应主动消除条约保留实践中的不足,积极践行条约保留制度的新发展。

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发展趋势研究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也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如果得到有效地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指日可待。

我国对越南投资的国际法框架及完善

我国对越南的投资需要相应的国际法保护。根据对中越多边及双边投资国际规范的比较分析,我们发现前者存在作用有限、成本较高等问题。为此,我们应把保障中国对越投资的重心放到中越双边投资协议上,并利用我国所参加的双边或区域性投资协议推动全球性投资国际法制的确立及完善。

多边税收协定:税收协定的未来发展

国际上现有的双边税收协定最终应发展到多边税收协定的形式。本身就是多边谈判结果的OECD税收协定范本可以作为多边税收协定的谈判基点;当今世界经济相互依赖性不断增强,国家更可能考虑他国的利益。世界主义可以作为多边税收协定的伦理基础,世界主义主张个人在本国边界以外寻求发展和完善。多边税收协定为此提供了更大的机遇。根据建构主义理论,多边税收协定有助于塑造缔约国集体主义身份以及世界主义文化。

试论条约机构与多边条约的实施——以多边环境协定的缔约方大会管理模式为例

条约机构对多边条约的实施这种方式,具有集体性、多边合作性、持续性、长期性以及预防性的特点,它使多边条约的实施更为有力,更能保证条约得以遵守。对于国际法而言,它是在国家自觉遵守和独力自救这两种传统的国际法实施方式之外,新发展起来的一种实施方式。它使国际法的实施从单边向多边、从单独执行向合作实施、从各自监督向集体监督发展。它是国际法上一大突破,丰富了国际法的实施方式,提高了国际法实施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