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ing Cooperation in Space for Better Future Summary of the Keynote Speech at the Second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pa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Since the Asia Pacific Workshop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pace Technology and Applications was held in Beijing in December, 1992, the preparatory committee for Asia-Pacific Space Co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Liaison Committee for AP-MC-STA have done many fruitful works. Thanks to the First Asia Pacific Conference on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Space Tech-

美日同盟调整:现代化、一体化和多边化

同盟一般会伴随实力的变化发生调整。美日同盟的调整表现为:一是同盟的现代化,美国要求日本承担更多责任,反映了美国由于霸权衰退不得不谋求日本发挥更大作用的现实;二是同盟的一体化,美日两国在军事领域加强共同指挥和作战机制的统合,在武器部署上也实现一体化,导致日本进一步失去自主性;三是同盟的多边化,美国为了推行“印太战略”遏制中国,鼓励日本与其他地区盟国和伙伴国建立军事联系,除了印度、澳大利亚和东盟国家之外,日本也在美国的默许下与欧洲国家进行军事合作,试图在亚太地区建立一个以美日同盟为核心的多边战略集团。美日同盟的调整,给亚洲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带来不确定因素,也使日本在美国的战车上越绑越紧。

WTO的未来:诸边协定是提振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路径

随着全球矛盾的加剧,世界贸易组织(WTO)各成员对统一规则的接受程度在分化,通过开放的诸边谈判达成更多共识,是中国等WTO成员为解决WTO谈判僵局所采取的创新举措。联合声明倡议(JSIs)以创新的方式使谈判功能现代化,使WTO更具相关性和弹性,有助于恢复WTO在世界贸易中的中心地位。如果联合声明倡议采取开放式的诸边模式,则不违背WTO的多边基础,不违反《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在一般国际法上具有合法性。在无需对WTO规则进行修订的情况下,将联合声明倡议成果添加到WTO法律框架中的不同路径有:修改承诺表、纳入《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附件4“诸边协定”和制定软法。在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提振多边主义的有效途径是通过诸边方式达成诸边协定,并使其逐步多边化直至适用于所有WTO成员。中国应把握好方向,制定好策略,对标联合声明倡议谈判成果,促进WTO谈判模式改革向着更加合理、有效的方向发展。

公私相互激励与环境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以全球森林治理为例

由于森林破坏问题的复杂性,全球森林治理进程能够催生包含国家和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关于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既有研究或聚焦绩效分析而忽视对伙伴关系特征及其演化规律的探究,或过度强调公私合作而忽视非协调性公私互动的激励效应,不利于全面理解森林治理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演化。本文提出,以森林治理为代表的环境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并非一贯以公私协作为主基调,其内公、私部门的互动关系可呈现公有部门主导、私有部门主导和公私共治三种模式,其演化动力是公、私部门间的相互激励。一方面,公有部门的政治授权为私有部门参与环境治理提供初始激励,而多边环境谈判的僵局又能进一步激励私有部门独立采取跨国治理行动。另一方面,私有部门主导的创新性治理实践能够增强公有部门的治理能力和意愿,而私有部门主导的治理又可能出现逐底竞争和发展速度不足的问题,这又反过来激励公有部门的行动,促进公私共治模式的出现。全球森林治理中的跨国公私伙伴关系从国家主导(多边缔约),转变为私有部门主导(供应链治理),进而发展为公私共治模式。该演变进程的各阶段均体现了公、私部门相互激励的逻辑。

应对世界投资法律转型助力中国投资条约升级

中美投资条约谈判是中美两个大国间的一场世纪谈判。在世界投资条约制度面临合法性危机的背景下,中美两国开展投资条约谈判,无论谈判结果如何,都会对投资条约制度的改革、明确两国立场、促进中国投资条约政策升级产生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综合利用法政策学、法解释学和比较法学的方法,对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动力机制、政策选择和升级版的中国投资条约的核心规则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打造第四代中国投资条约的对策建议。研究发现:(1)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具有经济、政治和国际关系治理上的三重动因。在经济上,中国对外投资的增长,要求中国升级投资条约以适应从资本输入国向兼具资本输入与输出国身份的转换。在政治上,中国实施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赋予其将投资领域投资条约升级作为“以开放促改革”的重要手段的价值。在国际关系治理上,提升国际规则制定话语权需要中国以升级投资条约来应对。(2)中国升级投资条约应采取均衡自由主义的政策取向。中国应进一步提升投资自由化,同时保障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权利义务的平衡,在准入阶段赋予外国投资国民待遇的同时实施负面清单管理。(3)以均衡自由主义为标准,形成升级中国投资条约的具体规则建议。其中,在公平与公正待遇条款上,将公平与公正待遇与国际法最低待遇标准相联系,进一步明确该条款的内涵。在征收和赔偿条款上,将被征收投资的公平市场价值作为认定征收赔偿额的标准,并明确限定间接征收的认定标准。在社会责任条款上,突出纳入社会责任条款的必要性,又应谨慎对待此类条款的约束力、强制力和可仲裁性。在争端解决条款上,既进一步丰富完善投资仲裁规则,减少规则解释弹性,又通过发展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来应对新型投资争端,防止争端解决政治化。研究揭示的中国升级投资条约的动因、政策选择理据以及详细的实体性和程序性条款建议,反映了中国对世界投资条约改革的立场,在对美国开展双边投资条约谈判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为中国投资条约政策未来的发展和进行新的双边投资条约谈判提供了借镜。

《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实施进展

简要叙述了《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国际条约》的目标和内容以及自生效以来取得的新进展,包括供资战略的实施、履约进展、方便获得和利益分享多边系统建设以及促进履约的计划和措施等,以期为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工作者和政府有关部门提供参考。

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解决和避免国际环境争端已成为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论题。无论是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还是新近多边环境协定的谈判和实施过程中,国际环境法的遵守问题都引起了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学者的关注。多边环境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WTO规则,是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主要法律渊源。在一定范围内,这些多边条约和条约体系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又相互矛盾和冲突,呈现出国际环境争端解决机制的独特发展形态。

论国际投资法制的多边化发展趋势

从1948年《哈瓦纳宪章》到WTO的TRIMS,国际投资法制经历了从多边投资条约的失败到双边与区域性投资协定繁盛这样一个发展过程,但是国际投资法制多边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过。晚近国际投资法制一致性发展的需要、投资者与国家及国际组织的努力推进,使得国际投资多边法制建设产生了可能性也具有可行性。未来多边投资条约中的重要问题如平台建设、争端解决机制、既有条约与未来多边投资条约的关系等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多边投资条约的产生则会很快成为现实。

选择性退出、多边间竞争与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

特朗普改变前任对国际制度的承诺和支持,在国际政治中执行了一种反制度化的国际战略。特朗普的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由指导原则、主要目标和执行措施构成,是“美国优先”国家安全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反制度化战略以选择性退出主义和竞争性多边主义为基本原则,通过国际制度内的抗议、退约、机制转移及新建国际制度等多重措施,试图把国际制度作为继续维持霸权地位的工具。反制度化国际战略具有历史延续性和当前特殊性相结合的特征,反映了美国的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美国自认是自由国际秩序的牺牲品,力图改变现行国际制度体系;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恐慌和美国的地位焦虑,加速了美国终结其接触与融入的国际制度战略;而特朗普本人对国际制度持质疑态度,执意实施反制度化国际战略。特朗普反制度化战略引发多边主义危机,进一步恶化了基于规则的国际制度体系。不过,这一战略无法阻止多边主义和多边制度的发展演进。反制度化战略能否成功实现,取决于目标、能力与执行的匹配度及多极化的发展趋势。

欧盟多边投资法院：动因、可行性及挑战

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ISDS)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激烈的批评与争论。欧盟的多边投资法院(MIC)是针对现有ISDS机制的系统性缺陷提出的最彻底的改革方案。从其制度安排来看,MIC更能确保裁决的一致性与正确性、保证法官的独立性与公正性以及节约案件审理的时间与费用。然而,MIC在制度设计上的不足以及各方对ISDS机制改革的深刻分歧使得建立MIC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应当抓住ISDS机制多边化改革的契机,参与MIC谈判,为将来的国际投资争端解决机制贡献中国智慧。

赠与人“撤销权”的厘定与赠与制度的基本构造

理论上对赠与人撤销权制度的认识存在着极大的分歧。赠与人的撤销权为民法撤销权体系中的特例之一,它实际上应被称为“撤回权”,并具有后悔权的意义,在性质上更类似于解除权。赠与人的任意撤回权与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攸关,是旨在弥补赠与被立法确认为诺成合同后对赠与人要求过苛的弊端而设计的救济性手段。任意撤回权的行使虽为法定,但赠与人亦应赔偿受赠人因此所遭受的信赖利益损失,且其责任基础不是一般所认为的缔约过失责任而应是违约责任。

“一带一路”建设中的环境保护法律制度构建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政府提出的利我利他的宏伟国家战略。中国应从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加强环境法律制度建设:在国内应当主动规制海外投资的环境行为,推进中资企业的社会责任,利用金融机构加强对海外投资环境行为的监督;在国际层面,中国应充分发挥亚投行的作用,利用双边和多边条约来规制海外投资行为。

析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在WTO体制下能否缔结一部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协定,始终是WTO成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并认为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互联网治理的进程、模式争议与未来走向

互联网一经发明就一直伴随着治理,互联网的发展史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史。全球互联网治理大致可分为IETF技术治理、ICANN私人治理、联合国参与治理、后WSIS与后WCIT并存治理四个阶段。互联网的治理史同时也是一部互联网治理模式的变迁史。目前的互联网治理已进入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互联网治理模式并存与冲突的时期。两种治理模式在指导原则、治理动机、治理目标、合法性来源、利益攸关者代表、政府角色、治理功能、治理权力、政策制定程序、程序透明度、治理影响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冲突。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根本冲突表现为对"谁拥有互联网治理权力"问题的不同认识上。互联网治理的未来走向应该是在借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互联网普遍性"理念和其涵盖的4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承认多利益攸关方和多边两种治理模式的底线,促进现有两种治理模式之间的妥协和融合,构建各方都能接受的新型互联网治理模式,即构建多方平等治理模式。为了保障多方平等治理模式的实现,应尽快制定具有国际法效力的《互联网治理国际条约》。

略论反恐多边条约的国内实施

国际恐怖(主义)犯罪是目前日炽的一种国际犯罪,国际社会非常重视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惩治、预防和打击,缔结了一系列反恐多边条约。反恐多边条约的实施主要是缔约国的实施(即国内层面上的实施),可以分为直接实施和间接实施两种模式。反恐多边条约的国内实施于惩治和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犯罪发挥了重要作用。反恐多边条约在我国得到了很好的实施,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某些弊端或不足,亟须完善,关键是要尽快制定一部专门的反恐特别法。

欧共体明示与隐含缔约权力浅析

欧共体在对外关系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先后占主导地位的明示缔约权力原则与隐含缔约权力原则。关于明示缔约权力,《罗马条约》已有“共同商业政策”等明示规定,其含义通过欧洲法院的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隐含缔约权力是欧共体对外缔约的另一重要法律基础,是其缔约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平行发展原则派生于欧共体的隐含缔约权力原则,对欧共体对外缔约活动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兼评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

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 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 2 0世纪以来合同法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价值论基础 ,就在于诚实信用原则所体现的正义价值与合同自由原则所体现的自由价值构成相倚的两极 ,产生相互亲和的张力。加强对我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的深入研究 ,评析其得失 。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议法律性质论

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启动,这是继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之后世界第三个最大的自贸区,也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贸区。CAFTA的全面达成将极大地促进中国与东盟间的贸易增长,推动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CAFTA的名称暗含着中国与东盟整体之间的协议,但由于东盟不具备独立的国际法律人格,没有缔约能力,因此,CAFTA实质上是中国与东盟各个成员国间的双边协议的集合。CAFTA的这一法律性质定位对CAFTA争端解决机制及CAFTA义务的履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无人机系统在南极的应用、法律规制与中国因应

无人机系统在南极地区已经被用于支持科学研究、后勤保障、旅游和新闻报道等活动,并且其应用场景与地理范围呈扩大趋势。相较于有人驾驶的航空器,在南极地区使用无人机具有成本低、灵活度高等优势,但也存在安全和环境风险。以美国、新西兰、德国、波兰、西班牙、澳大利亚和英国为主的南极条约协商国依靠本国在南极的无人机实践和规制经验,推动了南极治理机制下有关无人机的规制进程。无人机系统在南极的应用和法律规制进程仍处于动态发展的阶段,我国应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层面,一方面完善管理机制、建立无人机在南极应用的适航管理体系、鼓励相关产业发展;同时也要立足于本国的实践和规制情况,积极参与乃至引领当前规制南极无人机活动的国际造法进程,提高我国在南极治理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最惠国待遇条款“失控”了吗?——论国际投资条约保护的“双边主义”与“多边化”

在双边互惠主导的投资条约体制下,最惠国待遇条款可将投资条约的"双边承诺"转化为"多边承诺",从而协调不同条约的投资保护标准。但是,最惠国待遇条款不能将投资条约的任何承诺予以"多边化"。该条款适用于条约中的投资实体待遇,但不适用于条约的适用范围条款以及投资争端解决事项,除非该条约有明确的相反约定。将最惠国待遇条款适用于争端解决事项的仲裁实践,超出了投资条约的本意。为应对其扩张解释倾向,缔约国可在投资条约中明确予以限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