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本土化ADR制度的思考

在当代,随着社会主体在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及利益冲突上的多元性,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各国通常把法院以外的各种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统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ADR)。ADR的研究和利用已经成为一种方兴未艾的时代潮流,并发展成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中国的ADR与世界各国一样,处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之中,同时,中国的ADR及整个纠纷解决机制还面临和经历着特殊的重构过程。西方国家成熟的ADR制度或许可以为我们提供某些技术设计层面的参考,然而,中国目前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国在现阶段应用和倡导ADR制度是否合乎时宜?我们应该如何构建一个既兼顾法律文化传统又符合当今司法理念的中国化的ADR制度?将结合上述问题进行研究和探讨。

日本金融ADR机制探析

日本在其ADR机制发展成熟的基础上,创设了一套独特的金融ADR机制。该机制以纠纷解决机构为中心,构建了一套旨在保护金融消费者,并兼顾金融服务机构利益的运作体系。在效率与公平方面具有深刻实体制度价值的日本金融ADR机制,仍面临着协调与其他机制关系,确定更明晰的法律定位等诸多问题,并需逐步向统一金融ADR机制的方向发展。

论知识产权争议ADR的功能、价值及模式

在知识经济时代,解决知识产权争议的途径必然是多元化的。各类诉讼外的争议解决机制(ADR)以诉讼所不具有的独特价值很好地契合了知识产权争议解决的特殊性需要,在救济诉讼能力不足、实现争议解决的实质正义以及维护知识产权法治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我国,知识产权争议ADR机制目前主要包括行政处理、仲裁、民间调解和谈判等模式,各模式在争议解决运作中又呈现出不同特征及利弊对比,最终的选择取决于当事人解决争议的主观利益需求。

环境纠纷行政性ADR机制的构建

随着越来越多的环境纠纷诉至法院,有限的司法资源已难以承受案件之重。行政性ADR处理环境纠纷具有优于诉讼的特性。分析探讨了我国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现状及其局限性以及加强环境纠纷行政处理的必要性,并对我国环境纠纷的行政性ADR机制的构建提出了建议。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探析——兼论我国ADR之构建

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是对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民事诉讼制度以外的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总称。其兴起与发展除了来自诉讼的压力及其固有弊端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社会和当事人在利益、价值观、偏好和各种实际需要方面的多元化,本质上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方式,需要有更多的选择权。我国拥有建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深厚的文化传统和大量可利用的资源,但由于市场经济尚未充分发展、法治尚不健全,许多现代型的ADR仍不成熟。因此,我国在借鉴外国ADR经验的同时,更要立足本国国情,构建一个包括协商、调解、仲裁、和解等多种方式组成的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使社会通过纠纷的解决回归和谐。

论我国医疗纠纷的ADR解决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我国现存的医疗纠纷ADR解决机制缺乏人财保障性、统一性、公平性和规范性,建议大力推广中立专业的人民调解机制,逐步完善合理规范的行政调解机制,规范发展公平正义的协商机制,有限发展"选择终局型"仲裁机制。

论WTO框架下ADR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ADR是诉讼和仲裁的辅助手段,它对一些不易及时解决以致不能达成共识的争议能迅捷经济地加以解决,这也是社会进步和法制健全的表现。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民商事争议呈复杂多样化发展,诉讼不应是解决争议的唯一渠道,而应是实现公正审理的最终途径。ADR争端解决机制给我们的启示良多,特别是在我国不断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系的条件下,要求我们构建涵盖多种选择的争端解决方式,从而有利于解决经济社会纷繁复杂的民商事争议。

对建立民间ADR组织解决医疗纠纷的思考

文章在对我国医疗制度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对国内外医疗纠纷现状的分析结果,通过对近几年医疗纠纷案例的实证研究,找寻因医疗制度原因所导致发生医疗纠纷的客观规律,从而指出政策法规存在的缺陷和错误导向,研究其和医疗纠纷产生的联系,并就此提出解决医疗纠纷的对策和建议。

我国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的建立——以ADR为视角

随着社会多样化的发展,社会纠纷的出现亦纷繁复杂,诉讼作为解决争议的最为平常、权威的方法日益受到挑战。ADR逐渐在各国发展起来成为与民事诉讼并行不悖、相互补充的重要社会纠纷解决机制,本文结合ADR之特色与存在的缺陷,分析在我国如何构建多元化的争议解决机制。

中企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问题

从义务的来源来看,有我国国内、东道国、国际层面以及其他一些非正式的环保义务要求。就争端解决的运行逻辑而言,选择不同的争端解决机制,责任认定结果往往有所不同。中企预判自己直接投资于"一带一路"其他国家的环境责任,需要立足于环境争端的公正合理解决,明晰应该参照适用的环境标准、东道国生态环境规制措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投资行为的真实生态环境后果和归责原则。

多元化的法律实施与定量化研究方法

对法律实施进行定量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法律实施本身的复杂性及统计数据、评价指标和因果关系分析等问题使得定量化研究中易出现一些似是而非的结果和对事实及因果关系的错误判断。为尽可能克服这些局限,需要对研究方法本身不断加以完善;也需要转变视角,从纠纷解决的角度研究多元化的法律实施及其效果,从而更好地发现问题和规律。

国际能源合作开发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国际能源合作开发争端涉及的主体众多,选择的方式广泛,适用的法律多样。《能源宪章条约》规定的有关争端解决机制同样适用于能源的合作开发领域,另外,美国晚近发展的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ADR)也为能源合作开发的争端解决开辟了新的道路。

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的思考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已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在实施过程中取得丰硕成果。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大量民商事、投资争议也随之产生。因此,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十分必要。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必须考虑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以及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一带一路"倡议所具有的开放性、合作性和非机制性特点,决定了建立争议解决机制的路径应以改革和完善国内涉外民商事、投资争议解决机制为重点,同时加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双边和多边法制建设。在条件成熟时,中国主动提议构建专门的"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争议解决机制的现状表明,在建立"一带一路"争议解决机制时,应考虑建立以仲裁机制为中心、以诉讼为辅、同时以调解作为可选的前置程序的多元化争议解决机制。

浅议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方式

近几年来 ,医疗纠纷诉讼案件在我国呈逐年上升的趋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以下简称《若干规定》)和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相继颁布 ,初步建成了医疗纠纷的法律调整体系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医患之间的纠纷矛盾。上世纪 6 0年代以来 ,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又称替代性纠纷解决方式 (以下用英文缩写ADR)因其在纠纷解决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价值与优点而逐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和青睐 ,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大趋势。笔者认为从我国所面临的现实情况看 ,将ADR机制引入医疗纠纷领域 ,鼓励和发展医疗纠纷的非诉讼解决不失为一条快速、有效地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本文着重讨论法院附设ADR之解决以及行政调处。

中韩自由贸易区争端解决模式的选择——以东亚特有传统文化为背景

随着中韩自由贸易协定的正式签署,其争端解决机制也已经初步形成。在机制建立之际,面临多种争端解决模式的选择。而在东亚特有传统文化背景的影响下,中韩自由贸易协定最终主要借鉴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多元调整"模式,突出了其重视协商的纠纷解决传统,具有"规则导向"的制度化倾向,实现了同现代法律制度的接轨。中韩自由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在完善和运作中,也应该能从东亚特有的传统文化中获得启示,通过坚持调解和仲裁相结合,加强私方主体参与争端解决,促进贸易双赢。

论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优化路径——以日本证券金融商品斡旋咨询中心为镜

我国从2016年起加强了证券行业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试点和建设,在机构设置和规则创设上取得了进展,但现有机制仍存在不足与优化空间。日本在证券代表诉讼制度、诉讼文化以及金融监管模式等方面与我国相似度较高,其证券行业纠纷调解制度运行良好,尤其是证券金融商品斡旋咨询中心的相关经验值得我国参考。我国应以日本相关经验为镜,在现有制度基础上,增强对投资者的倾斜保护,提升调解组织中立性和权威性,优化程序分流,完善投诉调解衔接,提高调解协议执行力,最终达到优化证券纠纷调解机制的效果。

关于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

建设法治政府、促进社会和谐需要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各国解决社会纠纷、弥补诉讼制度不足的重要手段。由于受到以往崇尚诉讼意识的影响,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逐步被边缘化。要完善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必须强化基层的纠纷预防机制;加强基层政府部门协调联动,创新纠纷排查机制;创新人民调解,理顺行业协会等自治组织解决纠纷的法律关系;完善行政调解、行政裁决和行政复议工作,扩大仲裁服务领域;改革创新信访制度,着力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社会治理创新背景下法院的角色定位

随着党和国家"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战略部署的提出,人民法院的角色定位将进一步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体现在法院在传统职能的基础上,衍生出来一定意义的"公共政策创制"职能。人民法院越来越成为社会治理创新格局中一支重要的力量。从司法的功能看,法院参与推进社会治理创新的立足点是整合司法资源,积极化解社会矛盾。具体说来,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创新的切入点或路径是构建或完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行政法问题初探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有很多行政法问题需要关注。行政机关应依法出台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行政规范性文件,包括不越权发文、遵守法定程序、增强条文规范性等。传统行政执法方式不能充分回应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面临的执法问题,行政机关应当转变执法观念和执法方式。"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复杂,行政机关在作出相关重大行政决策时应当遵守法定决策程序,对政策实施可能面临的风险进行综合研判,做到科学决策。"PPP"模式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得到广泛应用,《行政诉讼法》修订后,宜保留多元行政协议争议解决机制。

化解纠纷勿太依赖执法

执法未必是解决纠纷的最有效手段。解决纠纷的最好办法,是因纠纷而异的。为更好地化解纠纷,中国应严防重惩权力腐败,提高普法实效,切实抓好道德建设,和谐地发展经济,建设和谐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协调运用和解、调解、仲裁、行政复议、诉讼、纪律制裁、政策调控等多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