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语境下的“中国”认同

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环境和“天下一家”语境下,四裔归属意识的不断增强,是秦汉时期的“中国”认同获得空前发展的根本机制。郡县制管理体制机制下东西南北各地、各族居民先后被“编户化”而统称为“秦人”和“汉人”,意味着在秦汉王朝疆域版图之内各族居民在共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政策下,相互认同而实现的空前民族统一,体现出当时东西南北各族对以秦汉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维度下的全方位认同。这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态、民族内涵及其关系格局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转机,这种直接以统一帝国疆域划定的规模空前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出现,对于后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凝聚,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

乡村振兴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中的政策实践,指向了社会学持续关注的国家与农民关系问题。公共资源下乡中国家与农民之间的互动不仅在器物和组织两个层面展开,还集中体现在价值层面。在乡村振兴的积极案例中,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新形态表现为器物层面上国家资源与社会需求的有效对接,组织层面上社会动员能力的提升,价值层面上农民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国家输入的公共资源只有以高度社会化的方式与农民互动时,农民才可能按照特定的行动逻辑将“国家”内化于心,国家权力才算实现了社会合法性的确认和再生产。为了实现国家与农民关系的社会化调适,社会治理公共性的建设不应停留于权力运作的策略层面。国家应充分发掘、激活蕴藏于乡村社会中的本土资源,将自上而下输入的公共资源转化为推动乡村社会开展自主建设的内生要素。如此,公共资源的下乡才能在推动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促成国家濡化能力在基层的再造,实现现代国家在社会中的扎根和成长。

党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现路径

基于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三个概念之间“社会存在-社会意识-转化过程”的关系分析,各民族认同凝聚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环节。党建引领则在具备权力、组织、制度、意识形态、法律、规范等凝聚工具的基础上,成为各民族认同凝聚的有效方式。基于所具备的各民族认同凝聚功能,党建引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主要实现路径如下:首先,以党建引领巩固民族政治共识性基础、塑造民族现代性政治认同,在强化中华民族共同政治凝聚中,铸牢各民族的政治归属意识;其次,以党建引领扩充民族关系网络纽带、实现民族社会信任增蓄,在培育中华民族共享社会资本中,铸牢各民族的社会互助意识;再次,以党建引领拓展民族公共文化空间、打造民族政治文化符号、供给民族核心价值观念,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铸牢各民族的精神共通意识;最后,以党建引领代表各民族共同性利益、调节具体性利益,在协调中华民族共生利益关系中,铸牢各民族的利益联结意识。

情境、权力与技术:乡村动员式治理的实践逻辑——基于江苏省T村空间治理实践的考察

在乡村软治理兴起的时代背景下,以互动协商为特色的动员式治理成为基层推进乡村振兴的常用方式。对乡村动员式治理作全过程的解构发现,情境、权力、技术是理解其发生逻辑与运行逻辑的关键要素。“弱压力—高风险—低配套”的制度情境与强阻力的生活情境共同构成了动员式治理的发生条件,国家与社会互嵌从组织基础、认同基础、社会基础层面提供了动员式治理的权力基础,价值、关系、资源、制度等动员工具的技术化配置塑造了动员式治理的运作风格。从本质上看,动员式治理的过程同样是国家基础性权力的持续再生产过程,其兼顾了科层有效性与社会有效性,是柔性转向情境下乡村治理机制的一种理性表达。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高校港籍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现状及其塑造机制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塑造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以就读于大湾区内地高校的港籍大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发现,大湾区建设背景下内地港籍大学生具有政治认同度较好、文化认同度较高及国民身份认同度较强的国家认同现状。这缘于港籍大学生在大湾区内地求学时,多元主体围绕其发展需求,以政策吸纳、教育合作、人文交流和生活化传播等四种机制,推进该群体的政治社会化场景变迁,进而对其塑造一种正向的国家认同。据此,应在推进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加强制度改革与规则协调,优化国民教育的课程体系及考核方式,加大大湾区建设的普惠性宣传,借以发挥大湾区在塑造广大中国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政策效能。

儿童国家认同:国外研究的知识谱系与启示

文章系统梳理并分析了国外学界有关儿童国家认同研究的四种理论取向。其中,精神分析取向侧重潜意识的讨论,认为儿童的国家认同源自俄狄浦斯情结的本能反应;认知发展取向将儿童的国家认同看成认知能力推动的结果,试图给出儿童国家认同观念发展的客观标准;政治社会化取向注意到了外在环境的力量,主要关注家庭、学校、大众传媒以及同辈群体等对儿童国家认同的形塑机制;新儿童社会学取向肯定了儿童的行动能力,重点考察儿童在构建国家认同观念过程中的具身化体验与实践。四种理论取向之间,既相互挑战又彼此补充,为我们深入了解儿童国家认同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以此为参照,文章最后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了若干借鉴和启示。

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积极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

中华民族认同既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也是促进个体福祉的关键因素。为探索民族地区中学生中华民族认同的特点,中华民族认同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本研究采用《中华民族认同量表》《积极心理资本量表》《生活满意度量表》,通过整群抽样的方法对四川省民族地区三所中学1232名中学生施测。结果表明:民族地区中学生的中华民族认同总体较高,高中生的认同水平显著高于初中生;中华民族认同对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正向预测作用,积极心理资本在二者关系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比46.15%。可见,中华民族认同不仅能直接改善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还可以通过提升积极心理资本间接影响民族地区中学生的生活满意度,强化中华民族认同为促进民族地区学生整体福祉铺设了坚实的心理与文化基础。

基于游客视角的旅游促进“三交”机理研究

旅游提供了各民族接触、了解、互动的场域,但其如何促进“三交”的内在机理还未明确。基于认知-情感-意动理论,从游客视角探索旅游促进“三交”的机理,发现:游客旅游体验、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三交”行为具象共同构成了旅游促进“三交”的机制模型,其中,旅游满意度、旅游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地方认同)在这其中起链式中介作用。旅游促进“三交”中要平衡营利性与公益性、融合性的关系,协调求异性与共同性、统一性的关系,统筹推进体验性与互嵌性。基于游客视角,可以从拓展旅游时空、提升游客体验、强化国家感知等方面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大一统历史建构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凝聚

“大一统”历史观是两汉王朝的官方历史哲学,其核心要义是王权至上基础上的国家统一、天下一家。汉代的主流思想家和历史家出于维护王朝大一统的政治立场,在其历史叙事体系中,建构了纵向圣王一脉相袭,横向华夷共祖同源的“大一统”历史发展演进模式,作为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共同体确认其文化身份的历史依据,同时建构了华夷同源、“天下一家”、“四海归一”的大一统历史记忆,将华夷各族整合成为一个世代相继、绵延不断的“文化血缘”共同体,籍以与汉朝统一多民族国家大一统政治时局相呼应。通过这样的人为建构,赋予汉帝国绍继周、殷而为新王的正统性与权威性,从而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早期孕育,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成为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精神动力源泉。

民族地区红色文化教育与国家认同路径研究

民族地区是红色文化资源的富集区,承载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民族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的共同历史记忆。通过教育手段,可以达到形塑红色记忆、唤醒情感共鸣、发扬红色精神的目的。在理论层面,探讨红色文化教育推进国家认同的内在逻辑。民族地区红色文化“知识、情感、意动”教育与“赞同性、归属性、参与式”国家认同,在不同层级上具有密切关联。在实践层面,构建红色文化符号库、打造三情并举文化产品、搭建实践教育共同体,可以为民族地区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学理基础和路径参照。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族歌谣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关联与价值启示

民族歌谣承载着各民族古老的发展历史,是反映民众的劳动生活、习俗、婚恋、道德教化、时政、历史传说、思想感情和愿景的一种以口头传唱或吟诵的艺术表现形式。它拥有特殊的韵律、曲调与节奏,是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中一颗璀璨的明珠。民族歌谣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蕴,体现着独特的中华民族历史观、文化观和国家观,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得以生成的思想根脉,而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巩固反过来又成为民族歌谣不断创作的动力源泉。民族歌谣记录了我国社会发展更迭中多民族历时性的共同生活情景,有着广泛的群众性、民间性、内生性特点,成为树立、培养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对于增进中华民族情感认同和国家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复杂全球化场景中的个人身份认同离散与国家认同塑造

当今时代的全球化日益显露其复杂化特征。复杂全球化在让国家职能削弱、个体身份破碎的同时,也让囿于现代民族国家内部的社会个体身份认同面临困境,发生纵向迁移和横向离散。其中,社会实体组织与网络虚拟社群是在横向上与民族国家争夺社会个体身份认同的重要行为主体,它们的存在使得个体身份的横向离散成为事实。这一事实既让社会个体面临“难以抉择”的身份认同困境,也造成现代民族国家普遍面临国家认同危机。基于此,可以通过国家主义导向的文化建设来重塑社会个体的国家认同。首先,牢牢掌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深入开展舆论斗争,掌握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其次,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将国家主流价值观有机地引入社会各组织、各网络群体中,形成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增强各组织群体成员对国家全方面多角度的认同;最后,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唤起全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成员对于国家的认同,强化高水平的国家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的重要价值,形成重塑社会个体国家认同的中国方案。

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

文化共同体是乡村发展共同体得以形成的本质性条件,是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该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和逻辑分析法,首先阐释了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乡村文化共同体的价值意蕴与内在逻辑,即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乡村文化共同体有助于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全民健身发展以及文化自信自强;在乡村文化共同体的生成中,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实践是基本前提,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记忆是重要条件,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利益是动力因素,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价值是显著标志。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民族传统体育铸牢乡村文化共同体的实现路径: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活动,丰富乡村文化生活;加强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交融,系牢乡村文化纽带;培育民族传统体育文化项目,赋能乡村文化产业;推动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传承,强化乡村文化认同。

社会保障满意度何以提升少数民族群体的国家认同——以类型细分为视角的实证分析

突破对社会保障体系与国家认同的整全型认知,以国家认同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类型细分为主线构建分析框架,以“2021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21)数据为资料进行实证分析表明,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群体的社会保障满意度对该群体的理性赞同型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促进作用,但不能促进该群体的情感归属型国家认同;少数民族群体对“普惠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该群体的国家认同具有支撑作用,但少数民族群体对“救济型社会保障”的满意度对其国家认同不具有影响。实证分析结果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理论界关于少数民族群体社会保障满意度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理论论争,可为少数民族社会保障政策实施过程中精准发力提供理论参考,助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培育。

国家赋权、社会形塑、自我体认:乡村医生身份建构三维考察

乡村医生是在村级卫生室从事医疗卫生服务工作的基层卫生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乡村医生具有医生、农民、半农半医等多元身份,其中医生身份面临着国家定位模糊、社会公众质疑以及个体自我怀疑的困境。破解乡村医生身份困境,建构乡村医生的医生身份,需要国家、社会和乡村医生自身共同发挥作用。国家需要通过制订确立乡村医生身份的法律制度规范、逐步将乡村医生纳入事业编制等手段,以国家赋权形式对其身份予以确认;新闻媒体、文艺工作者、社科理论研究者、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社会组织和个人应该发挥职业优势和专业特长,合力形塑乡村医生的医生身份;乡村医生要发挥自我体认这一内生动力,积极主动地开展医生身份重塑。

多民族国家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文化适应——身份动机的视角

民族成员多重身份的认同整合与文化适应,是多民族国家研究的重要课题。研究表明,民族成员的身份认同动态建构受到归属、独特、防御三种身份动机的影响,它们共同作用于程序准备和行动准备这两个关键的心理过程,并影响民族成员的文化适应。这些研究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心理,要在激发各民族成员共同体归属动机的同时,满足民族成员的独特动机,降低民族成员的防御动机。与此同时,利用纵向文化进程塑造共同体身份的长期可及性,通过情境文化线索凸显共同体身份的当下可及性,进一步促进民族成员多重身份的认同整合,推动多元文化共生。

Factors Influencing National Identity and Intergenerational Differences:Based on Data from the 2013 China Social Survey

On the basis of the 2013 Chinese Social Survey(CSS)data,this paper makes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social,economic and cultural factors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population,with a focus on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younger and the older generation.Our findings show that 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weaker than that of the older generation,and this is even more marked among the tertiary-educated younger generation.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older generation is more influenced by social structural factors,especially by their position in the social hierarchy,while that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s more affected by cultural and economic factors.In addition,we find that in China,the sense of national identity of the privileged stratum is stronger than that of the middle and base-level strata.These findings,which run counter to Huntington and Inglehart’s view of“the weakening of elite national identity,”may be due to the different roles of the state in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更深刻地理解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

文化意涵集“文”(文明程度)与“化”(文明传承)于一体,是国家建设的魂脉。中华民族的文化建设、创新从未间断,中华文化也不断影响、形塑着中华民族,深刻影响到中华民族的国家建设。文化认同深刻影响到对文化主体的认同,对先进文化代表的认同。不断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所在。

华文独中教育策略中的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以马来西亚宽柔中学为例

马来西亚政府在教育政策层面确立马来文为主要教学媒介语,旨在强化国家认同与文化统一。而华人社群积极创办华文学校,发展华文教育,以维护族群特色并传承华族文化。宽柔中学作为拒绝改制的华文独立中学,在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张力之间寻求微妙平衡,其生存与发展策略备受关注。通过剖析宽柔中学的教育策略与实践,探讨其如何巧妙实现国家认同与族群认同的和谐共存,以期为马来西亚及多元文化国家的教育体系提供借鉴与启示。

传递与共享: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

中华文化符号是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的显著标识。社交媒体时代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场域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以微信、微博、抖音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构造出的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新语境,为中华文化符号传播提供了新机遇。用活、用好社交媒体对中华文化符号进行现代性诠释和现代性传播,有助于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实现中华文化符号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中的价值引领作用。构建社交媒体时代中华文化符号传播路径,需要明确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政治方向,突出主流媒体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的主体地位,发挥公益广告传播中华文化符号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