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清宫内务府汉文奏销档看织染局种种

文章基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内务府汉文奏销档中关于织染局的七份档案,通过梳理乾隆和嘉庆年间内织染局设置及所辖人、财、物变更等重要事项,分析了清朝中期织染局的沿革历史、人员构成和分工、所用物料、织造品类和使用去向等种种问题,阐明了织染局作为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之一的特殊性质和使命,以及与江南三织造的联系和区别。织染局作为清代唯一一处位于京内的官营织造机构,其用丝主要来自江南三织造的供应,在匠役的来源上也与江南地区有着密切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及生产规模所限,织染局所产丝织原料质量、生产规模和产品类别均不能与三织造相比。但是作为随传随办的织造机构,织染局能够灵活应变,满足上用和内用的临时需求,因此在清代官营织造机构中具有特殊地位。而且,自乾隆十七年(公元1752年)织染局迁入万寿山演化为耕织图后,不仅通过精简人员和技艺优化来扩大生产品类和提高产品质量,更与皇帝倡导农桑的政策紧密结合,逐渐形成兼具实际生产意义和政策示范性的场所,同时也满足了皇帝对江南田园生活的向往,成为承载官营生产织造和皇帝人文思想的理想机构。

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汉代音乐职官演变及其音乐制度史意义

汉承秦制是秦汉乐官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但由于秦代资料的缺失,致使该问题一直悬而未决。随着出土资料的不断问世,为此现象的梳理提供了可能。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汉代不仅沿袭了秦朝主要乐官的架构,还增设了新乐官。特别是武帝之后,乐官的音乐职能更为纯粹,同时,整合左乐、外乐等机构职能归入乐府,使之与太乐成为汉代的主要音乐机构。这种改造使汉代乐官成为后世乐官的渊薮,凸显了音乐娱乐生活的作用,对后世音乐职官设置及古代音乐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的对流:汉代边疆文化风景

汉代边疆作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前沿空间,不同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与交融。除了物质交易、技术传播之外,精神文化层面的双向交流或许也可以称为“对流”,影响了“胡”“汉”双方的生活和艺术。不同民族的人们对于可以产生美感的文化存在的共同追求,促成了汉代不同民族文化“对流”的实现。通过丝绸之路,中原的“采缯”向西传布,西域的“采罽”东输,也满足了内地的消费需求。除“胡乐”影响中土艺术生活之外,中原“音乐”也传入胡地。一方面汉地女子以其包括美容方式的妆饰,通过“和亲”及其他跨民族情爱和婚姻关系沟通了不同民族的情感;另一方面,“胡粉”和西域“异香”也传入中原,美化了汉地社会生活。趋于共同的美学追求,使得民族关系亲近融合,成就了多彩的汉文化。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研究

“前四史”中的儒家乐教思想来源于先秦儒家,强调音乐的社会属性与教化价值。《史记》与《汉书》极力为乐教作出正当性说明,劝诫君主应当杜绝纵欲享乐,要将音乐作为教化形式推行天下。《后汉书》与《三国志》记载了东汉初年与曹魏时期复兴礼乐教化之实践。《史记》还继承了董仲舒等汉代儒者论乐之特色,将音乐扩大到天地境界,并运用比附思想,将其与五行、五德等进行类比性认识,成为《白虎通》等文献乐教思想的来源,是两汉阴阳五行化了的儒家乐教思想之产物。同时,《史记》给予“发愤而作”、不能展现“中和”情感面貌的文艺作品高度认同,开始强调主体自身情感的独特价值,认为社会必须给予此种个体性充分的认识与肯定。于是,一种有别于西周“能群”观念的、强调个体独特性的音乐哲学观念开始在两汉兴起,最终导致了魏晋时期乐舞与教化脱钩,走向个体化与艺术化。

四川地区汉代乐舞俑形态阐释与审美意识

乐舞俑是汉代俑文化的重要部分,它以雕塑这一艺术语言表现两汉时期乐舞内容,展示出背后蕴藏的两汉乐舞文化与社会活动风貌。四川是汉代俑像出土的重要地区,其乐舞俑更是别具炉锤,彰显了蜀地丰厚灿烂的文化,为研究两汉乐舞文化提供了重要物证。本文以四川地区的汉代乐舞俑为主要研究对象,探究在汉代历史大背景下,四川地区乐舞俑像之艺术形态特征及其背后所蕴含的蜀地人民审美意识。

基于3D打印建模技术的汉代乐器复原可行性研究

3D打印技术不断成熟发展,已经能够成熟制作多种材料的各种产品,优点在于建模便捷,节省制作时间,还原度高。文章为古代乐器复原和研究汉代音乐提出了新的方法,为保护文化遗产及音乐教育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

论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及其艺术表现特点

汉代画像石上的乐舞百戏场景内容丰富,数量众多。西汉中晚期和东汉早期在一座画像石墓葬中刻画两三处乐舞百戏场景的情况较多,而东汉中晚期在一座墓葬中刻画多处乐舞百戏场景的现象大量出现。西汉中晚期至东汉早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占据大部分,在东汉中晚期小型乐舞百戏场景继续发展的同时,不少大型画像石墓葬中出现了演员众多的综合性大型乐舞百戏场面。在汉代画像石上刻画乐舞百戏场景,有着表现墓主人生前宴乐生活、希望死后能像生前一样继续享受歌舞娱乐等生活和祈求升仙的目的,同时也是画像石墓葬系列图像完整叙事的需要。汉代画像石乐舞百戏场景在墓葬中所处位置、画面构成、艺术形象刻绘、艺术表现思想与方法等方面,体现了诸多共性特征和鲜明地域性特点。

汉代百戏之角抵戏、乐舞杂戏服饰研究

汉代百戏包罗了众多的艺术表演形式,其中最具时代特色的为角抵戏和乐舞杂戏,但其服饰却是学界触及较少且常常被人遗忘的领域。以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为例,采用二重证据法,通过文献史料结合文物史料比对分析,深入探讨汉代百戏中的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发展的社会背景、形制及其与汉人日常生活服饰的关系。研究表明:汉代角抵戏服饰与艺人的假形装扮密切相关,其形制特征为头戴假面,身着羽毛或兽皮材质,且与扮演的角色相得益彰,并有别于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乐舞杂戏由日常生活中表演舞蹈、奏乐的艺人和滑稽的俳优组成,其服饰形制特征为交领右衽袍服、宽松裤子等汉人日常生活中的服饰;汉代角抵戏和乐舞杂戏服饰虽然不能对汉代百戏服饰包罗万象,但是从某种角度也突出了汉代百戏服饰的时代特色,并彰显了汉代百戏服饰与汉代社会的密切关系。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汉代郊庙歌辞禳灾谫识

禳灾即通过特殊的仪式祛除灾祸。汉代乐府诗是中国古代诗体的代表样式,郊庙歌辞作为其中歌颂祖先、赞飨神灵的部分,还承担了禳灾表达的功能。汉代郊庙歌辞以天人感应、经学、谶纬与农本观念为文化基础,针对天文、气候、地质和生物等灾害类型表达禳灾意愿。在审美价值上,汉代郊庙歌辞继承诗乐舞结合的演绎传统,拥有绮丽的意象,晦涩的歌辞背后是巫术与宗教的内在需要,充当禳灾时统治者与神灵沟通的文字工具。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审美研究

西汉画像石乐舞图像美学内涵丰富,栩栩如生地刻画了音乐器乐配合舞蹈表演的各种场景,不仅记载和复现了西汉时期乐舞艺术,同时映射了汉代历史背景、生活情境、社会思潮,对汉代绘画、图像以及汉唐古典舞的研究至关重要。从画像石外部的静态物理构形,渗入到内部的动态形象、乐舞形式和表演技术等,藉由“以图证史”和“以图佐史”的研究方法双向辨识。舞种、舞蹈动作在金石之声与丝竹之乐的统摄下,展现出和谐、古拙、气势美,皆运用相应的线质呈现。不同的乐舞形象特征从凝固的画像石中得以解读,由此管窥汉代社会精神风貌即舞蹈身体的延伸。

对汉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新阐释

根据《乐府诗集》的统计数据 ,汉乐府诗歌中本事和作品共同流传下来的占其总数的 44 %以上 ,班固“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评价确是至评。汉乐府作者的创作动机以自我抒情为主 ,少数为了满足社会需要 ,其传播方式呈现出文事结合的特点 ,有的甚至“文依事存” ,诗文不具备独立传播的资格。分别从创作和传播的角度来看 ,对“感于哀乐 ,缘事而发”的古评可以赋予新的含义。

从海昏侯墓出土音乐资料探讨海昏侯国的用乐制度

海昏侯墓作为目前已发掘的西汉墓葬中规模最大、结构最完整、出土文物最丰富的王侯墓葬,出土音乐资料组合规范、风格明了,编钟、编磬构成了雅乐乐悬,琴、瑟、笙、箫和伎乐俑组成俗乐设,錞于、铙和建鼓则是典型的军旅出行组合。无论其形制或是组合,都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海昏侯国对先秦礼乐规范的继承、折射出刘贺本人复杂的身份等级,更揭示了西汉初期礼乐制度方面文献失载的某些特点。

徐州汉画像石中乐舞研究

徐州是我国较早发现汉代画像艺术的地区之一,本文对徐州汉画像石中常见的两种乐舞形式———长袖舞和建鼓舞进行了探讨,论及它们在汉代乐舞文化的地位和作用。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与歌诗

汉代乐府的音乐活动 ,对汉代歌诗的创作起有重要作用。乐府的采风观谣 ,使民间歌诗得以保存 ;乐府的制乐活动吸纳了文人加入 ,促进了文人的辞赋创作 ;乐府对外域音乐的吸收和改制 ,丰富了华乐的音乐品类 ,其音乐和文辞的配合方式 ,奠定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学“选诗以配乐”与“依调填词”两种基本方式。胡乐与汉文的配合方式 ,对反省“胡乐生词”

论南阳汉画像的乐舞形态及音乐文化特征

汉画像是在汉代贵族墓葬中广泛存在的,兼具建筑材料与美术作品二重性质的石、砖质构件上刻制的形象,其中有很多音乐、舞蹈形象。我国有几个汉画像的集中区域,南阳的汉画像数量最多,刻绘清晰,是研究音乐史的重要资料,已经引起音乐界的重视。本文以画像中的乐舞形象辨识为基础,进而论述乐舞形式和乐队排列,并着重论述其音乐文化特征。

丝绸之路中中国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的嬗变——以汉唐乐舞为例

中国艺术的演变发展受到丝绸之路的深远影响,在与异域的交流互融中体现出博大胸襟、恢宏气派和具有东方特质的艺术风格,形成世界艺术史上的中国特色及东亚艺术传统。乐舞是丝绸之路文化艺术交流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汉代和唐代出现繁盛的局面,其交融创新而生成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在画像砖石、佛教壁画等艺术图像中有突出反映。汉唐乐舞以"飞动"为精髓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意识,影响到绘画、雕塑、书法等艺术领域,使中国古典艺术浸染了"舞蹈的意味",在艺术史和美学史上有特殊意义。

论中国社会早期的音乐哲学

在现代形态的音乐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审美价值视为音乐的核心价值,将音乐的历史看作被"审美"一词限定的历史,但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了美的边界,几乎可以将中国人的天地人神之思一网打尽。就哲学而言,这种围绕音乐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气、风、声视为音乐的本源,从而将人工艺术与天地自然打通;二是将声律、音律或乐律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律法,从而将音乐秩序挪移为宇宙秩序;三是以道论、数论和气论为音乐进行本体论定位,从而使音乐的价值获得形而上的阐明。要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中,音乐被视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性状,它的哲学品格要远远大于美学品格。这预示着一种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音乐史研究,必须超越美和艺术的限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来看待。

南北朝及隋代乐府官署演变考

南朝乐府官署与东晋一脉相承而略有变化 ,这一时期 ,民间清商新声的发展进入了全盛期 ,不仅在实际生活及朝廷礼乐活动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而且对文士创作的影响有更加显著。北朝乐府官署的设置基本仿效南朝而略有变化 ,隋代乐府官署的设置则与魏和西晋基本一致 ,但自北魏起 ,在这一向回归传统的表面现象下 ,乐府歌诗在音乐上均明显受到胡乐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