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华美学精神”与“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与关系

在2014年和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分别提出了“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育精神”这两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关于“中华美学精神”的基本内涵,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的“三个讲求”和“一个统一”来加以深入理解;相比之下,“中华美育精神”的内涵及其与“中华美学精神”的关系需要人们作深入的领会。“中华美育精神”是“中华美学精神”的践行之维,是构成“中华美学精神”“知、情、意、行”统一性的最鲜明标志,其内涵包含着五个维度的统一:“内圣外王”意味着个体与社会的统一,“尽善尽美”意味着道德与审美的统一,“身心一如”意味着身体与心灵的统一,“生生之仁”意味着艺术与人生的统一,“天人合一”意味着自然与自由的统一。

从乐心关系看《乐记》的“唯乐不可以为伪”

《乐记》肯定了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揭示了创美主体情感的真实性,认为乐是情深、气盛与和顺积中的感性显现,是主体浓郁情感的抒发,是主体"气盛"的表现,进而达到和顺积中的中庸之美。情深才能文明,气盛才能化神,和顺积中才能英华发外。《乐记》通过对乐心互动之真的阐释,进一步证明了"唯乐不可以为伪"这一重要的美学命题。

徐复观对孔子乐教的阐释与发挥

徐复观认为,只有到了孔子,才有对于音乐的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而在最高艺术价值的自觉中,建立了"为人生而艺术"的典型。在孔子那里,礼乐就如仁一样,不再是外在的、客观的形式,而是内在的、生命的自觉。正是这一思想,启发我们思考现代艺术的意义和价值。

论指挥美学在传统文化思想中的升华

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指挥艺术联系起来,运用东方传统美学理念去思考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将指挥对作品的二度创作及指挥技法融入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中去提炼,以期能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指挥表演艺术风格。

“无弦琴”的哲学解构

自沈约说陶渊明有"无弦琴",并时常"抚弄以寄其意"以来,不断被后人寻章摘句、过甚其词乃至玄化,同时也把它与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结合得天衣无缝,于是都不自觉地否定了陶渊明的"性不解音"。其实唐宋文人的"玄解"无弦琴并不是要故作高深,而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不料今人信以为真,以致以讹传讹。要还原无弦琴的本色,必须剥去玄学外衣,知人以论世,从其交游交友之道、任真自得之性、人生境界之别、世态人情等方面对"无弦琴"进行哲学解构,陶渊明真乃"性不解音"者,随之也就理解了他的"弄琴"只是率性而为,并无"寄意"。

浅析《礼记》的和谐社会理想

喜、怒、哀、乐等感情的肆意发展会导致内心失和以及＂七情伤身＂,内心的不和谐会导致身心不和谐,这又会诱发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和冲突。《礼记》通过外礼内乐相结合的途径,调节人的感情和改善人心,以重塑内心和谐,牢牢把握这个切入点之后,依次实现身心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社会和谐、人与自然和谐,从而实现整个宇宙的和谐。

《性自命出》:以思孟为主流的综合学说

《性自命出》简文昭示着儒家思想在孔门之后新的开拓与发展,而其叙述风格和行文模式颇合道家思维,战国中后期儒道等各学派初步合流淡化了简篇所反映的学派性质,使得简文的解读与定位趋向多元化和复杂化。对此时期的主要的理论范畴及哲学命题进行全方位考察,不难发现学术思想的渐进化及相互渗透性使简文的主体精神与儒家思孟学说契合,进而导引出"人性论"的深刻思考以及由此形成的论辩艺术,事实上已成为孔孟之间学术传承的津梁。儒家外"礼"内"仁"的处世哲学通贯于简文的全篇,而心性观念到礼乐教化的内外互修,深化了其仁义思想在道德修养中的情感因素,最终于哲学视阈下形成"性""命""道""情"论的完美结合。

近年来出土文献与荀子研究述论

近年来,随着学界对荀子历史地位及学术思想的重新认定,荀子研究明显升温。同时,与荀学相关的出土材料对解决荀学难题、推进荀学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荀学研究在结合出土文献考察荀子行历及《荀子》文本、探究荀子学术渊源与经学承传、研究荀子思想及文学等方面已初具规模,但尚存在方法论反思有待深化、多学科交叉研究欠缺等问题。以荀子研究为辐辏,参诸思想史视野,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进行系统的精细化梳理,是推进出土文献与荀子研究这一课题向纵深发展的必由之路。

宋代雅乐美学的理学化及其思想内涵

北宋时期,儒学出现了义理化倾向,理学开始兴起。到了南宋之时,理学得到全面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作为儒学重要组成部分的雅乐也深受理学影响,并在美学思想上表现出明显的义理化倾向。到了南宋时期,雅乐逐步建立了较完善的美学思想体系,其内涵丰富,主要包含本体论、气论与心性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