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辽史·乐志》所见辽代音乐及乐器

在古代,音乐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娱乐活动中成本最低的项目之一,而乐器是音乐的物质体现,是古代音乐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现。本文将以《辽史·乐志》中提到的辽代音乐和乐器为切入点,分析辽代各民族间在音乐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

基于3D打印建模技术的汉代乐器复原可行性研究

3D打印技术不断成熟发展,已经能够成熟制作多种材料的各种产品,优点在于建模便捷,节省制作时间,还原度高。文章为古代乐器复原和研究汉代音乐提出了新的方法,为保护文化遗产及音乐教育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清代“苗图”中的贵州民族乐器与乐舞民俗探析——以《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音乐图像学的引介和在国内音乐学界的推进,拓展了对民族音乐史及音乐文化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由此以中国古金石器物、汉画像砖、绘画、碑刻等所涉音乐图像为对象,探索或复原了某些中华民族传统乐器、乐舞的演变历史。“苗图”或“百苗图”是清代出现的以贵州各民族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绘本,其生动、写实的图像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绘本中有不少为乐器、乐舞民俗的情景性画面,是音乐图像学难得的研究资料。基于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案例,尝试对“苗图”所涉清代贵州地区各民族乐器和乐舞民俗进行探析。研究样本显示,“苗图”以图绘及文字并说的方式,呈现了清代贵州地区民族乐器、乐舞在节日庆典、日常社交、丧葬祭祀等代表性民俗场景中的使用状态,留存了生动的“声音景观”,为民族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视性声音文化维度及其意义”,也为建构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变迁史,探讨各民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象而直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从殷墟出土铜铙看南方铜铙的年代

铜铙在我国南方地区发现较多，类型也很复杂。关于南方铜铙的年代，最早的一般断为商代，晚的为西周，也有一律断为春秋者。笔者认为，铜铙是南方地区商周青铜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生、发展、变化的过程和规律应与南方地区青铜文明的整体状况和总体规律分不开。

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

朝鲜,相邻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邻邦,与中国的历史交往十分深远。在隋唐音乐志的七部伎、九部伎与十部伎中的高丽乐以及未被列入十部乐的百济、新罗乐的乐器中它们大部分与中国乐器名相同。它们在呈示出地方乐特色的同时,受到中国音乐怎样的影响?继而又怎样走向本土化的等问题在中国音乐学界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以朝鲜历史上所出现的乐器为切入点展开历史调查,探索,企图探明历史上朝鲜音乐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变迁的脉络。

商周礼容考论

商周时代的礼容可以单称容,也可以称作颂或威仪,《诗经》等传世文献多有记载。由于礼容较为繁盛,商周时代形成了掌管礼容的世官世家,青铜器铭中的木羊册册、木工册册、木见齿册等就是这些家族的族徽。《洪范》九畴的第二畴"五事",是殷商时代的礼容,在政治生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因而与八政、皇极等组合为九个范畴,成为治理国家的根本大法。孔子将商周礼乐统称为"文",表明以礼容为重要元素的礼乐,其实质在商周两代基本相同。

乐官制度形成于商代后期考

从文献资料、考古材料、文化发展传承等角度进行论证,可见古代的乐官制度至迟形成于商代后期。这一观点的提出,可为古代乐官制度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也希望能为古代历史、古代乐舞、古代戏剧的相关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唐代拍板、箜篌、方响在五代的流变——以冯晖墓彩绘砖雕为例

种类繁多的中外乐器是唐代乐舞繁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后世影响甚为久远,尤其对五代影响更为直接。陕西地区出土的后周冯晖墓彩绘砖雕乐舞图中拍板、方响、箜篌3种乐器图像,是中国传统乐器、外来乐器从唐到五代的流变再现,其发展轨迹与当时社会变迁相互映衬。这3种乐器不仅是唐代乐舞的重要组成,也是上承唐韵、下启宋风中极为重要的中间环节,其史学价值、艺术价值不言而喻。

商周乐器的动物纹饰及其隐喻

中国出土商周时期的乐器,体表所饰动物纹样大致有像生动物纹和幻想动物纹两种。它们不仅是乐器的一种装饰,而且是当时人们信仰观念的外在表现,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并由此显示出乐器的祭祀功能。

从甲骨卜辞看殷商时期的诗乐活动

殷商甲骨卜辞记载了大量的诗乐活动,其中蕴涵着丰富的诗乐思想,如尚声、实用功利等。这为商以降的诗乐发展确立了范型,对以诗乐为主要观照对象的中国文学批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考证

宋代鼓吹导引套曲是以《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为主干曲调"合曲之体例"的套曲组合。宋代鼓吹套曲组合演进主要有三式:一是始于宋太祖时期的《导引》《六州》《十二时》三调连用;二是始于宋仁宗的《导引》《六州》《十二时》《奉禋歌》四调四曲;三是始于宋神宗熙宁十年南郊鼓吹的《六州》《十二时》《奉禋歌》《降仙台》《导引》五调五曲组合,其后南宋皆准此模式。

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探析

依据相关史料探析了唐朝与印度的乐舞交流情况。唐朝与印度在乐舞方面互有交流和影响,主要表现在乐舞作品和乐器两个方面。在乐舞作品方面,唐朝的《秦王破阵乐》和"击瓯"等音乐节目都曾传入了印度,而印度的《霓裳羽衣曲》、《菩萨蛮》、《南天竺》、《望月婆罗门》、《苏合香》、印度七调等也曾传入唐朝,并对中国乐舞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乐器方面,印度的凤首箜篌、五弦琵琶、铜钹、答腊鼓、都昙鼓、毛员鼓等也都传入到了唐朝。

两周青铜乐器铭文的内容及语言特点

两周青铜乐器是青铜器中的一个重要类别,乐器铭文记载了颇为丰富的各方面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大别为说明性内容、描写性内容、纪事性内容、目的性内容四类。说明性内容有说明某人作某器和说明作器材料两类,描写性内容有描摹乐音和描写钟的形状两类,纪事性内容主要包括赏赐、征伐、政事三方面,目的性内容包括追祭先祖、祈求福禄、娱乐神人等方面。语言表达形式上,乐器铭文既有与其他类别青铜器铭文一致的地方,也有一些专属于乐器铭文的特定用语和表达形式。

商代“王权至上”理论的工具性作用探析

政治思想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其工具性,"王权至上"作为一种政治思想观点和政治实践,是商王通过一定的强制方式赋予其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并胁迫臣民服从而完成的。"王权至上"固化了当时整个封建社会民众的自身价值认知,催生了封建皇族大统的传承规制,影响了农民政权的制度构建。

清切哀伤、诗体古旧的蔡邕的《琴操》——谦论汉代琴曲歌辞与乐府诗、五言诗的关系

蔡邕所整理的《琴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琴曲定性,界定它的审美特征。琴曲歌辞主要是四言和骚体,采用的是古老的诗歌形式,因此,对乐府诗与诗体演变的关系必须全面审视,不能片面强调它对五言涛生成的推动作用。琴曲歌辞重在抒情,篇幅短小,这也是它和其它乐府诗的重要区别。蔡邕是按照自己的审美理想整理琴曲歌辞,流露出对旧诗体的依恋。

朝鲜舞与维吾尔舞蹈的近同分析及其源流初探

朝鲜族与维吾尔族自古就是中华大家庭中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二者在空间上的遥远距离导致他们在整体舞蹈风格及相关的配乐形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基本舞蹈动作以及配乐的乐器种类适用上,二者之间仍存在着较多相似或相同之处。这些"近同现象"的存在亦是基于一定的人文历史因素的影响,方能成形。对朝鲜舞与维吾尔族舞蹈间的这种"共性"进行比较分析并对其渊源予以探究,有助于促进我国少数民族舞蹈艺术的内部交流与理论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