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雅俗流变与中唐乐人诗的新开拓

中唐雅乐建制整体处于停滞状态,俗乐却因为君王喜好及朝廷鼓励与政策支持、宦官集团的高度重视及藩镇的着力追求而走向全面活跃,这种发展格局带来了中唐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由于诗歌的创作与表演是中国古代社会宴会的传统内容,宴乐之风的全面兴盛对中唐诗歌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受此风气的影响,作为中唐音乐诗重要类别的乐人诗有了新开拓:就内容而言,淡化了乐人的容貌描写,重视刻画他们的表演神态,并以容貌来反衬精湛的技术;注重乐人的技艺描写,详及表演的过程、曲目和歌辞等;全方面描绘乐人的生活,包括拜师学艺、受雇表演、日常生活和人生归宿等;深入乐人的精神世界,涉及其对音乐的热爱精通、丰富情思、文学才华及对友谊爱情的珍视等。就情思而言,不但表达对宴会主人或乐人雇主的感谢,而且涉及诗人的自我人生感怀、对社会弊端的批判以及对过往历史的反思等。全面考查音乐雅俗流变、宴乐之风及中唐乐人诗三者的关联,对于了解唐代诗歌发展历程的丰富及审美风尚的变迁等有重要的价值。

《辽史·乐志》所见辽代音乐及乐器

在古代,音乐是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间娱乐活动中成本最低的项目之一,而乐器是音乐的物质体现,是古代音乐乃至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表现。本文将以《辽史·乐志》中提到的辽代音乐和乐器为切入点,分析辽代各民族间在音乐领域的交往交流交融。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

唐代籍田赋及其礼乐文化意蕴

籍田礼是帝王春耕前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目的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唐代籍田礼在多元化背景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承发展,文人也由此创作出许多优美的籍田赋。研究唐代籍田赋中所包含的劝课农桑思想、敬天崇礼理念,挖掘其礼乐价值与文学价值,考查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基于3D打印建模技术的汉代乐器复原可行性研究

3D打印技术不断成熟发展,已经能够成熟制作多种材料的各种产品,优点在于建模便捷,节省制作时间,还原度高。文章为古代乐器复原和研究汉代音乐提出了新的方法,为保护文化遗产及音乐教育领域起到了促进作用。

清代“苗图”中的贵州民族乐器与乐舞民俗探析——以《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中心

20世纪80年代音乐图像学的引介和在国内音乐学界的推进,拓展了对民族音乐史及音乐文化的研究视角。不少研究由此以中国古金石器物、汉画像砖、绘画、碑刻等所涉音乐图像为对象,探索或复原了某些中华民族传统乐器、乐舞的演变历史。“苗图”或“百苗图”是清代出现的以贵州各民族风俗民情为主要内容的绘本,其生动、写实的图像备受学界的高度关注。绘本中有不少为乐器、乐舞民俗的情景性画面,是音乐图像学难得的研究资料。基于此,本文以新近出版的《京都大学藏苗图五种》为案例,尝试对“苗图”所涉清代贵州地区各民族乐器和乐舞民俗进行探析。研究样本显示,“苗图”以图绘及文字并说的方式,呈现了清代贵州地区民族乐器、乐舞在节日庆典、日常社交、丧葬祭祀等代表性民俗场景中的使用状态,留存了生动的“声音景观”,为民族音乐史研究提供了“可视性声音文化维度及其意义”,也为建构贵州乃至西南各民族的音乐文化变迁史,探讨各民族音乐文化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具象而直观的重要历史文献。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概论(续编)

隋唐五代音乐文献包含典籍、散篇文章、杂记三个部分。经统计,其中音乐典籍有152种,散篇音乐文章有439篇,音乐杂记则散见于近50部笔记书中。该文采用目录学方法,介绍其中的散篇文章,将其分为乐制、乐事、乐论、乐律、乐器、乐曲歌辞、舞蹈杂伎、乐书、选举、墓志等十个大类。这项工作,同该文正编一样,旨在为进行隋唐五代音乐史研究建立基本条件。

商代乐器补说

商代社会音乐歌舞甚盛,乐器品类众多,就甲骨金文及石器刻铭中所见,有20多种乐器名。传世和考古出土的商代乐器,已知的有铜鼓、木鼓、石磬、玉磬、编铙、钟、镛、镈、铎、铜铃、陶铃、埙等,大抵为打击乐器、摇乐器或吹奏乐器,弹拨类弦乐器殆地下难存,考古发掘尚未见。《礼记·郊特牲》所谓“殷人尚声”,信而有征。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清中晚期江南十番与南北戏曲曲艺环流考论

清中晚期是全国戏剧戏曲等艺术形式发生深刻转变的重要时期。兴起于民间、晚明已趋活跃的江南十番得到明清文人诸多描述,呈现出独特的艺术特征,且与戏剧演出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江南十番从演出人才、演出曲目到伎艺传承等诸多方面与北京宫廷等演出场域形成南北环流。在戏曲曲艺生态共同体的视角下,对江南及宫廷等南北十番演出情况的考述,深入探考南北曲艺环流下的地方曲艺发展形态,重新审视清代戏曲曲艺生态场域及历史进程,显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汉魏乐论与“和”的转型

汉魏是中国美学史、艺术史上一个独特的单元,乐论是展示这一时期美学风貌的重要窗口。从发生学的角度,“和”的重要源头是音乐,在先秦乐论中初步形成了天地之和、人性之和、社会之和的基本维度,并具有内在联系性。汉魏乐论一方面将具有巫性色彩的神秘之“和”向相对客观的“气和”方向发展,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更具人间性和现实性的“美和”观念的产生。“气和”向“美和”演进的过程是中国艺术逐渐走向自觉的缩影。其后,伦理性、政治性乐论虽一直存在,且时有凸显,但“美和”所蕴含的“音和”与“器和”维度,则锻造了新的审美准则。历史地看,唐宋时代对“淡和”、明清时期对“感官之和”的推崇,以及整个社会对琴器的重视,都是汉魏审美品味的余续。

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论隋唐明堂建筑形制论争中的礼乐美学观念

圆丘祭天、宗庙祭祖分别象征了继承天命的天道秩序和世俗王权的人间秩序。明堂既是祭天之所,又是布政之宫,其建制、礼仪素无定制,历代皇帝、儒生亦皆因时制礼,遂致争议不断。隋唐之初,明堂礼尚且能遵循古制,至武后擅权之时新创圣礼则实现了天地合祭。从牛弘、宇文恺、魏徵、颜师古等人明堂方案上看,隋唐明堂建筑形制、明堂礼典施行的论争本质是权力之争。从礼仪空间上看,隋唐明堂祭天礼秉承天上秩序象征“天子”统治的合法性,宣读时令、举行朝贺又象征了人间秩序“皇帝”权力的正统性。武则天明堂沿袭魏徵、颜师古“义以随时”“自我而作”“圣情创造”的礼乐美学思想在形制、礼典上有所创新。武氏明堂的完成把儒家礼乐美学对明堂的想像付诸实践,终结了隋唐儒生明堂建制的论争。这一过程表明专制社会国家礼乐体系服务于皇权,国家礼制建筑、仪式空间体系的最终完成取决于皇帝的个人意识。这也是隋唐礼制建筑与礼仪空间所表达的主要美学观念。

先唐西域音乐东渐与歌诗之演变

从音乐文化交流史的视角考察先唐西域音乐东传所带来的音乐文化的革新及其与文学演变的关系。西乐东传的过程也是其与汉地音乐广泛融合并同化为新“华乐”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方音乐文化优势得以凸显,奠定了以南方音乐为主导的艺术格局。汉魏西乐东渐对乐府歌诗影响深远。六朝胡戎乐东传不仅推动了南北歌诗的融合,也为音乐文学的繁荣发展提供了艺术土壤。先唐西乐东传与民族融合、乐制更迭、佛教东传等密切相关。先唐西乐东渐丰富了中国音乐的艺术内涵,催生了新的音乐文化和文学,也为音乐和文学的唐宋因革奠定了艺术基础。

河西地区魏晋唐墓壁画乐器分类考略

河西地区魏晋墓和唐墓出土的壁画中描绘的乐器图像种类丰富,是甘肃音乐史学研究的重要补充。本文对壁画中所出现的各种乐器用现代乐器分类法进行分类,对这些乐器的名称及其形制、流变等进行初步的考释。

唐代和亲政策中的乐舞交流——以吐蕃为例

和亲政策在古时十分常见,至少在原始部落时期,人们已经能通过姻亲关系加强部落实力巩固统治了。由于这种政治性和利益性,各政治团体为了彰显国家实力以及显示友好的态度,“和亲”路上的嫁妆与聘礼实际上除了物质交流与置换之外还有思想的交流。吐蕃政权,作为古时青藏高原的主人,由于实力的强劲,唐王朝无论是使用怀柔政策还是武力方式,都一直与吐蕃保持着交流。纵观整个唐王朝和吐蕃王朝的交流,前后出现过两次和亲的情况,和亲公主分别是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唐王朝为两位公主准备了丰富的嫁妆,其中就包括“赐乐”,从而加强了两地的乐舞交流。

试论唐代诗歌与音乐的交融

在唐代,东西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丝绸之路传来的西域音乐如一股股清泉融入了当时音乐艺术的各个领域,统治者的提倡和时尚的引领,塑造了大唐诗人独特的生活态度和内在的艺术气质,创作了无数描绘当时社会音乐活动的精美诗歌,成为千古流芳的传世佳作。音乐的高度发展提升了诗歌创作的审美境界,同时,诗词的盛行也促进了音乐的发展,优美的诗歌乘着音乐的翅膀,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

唐代“立、坐部伎”相关问题辨析

唐史文献中有关"立、坐部伎"14部曲目及其内容的记载,或详或略,大致相同,但对"立、坐部伎"的始置时间,却无确切表述。晚近学者研究考索之观点,也不尽相同。运用历史个案与时代背景综合考察的思维逻辑和历史学的"内证"方法,从认识宏观历史演变的基本面貌和理清具体史实的时间环节入手,排比史料,经过分析论证,结论是自贞观十四年起,"立、坐部伎"的曲目已各有4部,具备了设置乐部的基本条件。

唐代雅乐简论

雅乐泛指宫廷祭祀活动和朝会礼仪中所用的音乐,起源于周代礼乐制度,政治严肃性、儒家思想正统性是其制作之着眼点。然至唐代,历朝君王重燕轻雅,雅乐制作较之他代尤简;朝廷喜尚享乐,祭祀大乐援引芜杂,民间小调、西域民族音乐、佛道曲调掺杂其中,使雅乐的娱乐性得以凸显,政治功用弱化,形成了大唐雅乐独具之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