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互联消防安全数字化监控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市场上销售的各个厂家生产的火灾自动报警控制系统自成体系,相互之间信息不能共享,不能自动与城市消防接警指挥中心及时通信,造成报警不及时。为此提出了城市互联消防安全数字化监控系统并与互联网相结合的构想,分析其组成原理,设计相应软、硬件,并研制成功。

互补性权利义务下农民经济利益保障机制研究——以农产品质量安全为视角

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利益,而农民利益的基础是经济利益。近期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频发的现实给农民经济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中的农民经济利益有重要意义。根据权利义务互补性的要求,探索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农民经济利益的保障方式,进而提出了农户自我预警机制,农产品安全生产补贴以及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险和恢复生产基金等应急救济机制。

亲亲相隐之“隐”的机制及其本体论承诺——兼与王庆节教授商榷

＂亲亲相隐＂是近年来国内哲学界争论得比较激烈的一个论题。王庆节将＂亲亲相隐＂之＂隐＂作＂隐讳＂与＂隐痛＂双重解释,并将＂亲亲相隐＂之＂隐痛＂作为＂道德困境＂的表达。本文通过训诂学研究,坚持＂亲亲相隐＂之＂隐＂只能作＂隐讳＂解,并将＂隐＂作为解决孝的价值观与公共法律之间冲突的某种机制。这种＂隐＂的机制所引申出来的＂容隐权＂与西方社会强调个体在法庭上的＂沉默权＂在机制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但＂亲亲相隐＂的本体论承诺与个体主义的本体论承诺是完全不同的,＂个体＂不是生命的最高义,中国文化传统更建基在＂生生不息＂的本体论预设中,＂亲亲相隐＂需要从本体论的层面来加以深入理解。

习水县红饰苗族斗脚舞与红色旅游的契合

习水红饰苗族斗脚舞(简称红苗斗脚舞)不仅是丰富的民族体育资源,也是文化旅游资源。红饰苗族斗脚舞和红色旅游的互动发展研究,对于促进民族传统体育的传承与创生,以及红色旅游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

某型导弹训练弹交联关系分析及功能实现研究

介绍了某型导弹主动雷达制导系统、飞行控制系统的工作原理,分析了两个系统在导弹挂机阶段及导弹发射后的工作过程。研究了导弹的作战使用,分析总结了操作程序的流程,结合对载机火控系统对地通道、载机武器控制系统的研究,深入分析了导弹在挂飞阶段同载机间的模拟信号、信息信号交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研制某型导弹训练弹的一种总体方案,给出了基于此方案的原理框图,并描述了此框图实现训练弹功能的原理。

论海峡两岸刑事案件协助调查取证制度——以《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第8条为基础

《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签订以后,两岸刑事司法互助逐步走上规范化路径。在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主体方面,形成了"双轨制"。两岸协助调查取证的方式有多种,如取得证言及陈述,提供书证、物证及视听资料,确定关系人所在或确认其身份等。协助调查取证后的证据能力问题,当前两岸也在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在具体构建协助调查取证程序时,应从提出、审查、执行和回馈四个方面进行。

关于《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法律解读

海峡两岸司法互助经历了曲折的过程。《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的签订对推动两岸司法互助具有重要的法律价值和意义。与之前两岸签订的有关法律文本相较,该协议文本内容规定的司法互助具有综合性、制度化和去政治化的特点。协议的签订并不意味着两岸司法互助步入法律正轨,协议的性质及其内容本身的简约性,两岸不同的法律文化和诉讼制度,以及台湾的政治格局都将构成对协议内容实现的诸多障碍。应关注协议签订后的两岸后续行为,以促成协议内容的法律化,推动两岸司法互助的发展。

论两岸司法互助协议的基本特点

2009年4月26日,两岸签署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协议》,创造性地规定了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的新模式,协议的内容和形式都有诸多创新性规定。协议的签署标志着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司法互助迈入常态化、法制化轨道,对我国区际刑事司法协助理论和实践具有深远影响。

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的刑事司法判定研究——以个案为线索的分析

如何准确认定防卫案件是长久以来司法实践中的一个疑难问题,1997年《刑法》虽对正当防卫制度作出较大修订,但并未根本改变正当防卫制度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困境,其原因在于修订着重解决了防卫行为是否过当的问题,但司法实践中的困境在于如何区分自我防卫与相互斗殴。当前司法实践中较为普遍的"起因是否有责"、"防卫是否不得已"的区分标准,虽具有极强的操作性,却过于简单与绝对,未能深入探求案情,甚至与立法精神有一定背离,使得自我防卫案件往往以相互斗殴结案,而这也与犯罪控制的诉讼模式、司法技术限制、文化上的复仇动机等因素有密切关联。

还手与互殴——伤害案件中的正当防卫探析

轻易将还手认定为互殴,继而排斥正当防卫的适用,是正当防卫司法异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在刑事领域,权威规则的缺失、诉讼程序的不完善也是导致这一局面的原因;在行政领域,立法机关对正当防卫重视不足,而实务中的调解结案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一缺陷。与正当防卫相关的基础理论如果不能转化为权威规则,对扭转这一异化局面的影响力将会相当有限。有必要确立一般性规则:在普通争吵、偶发矛盾的场合,一方先动手,另一方还手造成先动手一方轻微伤、轻伤的,不负行政、刑事责任;造成先动手一方重伤、死亡的,依据必需说的标准,综合现场情境认定是否为防卫过当。将互殴限定为有事先约定的情形。使生活中的“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在具体法律适用中变为“先下手遭殃,后还手正当”。

人像摄影作品著作权归属之我见

从立法、法理两个角度对人像摄影作品著作权和人身权的冲突问题进行分析,指出冲突的根本原因在于权利的相互性,冲突的解决应遵循人格权高于著作权的一般原理,完善权利的配置机制,并提出解决之最有效途径便是使肖像权和著作权的权利主体归于同一,即通过立法规定肖像摄影作品的著作权属于肖像权人。

叶维廉对比较文学研究宗旨的探究--兼谈关于“共同诗学”的论争

张汉良就"共同诗学"的概念向叶维廉发难,引起了叶维廉的反驳。问题究竟如何?在笔者看来,叶维廉提出这个概念,其实是对当时学界普遍认同的信条的概括,他虽对其有质疑,但因未旗帜鲜明地反对,使得学界对他产生了误解。叶维廉提出的"文化模子"理论和"互照、互识"的研究方法,本是为了修正学界因追求共同诗学而提出的"阐发法",结果却导向了以"互拓互补"、"争战共生"为宗旨的文学对话。叶维廉在诠释学的烛照下,廓清了"对话"的涵义,扬弃了"共同诗学"的理论追求,终于确立了以"互照、互识"的文学对话为方法论,以寻求异质文化间文学的"互拓互补"、"争战共生"为鹄的的比较文学研究理论体系。

建筑物消防电源电路规范设计及有关措施

严格执行防火设计规范,搞好消防电气设计,对建筑火灾事故的"消"和"防"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

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论——基于“有限产权”向“共有产权”理论变迁的分析

我国现行调整保障房领域的法律仅关注产权型保障房的分配,而忽视其退出机制,此种立法现状导致的"结构性缺失"是制约产权型保障房制度顺利实施的症结所在。鉴此,构建公平、合理的退出机制是使产权型保障房回归"公共产品"的价值属性之保障。通过分析有限产权理论和共有产权理论下不同的退出模式,可以看出共有产权理论对于解决当前产权型保障房退出机制中存在的问题,具有理论上的正当性和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应予以肯定并逐步完善。

中国式摔跤与武术的渊源关系

本文运用文献资料法、访谈法、逻辑推理法,对武术与中国式摔跤的起源和发展进行分析,得出武术与中国式摔跤同根同源。先秦时期,武术与中国式摔跤均称为"相搏",属于角力范畴。自秦代开始,武术与中国式摔跤分别以手搏、角觝的形式分途发展,其间相互糅合、相互借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武术。为适应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需要,将武术与中国式摔跤统一规划、统筹安排、合并发展,将使中国"国技"运动走向繁荣。

互殴概念的反思与重构

互殴是一个旨在促进正当防卫正确认定的重要概念。互殴与正当防卫是互斥关系,对此理论上没有任何争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大量的原本属于正当防卫的案件被错误地认定为互殴。问题出在传统的互殴概念上。传统的互殴概念认为,互殴是参与者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互相伤害的行为。在理论上,由于伤害故意和防卫意图并非互斥关系,传统的互殴概念无法将互殴与正当防卫区分开来;在司法实务中,传统的互殴概念对法院的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对互殴概念进行重构。重构之后的互殴概念为,互殴是参与者在伤害故意和斗殴意图的支配下所实施的互相伤害的行为。理解互殴概念的关键在于理解斗殴意图。斗殴意图是指基于欺凌、报复、逞强斗狠、寻求刺激等动机而去主动挑起斗殴或积极参与斗殴的主观心理态度。判断双方打斗的情形是否属于互殴,首先判断它是否属于有事先约定的互殴,如果得出了否定答案,再判断它是否属于无事先约定的互殴。

论司法互助取得言词证据在台湾地区证据能力认定路径之变迁

通过两岸司法互助取得的言词证据的证据能力认定,面临台湾地区制度面的困难。《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实施以来,台湾地区法院在"法律审"中,运用类推适用等方法,将请求大陆方面取得的证据纳入"传闻证据例外"的范围加以评价,形成了具体认定路径。台湾地区法院通过"统一法律见解"进一步明确了司法互助取证的证据能力认定规则。相关路径为提升两岸司法互助的效能提供了保障,但也面临来自台湾地区学理发展与"司法改革"的影响。

谈两岸刑事法律共进

随着两岸的互动交流不断深入并且日益广泛,跨境犯罪成为两岸面临的共同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两岸于2009年签订了《海峡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及司法互助协议》,为两岸共同打击犯罪提供了重要依据。这就要求两岸必须就双方刑事法中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与研究,其中,两岸刑法关于组织犯罪与犯罪构成方面的规定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在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和强化司法互助的背景下,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认真梳理和深入研究,以推动两岸刑事法律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