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以诗证史,因史释诗”的实证研究——古代碑刻与诗文所见赵充国在河湟地区的事迹及影响

赵充国是河湟地区著名的历史人物,他的生平事迹不仅记载于《史记》《汉书》等历史文献中,还在河湟地区出土的珍贵汉文碑刻《三老赵掾之碑》及《西宁府新志》《西宁府续志》等方志中都有翔实的记载。这些历史文献,记载了关于赵充国的更多内容,反映了他在河湟地区平定羌乱、罢兵屯田的重大举措及影响,印证和填补了许多史实,这些史实是《史记》《汉书》《后汉书》所没有记载的。在处理西汉王朝与河湟地区羌人关系时,赵充国能够取得胜利,必然有其客观条件,如西汉王朝雄厚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实力,朝廷的大力支持以及军民团结协作等,都是赵充国采取军事行动的坚实基础。但在维护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过程中,赵充国与义渠安国等人在思想行为上形成鲜明对比,造成了不同结果,这必然还与其主观因素密切相关。赵充国常年征戍于边塞,了解羌人的习俗,作战经验丰富;坚持“贵谋贱战”、以全取胜的军事战略;怀有“明德除害”、举德于外的儒家仁政思想,而这些则是义渠安国所不及的。将文学与历史结合起来,以诗证史,因史释诗的治学方法为文学研究找到了新的生长点,扩展了学科发展的空间,也为历史研究找到了新的材料。

杨慎“诗非史”观与中国古代诗歌阐释传统--以《升庵诗话》为中心

杨慎历来被认为是明代“诗非史”观的重镇,实际上,他反对的是宋以来根据杜诗开创的愈演愈误的小传统。在辨明“诗”“史”二体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含蓄蕴藉的诗歌叙事标准,将其融通于诗歌缘情的本质。同时,他又秉持辩证复古的观念、字有来处的知识主义、文献考据的史证意识,最终回到了中国古代诗歌阐释的“诗史”大传统。

从“精神分析学说”看“诗言志”与“诗缘情”之发生动机

中国诗学理论中的“诗言志”理论,打开了中国文学体系建构的话域;而“诗缘情”理论,则厘清了文学表意性研究的内在肌理.西方分析文论中的“精神分析师”弗洛伊德试图用“精神分析说”的理论解读文学密码.回顾中国诗学理论,基于对“诗言志”“诗缘情”理论的正确解读之上,“精神层次”学说可对以“诗言志”的“言”之动机加以诠释;“诗言志”可以被理解为意识活动的产物,“诗言志”的含义也可在意识性与非意识性上进行解读.在“缘情”之时,其实也无外乎是在“防御机制”的理论的映射下发挥作用.“诗缘情”的发生被看作是防御机制下的投射行为.“情”通常借“诗”为载体,“缘情”不过是追根溯源而已.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再探

我在《哲学研究》1981年第6期发表了《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初探》一文。本文对该文在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和其哲学思想的评述上,予以实事求是的肯定,同时指出,它对三个阶段时限的划分及某些哲学观点的认知和评述不够准确、妥帖,进而对李大钊哲学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的时限作了新划分,并对某些哲学政治观点的不妥之处作了修正,进行了新的述评。

建国后《女神》的文学史阐释与现代新诗发展脉络的重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神》在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书写中的再阐释及经典化历程,也就是重新认识和构建中国现代新诗发展脉络的过程。相关的阐释与评价存在一个不断开掘深化的过程,有一个从简单粗暴到相对圆融的发展轨迹。从1950年代到1990年代,现代文学史书写中《女神》的经典化主要表现为对其"第一"的强调及相关阐释。与此同时,文学史著作对《女神》在诗歌形式方面的阐释,经历了一个由隐到显、从有限肯定到全面肯定的发展过程,直至进入21世纪后取代了"第一部"的评价问题而成为重新确认《女神》经典性的重要支撑点。

《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于七之乱也不具备反抗异族压迫的性质,《公孙九娘》"政治隐喻"说不能成立。部分研究者为抬高《公孙九娘》的思想性、艺术性,存在断章取义、选择性运用材料、扭曲作者本意的倾向,过度依赖历史"常识"的解读方法使文章充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但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却被隐没了。只有抛弃"后见之明"式的思维方式,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对作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论陈寅恪文史互证对《莺莺传》文本解读的价值

陈寅恪先生以"历史之眼光"解读文学作品被誉为"学术上的一个里程碑"。他从唐代重婚宦的社会风尚中、从文士风流的艳情诗中、从传奇创作的风习中、甚至从古文运动与传奇创作的联系中解读《莺莺传》,可以称为"《莺莺传》研究的一个里程碑"。但后来的研究者按照陈寅恪先生文史互证的研究思路去不断解读《莺莺传》时,有时不免走入歧途。只有以文本细读来做文史互证的补充,才能避免这种尴尬。

论《吕氏家塾读诗记》的解诗特点

《吕氏家塾读诗记》是一部兼收并蓄的《诗经》学著作,吕祖谦秉持兼收并蓄的原则,吸纳了《尚书》《毛诗序》《郑笺》《诗集传》等多家《诗经》学著作的精华。在疑经盛行的宋代,吕祖谦对传统《诗》说的支持与继承令他所著的《吕氏家塾读诗记》在诗与史的互证、以礼义释诗、以及对郑樵"淫诗说"的反驳等方面表现出了明显的以《毛诗》为宗的特点,这不仅体现了他严谨的治《诗》态度,更凸显了他在宋代众多研习诗经流派中的特殊地位。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美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论古诗注释的维度

古诗注释在中国有千年的学术实践,但至今对其理论的梳理尚属寥寥。总体而言,古代学者对诗注用力之处有四:一是历史考证,表现为年谱、编年和广泛的诗史互证;二是对典故及其它文学因素的阐发;三是以追究语言化用为对象的引证传统;四是对文本意义的开掘。历史、文学、语言和意义,构成中国古诗注释的四个维度。

王国维“以诗补史”的诗学阐释

"以诗补史"观念经黄宗羲发轫后,王国维成为真正的实践者。王国维诗、史观念的形成经历三个阶段:1906年前后萌芽;辛亥东渡旅居日本期间,诗与史的关系逐渐明晰;1912年《书<宋旧宫人诗词><湖山类稿><水云集>后》正式形成。王国维以《湖山类稿》参核南帝后北狩事及《颐和园词》、《张小帆中丞索咏南皮张氏二烈女诗》等诗歌创作是"以诗补史"实证的体现。"以诗补史"与"诗不可兼史"、"以诗证史"、"以史说诗"等共同构成了"诗史互证"体系,可视王国维"二重证据法"在文艺学中的体现。此法是一种普遍性的研究法则被同时代人如杨钟羲、陈寅恪、邓之诚、孟森等共同体认,被浦江清直接继承。王国维的"以诗补史"论一方面符合学术趋向的选取和儒家诗教传统复兴的实际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实践其道统担当、学统承续的"文化遗民"心境的手段和方式。

就诗论诗 以诗论诗——评吴投文《百年新诗经典解读》

吴投文的《百年新诗经典解读》,重在作品解读与赏析,但行文中显见史的意识、史的视野,在百年新诗史的坐标系中定位每一位诗人、每一首作品。吴投文选诗,不依傍前人,不依傍流俗之见,有自己的主张和准绳。吴投文是诗人,他自己写诗,所以能贴近创作,设身处地、剀切入理地评诗品诗。他积淀了关于白话新诗的丰富的审美心理图式,所以没有形成刻板的套路,而能根据每一首诗的特点,做出各具姿态的解读。这部书,不仅解读了百十首经典诗作,更教给读者解诗的方法,具有方法论的意义。

清初注释学视野下的《苏诗补注》

查慎行的《苏诗补注》,秉承了清初重视考证的学风,注重对苏轼诗中"今典"的考证,详细地解释了地理、职官、名物等历史名词,尤其是历史地理的考证。在此基础上,查慎行还运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对苏轼诗中的句意、篇意进行了可靠的解释。《苏诗补注》是对宋代苏轼诗注本的有力补充,是清代诗歌注释的典型著作。

论蔡文姬《悲愤诗》的悲情主题

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悲剧色彩,其作品《悲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她悲情的命运。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对《悲愤诗》进行细致解读,发现其中蕴含身遭离乱之悲、思亲之痛与别子之悲、众亲皆殁之痛与三嫁他人之悲的悲情书写。《悲愤诗》所描绘的个体悲情主题实为东汉末年社会史实的具体呈现,具有史诗书写的价值。

试论白居易灾害诗的史学价值

唐朝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故而其诗多为反映现实之作,其中不乏关于自然灾害的书写。这些灾害诗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第一,史诗特性可证补史书,而史书亦可印证史诗,具有诗史互证的价值;第二,诗体的"赋化"特征显现了诗赋交互作用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

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科学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杜诗“诗史”说检讨

杜诗"诗史"说被广泛接受。杜诗"诗史"说最初特指杜诗中记载"安史之乱"中社会动荡以及杜甫个人流离经历的诗歌。孟棨认为,所有的杜诗都具有史的特质,其中所记载的事全部都是真实的。"诗史"说的接受分为肯定与否定两条脉络,肯定者从各个角度对杜诗"诗史"说进行阐释,丰富着"诗史"理论,但依然无法解决命题自身的理论缺陷。虽然杨慎、王夫之等否定者从各方面提出了有力的质疑,但对杜诗"诗史"说的肯定依然是接受史的主流,这一现象所反映出的思维和文化局限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