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moting Mutual Lear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rough Exchanges——Notes on the Visit of the European-American Young Leaders Delegation to China

At the invitation of CAFIU,an 11-member European-American young leaders delegation composed of politicians,think tank researchers and media workers from France,Germany,Italy,UK and US headed by Mr.Manlio di Stefano,Member of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Italy and Chairman of the Five-Star

明清之际中国社会对欧洲文明的拒斥与接受

16-18世纪耶稣会传教士来中国传教,同时也带来了部分西方的科学知识。中国的儒家士人和士大夫群体中,有一部分人激烈反对、拒斥接受这些知识,也有一部分人乐于学习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接受并试图融合而后超越西方文化。拒斥的一方,有出于意识形态立场、政治安全角度考虑的,如《破邪集》的编辑者徐昌治,以及该书中收录的各色人等,如清初布衣杨光先;也有王夫之这样的大儒,从儒家经学中天文、地理知识的固有立场出发,批评利玛窦的地圆说和地球与太阳及诸行星的距离说。接受的一方表现出比较多元的立场,有徐光启的“超胜会通”说、方以智的“坐集千古之智”折衷说,也有以康熙皇帝为代表的“西学中源”说。“西学中源”说虽然最终不利于中国人虚心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但也包含着一定的合理的文明交流互鉴思想,即在学习外来文明中的先进内容时,必须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性。

“红色经典”海外传播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

作为与当代社会发展结合紧密的文学艺术类型,“红色经典”的海外传播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有着内在的关联。“红色经典”在20世纪50—70年代集中传播到欧美和亚洲的一些国家,建构起关于“红色经典”的知识再生产;而国外知识界特别是美国和法国左翼知识分子对红色中国的认同与赞赏起到了消解彼时西方主流社会对中国负面宣传的作用,他们对毛泽东思想的热衷与“红色经典”所反映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形成互文、互动及互鉴。新世纪以来,国外文学文化领域对我国“红色经典”改编的关注,同近年来国外经济政治领域渴望了解并热衷探讨当代中国成功发展经验的内在需求,形成某种隐在的呼应。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欧人权思想互鉴

中国和欧洲的传统文化中都蕴含着丰富的潜在人权资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东学西渐”,对欧洲产生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助力了欧洲人权学说的创立。反过来,欧洲人权学说“西学东渐”,也激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权资源实现自我突破,萌发了中国的人权理念。在《世界人权宣言》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与欧洲代表相互交流、共同探索,为全球人权共识的达成作出了贡献。改革开放以来,中欧人权交流更为广泛并趋于平衡。中欧在平等和开放的基础上加强人权交流,不仅有助于中欧双方人权视野的拓展和人权共识的达成,也会为全球人权交流树立样板,促进世界人权事业共同和谐发展。

中文在美传播与中美关系健康发展研究

中文在美传播历史悠久,有记录的历史已长达140余年。中华文明与文化的独特魅力以及美国华人移民群体的不断壮大为早期中文传播奠定了一定的专业和民众基础。自二战开始,美国政府开始助推中文传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积极推进中文向世界传播,这些都为中文在美传播创造了条件。随着中文传播的发展,中文传播的民间力量不断涌现,比较有名的包括全美学术团体委员会、美国中文教师协会、美国华文教育组织、美国孔子学院以及其他一些颇具影响力的组织、机构和个人等,并随着全球化与科学技术特别是高速网络、大数据以及智能设备与应用的发展而形成一个覆盖美国各地区、各领域的中文传播网络。中文在美传播有助于改进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构建民间友好关系,进而为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民间基础;健康的中美关系也会进一步推进中文在美传播,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海外中国观与文化主体性叙事的交互建构以丁龙捐赠事件的传奇化过程为例

通过对“Dean Lung汉学讲席”事件演绎而来的“丁龙传奇”进行探析,本文发现其历史叙述的重要建构节点多出现在美国“中国热”与中国知识分子建构自身文化认同的风潮交汇互动之际。一系列的互动过程揭示了鸦片战争以前的国际秩序在近现代如何发挥双重意义图式的作用:它既沉淀为以儒家文明为符号的华夏中心情结作用于中国,也转化为以“儒教中国”为象征的积极东方主义作用于西方。两者以不同时期的发展形态在“丁龙传奇”的建构空间对话和交互阐释,鲜明地呈现了近代中美交往的过程中对“何谓中国”的符号化想象。由此可见,知识分子所阐发的中国文明本身,也被跨文化交往中的既有历史结构所笼罩。这意味着“文化自觉”的纵向内省与横向交流,实为相辅相成、互相建构的一个多时空不断对话的动态系统。择取其中积极的中国符号进行表达,或能引发异文化乃至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极大善意和兴趣,但也在一定程度上窄化了人们想象中国的空间,限制了认知真实中国的丰富可能。意识到这一点,将有助于中外学者理解并掌握文明交流互鉴的密匙,以更加广阔的胸襟和丰富的智慧讲好中国与世界的故事。

非洲媒体发展态势及中非媒体合作路径探析

媒体交流是中非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非洲媒体正处于转型变革的关键时期,传统媒体呈两极分化发展态势,数字媒体快速崛起,非洲媒体格局得以重塑。非洲媒体面临资金短缺、媒体专业人才培训不足、数字鸿沟扩大、外部环境不稳定等挑战及其引发的连锁问题。为助力非洲媒体更好地适应新媒体技术,共同讲好新时代中非故事,文章在总结中非媒体以往合作成效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新的合作路径:一是加强媒体内容共享,打破西方负面叙事范式,发出全球南方强音;二是加大中非媒体人才培训合作力度,助力非洲培养新一代媒体人才,推动非洲媒体融合发展;三是助力非洲弥合数字鸿沟,增进中非对彼此传播制度和理念的相互了解,促使非洲媒体在国家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文明观论析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全球文明观将立足自身、观照世界的文明发展普遍要求内化其中,也融入兼容并包、胸怀天下的中国话语,实现了对西方文明观的超越。这一文明观遵循人类文明共性与民族特性辩证统一的本体逻辑,坚持马克思主义文明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理论逻辑,是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的历史自觉,也是对文明价值凸显与文明冲突加剧交织影响的现实回应。它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总体目标,以践行全人类共同价值为普遍遵循,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为基本原则,以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为重要动力,以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为实践路径,彰显了中国共产党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使命担当,对于推动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加强全球文明治理、开辟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路径都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西班牙文明交流互鉴

公共外交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是促进国际合作与文明交流的途径,也是国家综合软实力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公共外交在对外推广、中国话语的海外传播等方面发挥着更加关键的作用。西班牙作为中国在欧盟的重要合作伙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与中国保持着密切的合作与交流。值此中西建交50周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10周年之际,重新审视双方在人文交流领域的文明互鉴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中西关系发展的三个历史期为基础,探讨公共外交视域下的中国—西班牙文明交流互鉴。

新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改革的挑战与中国的战略选择

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是党中央对当前国际形势和全球治理发展趋势的重大科学判断。面对新动荡变革期下世界陷入极度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严峻国际形势,全球治理改革面临着美西方利益集团的掣肘、全球治理改革“中国之治”与“西方之治”的对立、全球治理改革主要行为体对抗式制度体系的负外部性、全球治理改革行为体信任赤字的加剧与价值共识的深刻分歧等多重挑战。在此背景下,中国要稳步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并提升自身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影响力、塑造力和引领力,首先,要加速提升国家综合实力,在对外开放中持续提升我国在世界市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以此为基础渐进改变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角色;其次,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增强用中国价值理念等智识元素对全球治理改革的引领,形成中国原创的全球治理改革理论,提升中国在全球治理改革中的国际话语权;最后,要加强与不同行为体的协调与合作,找到合作与斗争的平衡点,持续扩大合作的外溢效应,进而以和平合作的方式将全球治理改革的美好愿景变成现实。

在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友好关系历久弥坚。中阿关系史既是一部和平、友善的交往史,也是一部超越隔阂的文明互鉴史,更是一部伟大精神的构筑史、传承史。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都蕴藏着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相同理念,相互欣赏各自的价值取向。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备诸多的历史条件和现实基础,是历史和现实证明的人间大道。深入准确理解文明交流互鉴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树立正确的全球价值观和文明观,进一步促进中阿关系。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国的社会实践和不同发展路径的探索、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也需各国深入沟通对话,进而采取共同行动。因此,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探寻文明交流互鉴中的“共同价值”已发展成为人类需要回答的重大时代课题。新时代中阿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应朝着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弘扬和践行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方向努力。

模件迁移理论指导下的中欧公共骑行设施设计思考

本文基于中欧慢行系统中公共骑行设施所通用的“模件”属性,思考迁移理论指导下中国公共骑行设施的自律性、流畅度以及速度化建设。通过对欧洲骑行文化成熟的导视设施、泊车设施及助力设施设计经验予以分述,推进以“通感模件”为母题的中国公共骑行设施通过设计迁移形成更加积极的普适策略。

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

从文明与文化的视角审视中国对非传播,其面临着文化隔阂、传播效能受限等多重挑战。因而以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新文明观为价值基石重构中国对非传播就尤为必要,其真正回归了国际传播分享交流对话的本质,不但有助于发掘中非文化共性与差异,超越西方以对立冲突竞争为主的对非传播范式,更暗含了中国对非传播的文化自觉。基于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对非传播新探索,不仅需要实现理论升级,建构能支撑文明多样性、平等性、对话性的对非传播理论体系,还需在实践创新上下功夫推动中非人文交流,以实现中非日常生活的文化共享。

丝路交往:中国器物与非洲镜原

在全球史视野下,丝路交往是全球交往的典型样态。在中非丝路交往中,移民及其财富追求与城邦崛起是中非丝路交往发生的基础。朝贡、贸易和游历成为中非丝路交往的主要方式。流动的中国器物以特有的"物的表达"和"匠的精神"传递给非洲民众造物理念、审美思想和人文精神。非洲民众对中国器物及其技艺的接受不仅激活了他们艺术创造的冲动与智慧,还创生了新的艺术式样和文明生态。从传播至非洲的中国器物身上,不仅能映射出非洲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及其艺术思想,还能映射出非洲民众对中国文明的接纳与转换,显示出古代中非文明互鉴的历史经验与交往逻辑。澄明此论,对当代全球国家治理以及处理国际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欧洲学者谈中国式现代化——法比奥-马西莫·帕伦蒂教授访谈

当代中国成功走出了一条富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之路。中国式现代化既遵循人类现代化普遍规律、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现代化经验和教训,又立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发展实际、人民现实需要,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肇始于欧洲,欧洲如何看待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看待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特色”?如何看待中国崛起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这是未来进一步发展中欧伙伴关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意大利籍学者法比奥·马西莫从欧洲视角充分肯定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认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虽面临诸多挑战,但前景光明。

论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与发展——“新时期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建构”学术对话会综述

当前全球治理格局正在发生极为深刻的转型,东盟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战略角色。在美国实施印太战略围堵中国的背景下,建构新的战略思维、加强与东盟之间的地缘政治联系,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为促进中国-东盟关系高水平发展,要立足于新时代的战略背景,深入分析东盟与中国关系发展路径,传承中国同东盟国家的历史友谊,警惕域外势力恶意干预,走好中国-东盟合作共赢之路;要加强能源合作交流,结合东盟气候危机、碳排放形势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工作与温控目标,并根据中国碳排放形势、1+N政策框架与相关举措,探寻促进中国-东盟气候与能源合作的方法途径;妥善分析应对“美印日澳”四国机制、“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对东盟乃至亚太地区的影响,排除地缘政治因素干扰,同时发挥好泰国等中文教育支点国家的引领和辐射作用,带动东盟国家中文水平整体大幅提升,促进中国-东盟民心相通。

文明交流互鉴与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构建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是彼此友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绵延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丝绸之路开辟后,古代中国文明与南亚文明、东南亚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日益增多,形成了丝路相通、亲近友好的历史面貌。近现代时期,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前途和命运休戚相关,使得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打上了患难与共的历史烙印。在当代,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各国虽然存在现实国情和发展道路的差异,但彼此之间的文明交流互鉴历久弥新,体现出命运相连、求同存异的历史大势。总体上看,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明交流互鉴具有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官民并举、民间先行、取长补短、择善而从等鲜明的历史特点。从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启示来看,推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文缘相融是先天优势,文化认同是关键所在,文明对话是必由之路。因此,要大力弘扬丝路精神,深刻阐释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精神内涵。要大力挖掘历史资源,充分调动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文化基因。要大力开展人文交流,不断夯实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要大力推动南方丝绸之路联合申遗,积极推进构建中国—南亚东南亚命运共同体的项目合作。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述论

中外人文交流是中国对外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夯实中外关系社会民意基础、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重要途径。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人文交流是中国人文外交的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及此后中东各国的相继独立共同开启了双方人文交流的新纪元;改革开放后特别是21世纪以来,双方各领域人文交流日趋活跃,成就斐然。本文对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与中东国家人文交流的成就、特征和意义作了简要梳理和评析,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挑战及发展前景作了初步研判和展望。在中国与中东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背景下,双方的人文交流不仅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对深化中国与中东国家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近代”已近“晚清”未晚之际——论曾纪泽的西学知识结构与域外诗创作

曾纪泽出生于湖湘世家大族,学问淹博,且具有良好的西学知识结构。作为郭嵩焘之继任者,他前后八年驻节英法等国,创作了一定数量的域外诗歌,包括纪程记事、写景咏物、寄思怀人等作品,历来较少为学界注意,然而置于“近代已近”“晚清未晚”的历史背景下考察,可以发现其特殊的文学和社会学价值。他在出使前赠送外国人士的中西合璧诗,是近代诗史上一种有意味的尝试性写作;出使后创作的《中国先睡后醒论》及画狮子题诗,与近代民族主义“醒狮”论的产生具有密切关联,成为近代文学史上的典型事件,影响甚巨,应予充分的关注和研究。

世界现代化历程与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回顾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显示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华诞之际的道路自觉。100年来,在世界由现代化走向全球化、主要大国实力消长的大背景下,中国能够从近代以来的衰败落后到今天站在世界大国前列,从根本上说,就是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现代化最初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引领的,其本来含义包括理性化、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制化六个方面。现代化在人类文明进步中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其固有的价值二重性,也给社会带来了出现“单向度的人”、社会单一化、金钱崇拜和世俗化倾向、“都市病”、极端个人主义思潮、效率与公平对立等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现代化开始向全球化阶段过渡,在两大阵营对立结束后,“一超多强”格局形成,东亚、拉美国家相继崛起,世界体系逐渐不以意识形态为主导、而以现代化的程度和水平来划分,各国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也逐步多样化,并产生比较与竞争。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现代化经历了畏惧、追寻、脱离、误解、拒斥、创造的认识阶段,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的实践中开启了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之路,是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发展道路,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