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中的诗史互证——兼论开元中玄元皇帝与唐玄宗形象关系的构建与转变

殷寅、李岑、赵骅《玄元皇帝应见贺圣祚无疆》一诗并非作于天宝四载(745),而是以开元二十九年(741)“唐玄宗梦见玄元皇帝赐真容”为本事。通过对上述诗歌的解读,可补充唐玄宗赏赐群官觐睹真容并举行宴会事件,确定作者的身份信息及“赵铎”确为“赵骅”之误,展示玄元皇帝对霍山神助唐成功故事的渗透与转化。以上诗歌与同主题的诗歌,共同镜照着开元年间君王意志与政治事件对玄元皇帝李唐远祖、道家道祖、天界上帝等不同形象的塑造与强调,以及基于血缘联系、道经传承、天人感应的关联,唐玄宗尊祖贤君、继道圣王、应命帝王等不同权威形象的构建过程。

一部史学、诗性兼备的厚重之作——简评陈贻焮《杜甫评传》并论当代杜甫研究之格局

杜甫其人其诗是中国诗歌史、文化史上伟大的存在,特点鲜明,影响巨大。20世纪以来的杜甫研究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陈贻焮先生的《杜甫评传》就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陈先生以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深厚的学术积累,娴熟地运用知人论世、诗史互证的研究方法,力求深刻而全面地厘清杜甫的经历及其与时代的互动。他高度关注杜诗,并致力还原杜诗的创作情境、分析杜诗的思想艺术等工作。这部评传具有强烈而鲜明的诗学品质和诗性精神,从而实现了古今贯通,具有一种特别的艺术感染力。一代有一代之学问,杜甫研究仍有大量遗留的复杂问题亟待解决,尤其要加强文本细读并开阔研究视野。

北宋新旧党争影响下的笔记小说创作

北宋新旧党争是宋代政治史上的重大事件,对此进行论述的笔记小说亦有不少。整理涉及新旧党争的55部笔记小说,其类别有:其一,属于旧党成员并坚定地反对变法者;其二,与旧党成员有亲缘或师从关系者;其三,与新党成员有亲缘关系者。他们在笔记小说中记录政事,描写党争,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得笔记小说成为党派斗争的另一面镜子。其目的或补史之阙,或为党争而作,涉及新旧两党关于新法的论争、旧党对于新党用人方面的不赞成、新旧党人在学术上的冲突、新旧党争中的诗案、旧党对于新党人士的人身攻击、旧党指责王安石《日录》的问题等6个方面。而这6个方面中具有文学性的小说故事大多出现在写作于南宋时期的笔记小说中,以打击新党为写作目的。其写作手法主要有扭曲事实、虚构故事和曲意理解及引申发挥等三类。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及其三重取向

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包括某区域或地方的党史国史作为对象的历史研究,都是基于地方档案、民间文献、口述史料及其它实物史迹材料基础上的党史国史个案性史学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这种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已成为历史学研究领域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与突破口。文章拟从相关资料基础、研究范式与历史学田野调查法应用三重取向,就地域史视野下党史国史研究进行一定程度的审视与反思,希冀进一步推动党史国史研究趋向更为健康与切实的学术进步。

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陈寅恪对文学作品史料价值的解读及运用研究

如果参照时段理论将史实分为"具体史实""一般史实""抽象史实"进行分析不难发现,陈寅恪运用文学作品对上述三类史实进行的考证与解读,呈现出的是一个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的过程。就某种层面而言,从史实考证到心史诠释是陈氏史学研究特色最突出的呈现,它既显示了文学作品史料价值层次性与多样性,同时也是陈寅恪史学研究从对历史表象的考证还原到历史内蕴的深刻阐发历程的集中呈现。此外,历史现实层面的史实还原与精神层面的内蕴阐发构成了历史学求真维度的两个基本面相,陈寅恪的从史实求证到心史阐发的研究工作正是对历史学求真维度的全面观照与把握。

以诗证史:岑参边塞诗中有关唐代西域名称的变迁

唐代在西域的军政、行政机构设置中不用“西域”之名,而代之以安西、北庭、碛西、镇西等名称。岑参的西域诗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变迁,为历史提供了难得的佐证。

钱钟书论韩愈

韩愈为中古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人物,钱氏秉其"以变为常"之文学史观,于文本细读之中,推知昌黎之双向接受,并进而体察昌黎为诗文转折关捩原因之所在,同时秉同情了解之态度,于昌黎言行之不合处作平情之论。钱氏论韩出以札记形式,故而形式略觉零散,但细味之,则系统而有条理与钱氏解诗之范式有本末并照之趣,可由此而知钱氏谈诗之"一以贯之"者,并可于钱氏之性情作玄想之体会。

《聊斋志异·公孙九娘》研究的若干思考

蒲松龄的生长环境、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不会有反清情绪,于七之乱也不具备反抗异族压迫的性质,《公孙九娘》"政治隐喻"说不能成立。部分研究者为抬高《公孙九娘》的思想性、艺术性,存在断章取义、选择性运用材料、扭曲作者本意的倾向,过度依赖历史"常识"的解读方法使文章充斥着抽象的意识形态话语,但真正复杂的"社会"和"现实"却被隐没了。只有抛弃"后见之明"式的思维方式,在翔实的材料基础上"回到现场",对作者抱有一种"了解之同情",才能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作出无限接近于事实的客观评价。

论古诗注释的维度

古诗注释在中国有千年的学术实践,但至今对其理论的梳理尚属寥寥。总体而言,古代学者对诗注用力之处有四:一是历史考证,表现为年谱、编年和广泛的诗史互证;二是对典故及其它文学因素的阐发;三是以追究语言化用为对象的引证传统;四是对文本意义的开掘。历史、文学、语言和意义,构成中国古诗注释的四个维度。

在诗史互证中显现文明的美丽——陈寅恪与钱穆诗学解释的自由意向

从诗史互证出发,陈寅恪与钱穆对诗学形成了许多重要贡献。一是对民族文化形成了诗性美丽的读解,二是确证了民族生活中人格风流的文化特质,三是对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形成了诗意重绘,四是重视民族文学历史的自由精神体验。这些,皆对当代诗学与价值论美学的重建具有启示。

试论白居易灾害诗的史学价值

唐朝诗人白居易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故而其诗多为反映现实之作,其中不乏关于自然灾害的书写。这些灾害诗具有重大的史学价值:第一,史诗特性可证补史书,而史书亦可印证史诗,具有诗史互证的价值;第二,诗体的"赋化"特征显现了诗赋交互作用的文学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文学史价值。

论蔡文姬《悲愤诗》的悲情主题

东汉才女蔡文姬的一生坎坷传奇,充满悲剧色彩,其作品《悲愤诗》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她悲情的命运。运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结合《三国志》《后汉书》等典籍记载,对《悲愤诗》进行细致解读,发现其中蕴含身遭离乱之悲、思亲之痛与别子之悲、众亲皆殁之痛与三嫁他人之悲的悲情书写。《悲愤诗》所描绘的个体悲情主题实为东汉末年社会史实的具体呈现,具有史诗书写的价值。

论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

探索了陈寅恪的文学研究方法,认为可分为四种:诗史互证、多重证据法、科学思维法、从文化的视野视察文学,并对此分别加以阐述。

以阿盖公主的诗歌解读“孔雀胆”传说

"孔雀胆"传说是发生在元末明初时期云南的一段爱情悲剧,传说是依托"孔雀胆"事件而来。关于这段历史,正史中没有完整的叙述,所以经过历代演绎,有诸多异文。正史和异文中都有阿盖公主两首诗歌的记载,这两首诗歌也成为研究那段历史的一个参照。无论是研究近代以来以此题材创作的文学作品,还是研究"孔雀胆"事件,都绕不开阿盖公主的诗歌。文章通过这两首诗歌,用"以诗证史"、"史诗互证"的研究方法读解那段历史。

传存三千灵鬼的心魂——评严迪昌著《清诗史》

严迪昌先生的《清诗史》是一部描述有清一代诗人复杂多元的精神历程的心灵史。它在地域文化 网络和家族文化网络中,对数以百计的诗人作了行年的考辨、艺术精神特质的挟发,指出了清诗嬗变所呈现的 “朝”、“野”离立之势。批判了以皇帝为首的宗室集群及其辐射的朝阙网络所具有的话语霸权,昭示了清代诗歌 所具的认识意义和审美价值。《清诗史》探觅诗人的心灵底蕴,始终以揭橥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为前提,立足于 文本本位,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书中对那些貌似寻常而内里深沉的人物的解剖,尤能显示著者那看透世事 人心的犀利眼光。书中对诗人群体和诗学大家的分析,都选择了独特的切入角度,其论述语言也有着强烈的个 人化色彩。著者的踏实学风使该书的学术成就代表了当代清诗研究应有的水准。

诗史互证与审美为本

陈寅恪是历史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历史,他用诗史互证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成就斐然。而钱锺书是文学家,他学术研究的重点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性。两人学术成就各有千秋,要以辩证的态度对待。

“诗史互证”视域中的周煌涉琉球文学、史学撰著及其价值

周煌是重庆涪陵历史上走向全国的重要官员及文史大家,对其撰著进行系统的挖掘和梳理,使之发扬光大,繁荣地方文化建设,造福桑梓,是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在周煌众多的文史撰著中,《琉球国志》具有代表性,其内容匡正前作,凌越前述,堪称体大思精,为此类撰著的集大成之作;诗集《海山存稿》存有不少周煌出使琉球途中及出使前后创作的诗歌作品,与《琉球国志》相互印证,可补《琉球国志》之不足。两者互参,可得到许多新颖而有价值的信息。

唐传奇《聂隐娘》与中唐相关历史的互证

唐传奇虽有虚构成分,却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时的社会状况,具有补史、证史的作用。《聂隐娘》折射出魏博与唐庭的微妙关系、中唐暗杀之风盛行等史实。证诸历史,聂隐娘虽为故事主角,但真正推动情节发展的却是幕后主人公嘉诚公主:魏博屡次叛乱,朝廷无力对抗,遣嘉诚出降安抚,维持魏博和唐庭关系的平衡;嘉诚历经田绪、田季安两任魏博节度使,并在田季安继任中起到重大影响;嘉诚薨逝、田季安失控,也是导致隐娘弃魏投刘的重要原因。

试论唐诗教学中的“诗史互证”

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一向有文史交融的优良传统,"诗史互证"正是这一传统的具体实施方法。在唐诗的教学领域,"诗史互证"同样可以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一方面,史可以证诗;另一方面,诗也可以证史。教学中的"诗史互证"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在唐诗教学中可以采用"诗史互证"的方法,多学科交叉融入课堂,从而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史书自注对唐诗自注之影响

史书自注的出现早于唐代诗文自注,其成熟的注释方法及书写形式对唐诗自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训体自注、解体自注、参见法自注作为史书自注的主要体式为唐代诗人所仿效,变为诗歌自注的阐释手段;另一方面,唐诗自注在书写体例上借鉴兴起于魏晋史书自注的小字夹注式样,与诗歌文本在形式上实现区分独立的同时,又保持了内容上的深化补充。总之,史书自注的体式与形式为唐诗自注的撰写提供了成熟可取的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