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何以影响公民政策遵从?——基于数字治理中公民信息采集意愿的调查实验研究

公民政策遵从关乎政策成败,治理现代化背景下亟须探索促进公民政策遵从的有效策略。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作为政策领域的“无形资产”,是否能够影响公民政策遵从意愿?当前学界尚未对以上问题做出回答。基于此,本文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引入中介变量——政府信任和调节变量——组织声誉维度,构建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与公民政策遵从之间的关系模型,通过调查实验探究公共部门组织声誉与公民政策遵从之间的关系及其形成的内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其一,相较于带有负面声誉的公共部门,公众对享有正面声誉的公共部门表现出更高的遵从度;其二,组织声誉对公民政策遵从的影响并非仅限于直接产生,也可通过公民政府信任间接实现;其三,不同组织声誉维度下政府信任存在明显差异,说明组织声誉维度可作为一个调节政府可信度的机制。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理论与公民政策遵从进行链接和对话,既丰富了公共部门组织声誉的微观研究,也为提升政府治理成效以及推进公民政策获得感提供了实践启示。

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形成机制:文化主义视角下多元因素的解释

在政民关系中,政府与民众的相互信任同等重要,其中官员对民众的信任直接影响他们对公众意见的听取和采纳,但是关于官员对民众信任的影响因素研究目前还不充分。构建一个文化主义视角的模型并基于4000余份样本进行检测,结果显示中国政府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总体呈现中等水平,受到官员的信任倾向、公共服务动机、家长式领导认同、传统媒体使用等因素的正向影响,同时受到传统等级观念、面子意识、互联网媒体使用等因素的负向影响。加强思想建设、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人民至上的立场使命,有助于增强官员对民众的信任,改善干群关系,提升治理效能。

精英文化如何影响公民信任?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

政府的公民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保证,也是我党“群众路线”的要求与核心。本研究以上海市公务员的调查数据为样本,分析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的影响,并检验官民互动经验与社会舆论评价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精英文化对公民信任、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有显著负向影响,对公民情感信任的负向影响强于对能力信任的负向影响;社会舆论评价与官民互动经验缓解了精英文化对公民情感信任与能力信任的负向作用,提高了官民互信水平。这一结果说明,培育政府公务员的服务意识与大众情怀仍至关重要,只有当公务员认可和信赖群众时,在理解和满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基础上,才有助于塑造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并努力促成政府与民众互信的良性循环。在理论上深入探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深化对官民信任的认识,也能为未来提高官民信任、重塑社会互信的实践提供经验层面的支持。

信托制物业模式拓展社区社会资本的实践路径及其内在机理

作为社区治理的一种创新形态,信托制物业模式通过激发多主体共同参与、协同联动方式,既提升了物业管理水平、物业费收缴率和居民满意度,也较好化解了传统物业模式存在的矛盾纠纷。以H市W区为例,结合社会资本理论,发现信托制物业模式旨在依托价值维度的信义情感融入、工具维度的数字技术赋能和主体维度的协同网络打造三方面路径,有效拓展了社区社会资本。进一步探析,可提炼出亲密性集体意识、无缝隙互动空间和多元主体资源汇聚等深层原因,进而揭示互益共同体形成的内在机理。该机理融合了互益观念、互益结构与互益场域三类核心元素,由此建构诠释其底层逻辑的三角逻辑框架,从而系统阐明机理运转可能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政府市场共演理论视角下公民获得感的影响因素研究

公民获得感作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的良政基准与善治标尺,极为准确、生动地体现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期许与价值表达。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形成强大合力的新时代背景中,政府与市场显然对公民获得感具有重要影响。通过分析3 317份调查问卷的数据,研究发现多谋民生之利逻辑中的社会资本与多解民生之忧逻辑下的政府信任对公民获得感具有正向影响,数字政府能有效调节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对公民获得感的影响。上述结论揭示了政府市场要素与公民获得感的内在关系,丰富了学界关于政府市场共演理论的研究视角,对提升公民获得感具有现实启示意义。

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创新路径——以安徽省X县为例

构建党群互信关系,是党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走中国式现代化之关键路径。研究表明,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中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内在逻辑在于践行人民至上理念,坚持民生问题导向,完善党群双向沟通机制,实现党群联通制度化,健全民意督办机制。有效化解党群互信关系建构的重点与难点问题,应当持续增强基层党组织创新服务能力,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民生问题回应能力,积极完善党群双向互信沟通机制,健全完善党群互联互通制度与机制,清晰界定民意督办机构的职责权限,扎实推动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着力增强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

公众参与、绩效评价与公众信任——基于某市政府官员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公众对政府的信任问题日益突出,而公众参与的政府绩效评价活动的开展为公众与政府的互动搭起了桥梁。通过问卷调查获取的特定地区相关数据分析结果表明,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的影响最大,其次公众参与程度和评价结果应用都在一定程度上正向影响公众信任;同时,评价结果应用通过政府绩效对公众信任产生间接影响。

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关系研究--以公民满意度为中介变量

政府信任是政府合法性的基础,能有效降低行政成本,通过构建电子政务提升政府信任是当前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本文在社会公众对电子政务、政府信任等变量数据调研的基础上,应用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公民满意度是电子政务与政府信任的部分中介变量,揭示了电子政务对公民心理和行为倾向的作用机制。该结论表明:政府应当以公民为中心、通过有效设计"公民参与"为核心的电子政务来提高政府的管理、公共服务水平,增强政务服务的公民满意度,提升公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

重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西方国家的经验

本文从当代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信任赤字出发 ,对公共行政中的信任问题以及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进行了界定 。

基于PKI/CA互信互认体系的电子政务

分析中国电子政务领域多CA(certification authority,CA)互信互认标准体系构建原则,结合深圳电子政务,从法律、管理和技术角度尝试构建基于PKI/CA的互信互认标准体系框架,探讨制定支撑多CA兼容应用的电子政务数字证书格式、应用接口和注销列表等技术规范.

公众满意度与政绩有关系吗?

政绩是中国地方政府官员的核心追求,但政绩一定能提升公众满意度吗?文章研究结果表明:政绩不能单独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满意度;政务公开、政府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公众满意度;政务公开对公众满意度与政绩的关系产生了调节作用。不过,政务公开的调节作用又取决于公众对政府绩效信息的信任程度。这意味着为提高公众满意度,建设透明政府和诚信政府是第一要务。

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公众参与的桥梁——以政府公职人员为观察主体

现有研究对政府信任的讨论非常之多,却回避了政府对公众的信任,但信任是相互的,在缺乏政府对公众信任的情况下谈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是不恰当的。论文提出政府对于公众的信任这一命题,并认为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是公众参与的桥梁。论文构建了"三维度影响因素-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政府支持公众参与"的结构模型,试图从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维度(七种因素)解释政府对公众信任的影响因子,并进一步探究政府对公众信任的中介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个体层面,信任倾向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组织层面,官僚型组织特征则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负相关;社会层面,社会评价与政府对公众的信任显著正相关;政府对公众的信任在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面与政府支持公众参与之间起到了完全中介的作用。论文重新定义社会互信,深化了对政府公信力的解释力度,在全球性公民对政府信任衰退背景下探寻提升政府公信力的方法。

影响政府对民众信任的因素有哪些?——以上海市公务员为考察对象的探索性研究

政府与民众间的信任问题是公共管理领域的重点研究议题,是理解政府治理现代化与民主化的基础。已有的研究往往忽略了政府与民众信任的双向性,在过多关注民众对政府信任问题的同时,回避了政府对民众的信任这一关键议题。运用描述性统计和层级回归模型分析以公务员为对象的调研数据,不仅能够准确认知政府公务员对民众的信任程度,而且有利于进一步探讨影响政府对民众信任的相关因素,从而为新时代背景下重塑官民互信关系、提升政府公信力提供微观层面的经验支持。

电子政务使用如何影响公民信任：政府透明与回应的中介效应

公民使用电子政务是否会影响及如何影响公民信任?论文基于已有理论和文献,构建了一个中层理论模型,认为电子政务使用会影响公民对政府的信任,而公民对政府透明和回应的感知水平会中介二者之间的相关关系。利用2014年中国36个主要城市居民的电话调查数据,论文的多层模型分析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假说。论文揭示了电子政务影响政府信任的过程和机制,为推动电子政务发展、促进政府绩效改进和增强执政合法性提供了经验依据。

中国情景下的公民文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关系研究

制度理论、文化理论是西方解释政府信任起源与影响因素的两种竞争性理论。基于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波、第三波数据,本文检验了两种理论在中国情境下的解释效力与发展变化。研究发现:制度理论对我国政府信任具有良好的解释效力,但是不同制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和变化,制度绩效与政府信任的线性关系趋于复杂;文化理论对政府信任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和低估,从文化视角解释政府信任应当关注公民文化的发展与转型。本文也验证了我国政府信任的结构差异和非均衡特征,有关政治代表性信任与行政执行性信任的区分,提供了分析当前我国政府信任结构分化的有效框架。结合我国实际,本文同时对人口统计学变量与政府信任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辨析。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作用探析

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强化微观社会资本在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作用的途径:一是强化公民参与网络在突发事件预警期"感应器"和"减压阀"的作用;二是强化社会信任在突发事件救援处置期"救援队"和"润滑剂"的作用;三是强化互惠规范在突发事件缓解和恢复期"监督员"及"指导员"的作用。

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困境与制度化路径

基于"自助-互助"原则建立的农村互助养老是一个短期利他但长期利己的互助合约。田野调查发现,在村庄缺乏普遍互惠规范的情况下,因社会信任水平低下和动员方式不当而不能激发出足够强烈的合作动机,农村互助养老的合作生产难以建立并持续。因此,应构建具有"小公共性"的现代村庄共同体,为建立农村互助养老合作生产长效机制提供环境支持;应针对农村老年人弱势性特征以及短视性决策行为,构建改进版的基于互联网技术治理的"时间银行"互助模式,为合作生产的发展提供持续性与制度化的内在激励;应将农村互助养老中的合作生产升级为组织层面的全流程集体合作生产,并通过内嵌于生产过程中的需求偏好显示机制和自我增权效应,实现农村养老服务永续供给的闭路循环。

公共部门创造市场化公共价值的实证研究——基于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视角

随着公共事务复杂度与数量的急剧增加,公民意识的觉醒与NGO组织的涌现,公共价值的内涵已发生时间序列的变化,公共部门对社会声誉及公信力的获得已由自然继承转变为争夺,一系列市场化因素迫使公共部门面临需求差异化与供给多元化的双重压力。公共部门管理中,公民为先的善治理念的整体缺失,导致公共部门对公民需求、环境变化不敏感,这是与公共部门"创造公共价值"的本意想违背的。因而市场化公共价值创造,公共关系管理和公信力建设成为公共部门营销的崭新课题。文章构建公共部门的市场化公共价值构念,即公民消费公共产品从而获得的消费者价值,应用结构方程模式(SEM)实证分析,说明公共部门在竞争性公共产品市场中,为实现公共价值创造的核心职能,应当顺应公民社会需要,秉持公民为先理念,通过"政府再造",提升公共服务品质,积极拓展社会享誉度及公信力。

市民政治信任感与其对政府合作行为的关系探讨

随机选取某市6个辖区共312名市民,使用政府信任问卷,调查市民对政府机构、政府行政人员和政府公共服务的信任情况,以及近期市民眼中最不公平的社会现象,并根据结果提出相应建议。研究发现:(1)市民年龄在政府信任总分上并无明显差异,但市民年龄影响其公共服务信任程度,市民年龄越大,对公共服务信任程度越低;(2)市民职业在政府信任各维度及总分上均呈显著差异,对政府各维度信任程度较高的是公务员;(3)市民收入在政府信任各维度及总分上均呈显著差异,年收入四万元以上的市民政府信任显著高于年收入在两万元以下的市民;(4)通过提升市民的心理文化素质,可以提高市民的社会公平感,增加市民的主观幸福感,提升市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从而激励市民对政府的合作行为。

政治传播与边疆多民族地区的社会治理

有效的政治传播是有效治理的基础,无效的政治传播则是无效治理产生的根源,其中,相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引致相对无效的治理,绝对无效的政治传播则导致绝对无效的治理。在边疆多民族地区的治理实践中,政治传播的失效引发了政府与社会之间的信任赤字,并成为引起部分边疆地区社会治理失序的重要原因。信息通道的缺失是导致政治传播在部分边疆地区相对失效的原因,也是通过改进政治传播来改善边疆多民族地区治理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