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问价值:礼治何以可能?——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的三重视角

从价值观的视域回答"礼治何以可能"是儒家礼治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在于儒家礼治思想本质上内蕴着"让"、"名"、"和"三重价值特质,它使得儒家的礼治大厦得以建构于坚实的价值土壤之上。

关于古人名、字相协和字、号应用的几个关键问题——兼与顾海兵先生商榷

当代中国人口众多,重名过多,改名不便,姓名的指称功能严重削弱。《复兴姓、名、字、号修改身份证条例》一文建议复兴传统的字和号,但文中对传统的字、号礼俗颇多误解。本文从字与号的来源、内涵及名、字、号的使用场合等角度,对传统的字、号礼俗略做论述,辨析了其错误及原因。并指出,传统字、号礼俗在今天已不为人熟悉,复兴字、号的建议应该谨慎,也恐难以实行。

表达自我的方式:室名别号与文人心态解读——兼以徐渭为例

室名别号,一般为使用者自己所取。对使用者而言,室名别号具有两个层面的意义:一是对自我的体认,二是对自我体认的表达。室名别号产生于东晋之前,盛于明清,其与东晋以前文人隐逸风尚相联系,彰显了文人独立的人格精神。文人有意识地为自己取室名别号是一个编码过程,读者解读室名别号则是一个解码过程。室名别号所蕴含的意象,往往是文人毕生精神的寄托。因此,从表达方式的角度来理解室名别号,是对文人心路历程的解读。从徐渭的室名别号切入,我们可以看到徐渭人生的悲苦与喜乐,他对于自身身份的设定,"布衣"或者"道人",得意与失意,寥寥数字之间的寄寓与向往。

“遣策”的定名与分类

出土文献中,有这样一类简,它们用于记录随葬物品,学界称之为“遣策”。而对遣策的称谓和类属划分,学界还存在一些争议。遣策在不同历史时期具备不同的特点,若依旧以遣策称之,则不太符合实际情况,而以丧葬文书称之,从功能及性质上来说较为合理。具体来说,战国至西汉初期,丧葬文书包括遣策、赗书,遣策在丧葬文书中占据主体地位;西汉中期以降至汉末,丧葬文书的主体为衣物疏,还包括器志、墓券。此外还有告地策,是用来沟通“人间与阴间”的文书。

“体爱”发微:墨家、儒家、杨朱对话视野之下的研究

《墨子·经上》“仁,体爱也”之说,在学术史上曾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在兼爱说的背景之上,结合墨辩相关文献,力图分析“体爱”所包含的人类之爱、视人如己和损己三方面的意义,并在墨家与儒家、杨朱之学对话的背景中揭示体爱之说的独特性。大体说来,先秦时期围绕着对于仁爱的理解,形成了儒家的亲亲爱人、墨家的相爱相利、杨朱的贵己兼利三种不同的思路,共同塑造了早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