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新编》与清初遗民文化和文学

《鼓吹新编》是程棅、施禋在清初辑录时人七言律诗的选本。尽管程、施二人未见于各种明遗民录,但他们入清后的隐者身份、多遗民朋友、行为和心态符合遗民特征等足证两人当是明遗民。《鼓吹新编》奉明代为正朔,为明代诸帝(包括南明诸王)避讳,成为清初避明讳的一个样本,丰富了遗民文化的表现形式。入选该书者多明清之际的忠烈遗逸,入选诗歌题材集中于家国兴亡,旧国旧君之哀婉、命运无常之凄愤等情感贯穿全书,较卓尔堪《遗民诗》更具易代特征。

王夫之《噩梦》稿本讳字探析

楷书《噩梦》,原文共24 629字,残去129字,是现存不多的王夫之手写文献之一。从用字角度看,《噩梦》遵从崇祯三年颁布的国讳,避了“照”“常”“洛”“由”“校”等字,避了“朝”“聘”等王氏家讳,不避清代国讳“玄”字。这真实地反映了王夫之避讳的具体情况,也反映了王夫之坚守明代遗民身份的书写状态。

汉语避讳中药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

汉语中药名同汉语人名和地名一样存在着避讳的现象,这反映出我国古代的汉字在运用与发展中所存在的语言文字现象。同汉语人名避讳和地名避讳一样,汉语中药名避讳表现在语音、词义和文字等方面。语音方面,主要有同音、近音等;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反义、无关义等;文字方面,主要有缺笔等,有时候还会采用避俗趋雅的方式来避讳。查阅文献发现,目前与之相关的研究成果较为分散,为了让研究结果更系统,将目前与汉语中药名避讳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整合,希望推动和促进我国中医药文化的国际推广。

“小姐”一词的语言学解读

“小姐”一词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的意义变化反映了社会生活及人们观念的变迁。现在,“小姐”这一语音形式,其用作对年轻女性的尊称及用于指三陪女的用法并存,影响了人们的语言使用,并在更深层次上影响了人们对女性群体的划分标准。“小姐”用于指三陪女使其成为一个新的社会禁忌语。从理论上说。

人名避讳的方法与语言文字现象

避讳是我国古代社会较为普遍的现象,也是语言文字运用的艺术。文章主要通过古代人名避讳的材料,揭示各种避讳方法中所蕴含的语言文字规律。人名避讳所体现的语言文字现象主要体现在词义、语音和文字方面。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反义、类义、种属义、相关义和无关义避讳;语音方面,主要有同音、近音和更音避讳;文字方面,主要有缺笔、空字、分写、换形和增笔避讳。

名字与自身同一"中的语言因素

文章讨论"名字与人自身同一"中的语言问题。认为言语呼叫活动、语言灵物崇拜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这种研究有助于对避讳等习俗的理解。

汉语避讳人名中的语言文字现象

避讳现象在当代有所反映,但留学生对此现象常常缺乏了解,从而在交流方面造成障碍。汉语避讳人名中体现了我国古代语言文字的现象,主要有词义、语音和文字方面。词义方面,主要有同义、类义、种属义、相关义和无关义;语音方面,主要有同音、近音和更音;文字方面,主要有缺笔、空字和分写,有时还会综合运用"看、形、义"中至少两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对汉语避讳人名中语言文字的分析,希望能够对我国语言和文化的国际推广起促进作用。

荀子姓名新考——对传统避讳说的重新考察

荀子常见的两个称呼是荀卿和孙卿,传统避讳说认为汉人为避汉宣帝刘询讳故改荀为孙。清代以来,对此说提出质疑并产生3种新观点,一是认为荀、孙是单纯的音同通用关系,二是认为荀、孙都是姓氏,战国之后混用,三是认为荀子本姓孙,荀是司马迁据其乡音所改。此3种说法都有其困难和偏颇处。通过研究荀卿、孙卿两个称呼在汉人文献中的使用情况,发现荀子本称荀卿,是刘向校书时为避讳改为孙卿,东汉初的学者多袭用此称,东汉中后期学者又自觉改孙卿为荀卿。最后考察了荀子名字的卿、况二字,认为并不是一为名一为字,而只是音近通用关系。

历代古书书名与避讳

本文举例分析了中国历代因避讳而更改的古书书名以及部分文体名。

日本社会文化中的名字与禁忌

在现代人看来,名字只是人的标签而已。然而古代社会的人们并不这样认为。在日本社会文化中就存在着诸多关于名字的禁忌现象,这些现象在不同的对象、场合中有着不同的体现,本文试从“言灵信仰”产生名字的禁忌现象、对权威的敬畏产生避讳现象、现代等级社会中对名字禁忌的反映等几方面加以分析和总结,这种现象的研究也将有利于全面理解日本社会文化,对加强跨文化交际具有现实意义。

初唐重玄学大师李荣《道德经注》成书时地新论

李荣是初唐与成玄英齐名的重玄学大师,主要著作为《道德经注》。大多数学者对该注成书时间及地点考证不详,论证较详细的少数学者的结论又值得商榷。根据李荣曾为东明观道士这一史实和学界尚未充分注意的该注“序”相关内容进一步考辨可知,该注应成书于显庆五年八月李荣被“令还梓州”后至龙朔三年上半年其二次入京之前。史料记载,历史上,蜀地曾建有多处元天观、玄天观。北宋大中祥符五年后,为避宋圣祖赵玄朗讳,常以“元”代“玄”。根据避讳之制辨析,李荣撰成该注的道观的本名应为元天观。因史料阙如,该观具体位置及建设年代不克详考。

圣俗互构与义理和合——藏文化圈亡名禁忌的宗教人类学考察

文章以西藏及周边藏文化辐射地带普遍遵行的亡名禁忌为焦点,在相关文献基础上,结合田野调查与访谈,从情感的维度,基于社会语境探析亡名禁忌的实践特性与观念根基。认为,亡名禁忌根生于佛教轮回观,通过口传文学根植民间;乡土“熟人社会”固有的特性,以及牧业生产体系中家庭和社区的特殊关系,使个体与家庭的变故激发社区内群体的共生感;最后,宗教为亡名禁忌建构了意义系统乃至疏解之道。故而,亡名禁忌作为社区内情感与伦理和合的聚点而广泛实践。文章提出,亡名禁忌的本质是对人类情感的积极回应,非“禁”实“疏”,这种本质基于乡土社会中人们彼此间强烈的共生感,以及佛教对俗世苦难敏锐的洞察力和有效的支撑。

中国古代郡县地名避讳初探

避讳是我国古代一种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郡县地名也必须避讳。郡县地名避讳按对象可以分为敬讳、忌讳和憎讳三大类,这三种类型又可以细分。郡县地名避讳一般采用更读、标"讳"、改称、代字、省阙和变体六种方法。

龙与十字架——中西姓名面面观

姓名是社会结构中代表一种血缘关系和区别个人的标志符号。它带有某一民族的印记,与该民族的历史、宗教、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密切相关,是该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同民族之间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往往又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汉民族和英美民族的姓名就是这样。通过汉英姓名的结构及历史渊源的对比分析,可以使学习者了解中西文化中的一些差异,使其在语言学习中增强文化意识。

中国古代“名禁”现象述论

"名禁"是中国古代人名文化变革发展中的常见现象,其主要表现包括:其一,历代避讳礼法所引起的种种人名禁限规定。其二,封建国家对社会成员用字取名进行强制性干预,在人名字符的选择使用方面设禁立规,实施种种限制。其三,受趋吉避凶传统观念影响,古代官场社会对某些人名用字形成牵强附会的政治寓意禁忌,并由此导致官场中人因名的因素或荣或辱的仕宦命运改变。由于"名禁"规限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社会成员在人名字符方面的自主选择权利,从而使中国古代人名文化的变迁发展被打上了十分强烈的专制政治印记。

清代皇帝御名避讳制及满汉文避讳字谱

有清一代,清太祖和清太宗取用满语名字,仅避全名,不避单字。顺治皇帝沿袭太祖和太宗皇帝避讳皇帝全名的习俗,而康熙皇帝在一定范围内实施敬避皇帝御名的制度。自雍正元年(1723年)开始,清廷全面实施皇帝御名避讳制度,除了避讳皇帝的御名汉字之外,还避讳其满文字。乾隆皇帝多次重申皇帝名讳汉字的避写字谱,规范满文名字避讳书写的方法。自乾隆朝开始,随着避讳字范围不断加大,避讳方法更加完善,至宣统皇帝御名仍用避讳字。

中日两国人名、称谓文化考

姓名是个人与社会联系的纽带,是个人在社会上存在的一种证明。称谓是以本人为轴心确定亲属以及非亲属与本人关系的标志。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姓名和称谓对于人们来说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两国的历史文化以及价值取向不同,导致了两国人民在对姓名及称谓的认知不尽相同。中国古代在名字的使用上有避讳的制度。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这一习俗在亲属称谓以及社会称谓习俗上也留有烙印。从文化对比的角度,以人名的避讳为切入口,分析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的特征和差异以及所产生的原因。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对中日两国的姓名及称谓有一个更加系统的认识,对中日两国的社会、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了解。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从语篇衔接的句法语义辨《世说新语》“究竟是谁犯了桓玄家讳”

《世说新语·任诞》第50则有"桓为设酒,不能冷饮,频语左右令温酒来""犯我家讳,何预卿事"句,现今多解读为"王忱犯桓玄家讳",也有认为是"桓玄自犯家讳"。究竟是谁犯了桓玄家讳,还需回到文本,紧扣语篇衔接对句法语义进行辨析。"不能冷饮"主语当为承前省略的"酒",而非"王忱";又"频语左右令温酒来"为连动式,"令温酒来"并非"语"的直接宾语;再结合魏晋"服散"流行的社会现实以及"何预卿事"隐含的情理,可明确此则内容当为桓玄自犯家讳。

唐代祖孙父子同名考

研究中国古代避讳问题的学者,对于唐人避家讳之严总要大书几笔。但是唐代墓志中存在很多不同于当时统治者倡导和上层社会流行风气的现象,即祖孙父子不避嫌名、偏讳,甚至名字完全相同。经考证,这些现象大多出现在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四省地域内;如果以城市为参照,则大多集中在今洛阳、太原、西安等地及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