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视野中的国民性及相关概念论析

国民是指拥有一国国籍、一定数量的个人财产和个人意志自由的生命个体。国民性是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隐藏在民族的道德价值观念、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之表象背后,对整个民族价值观念的确立、民族心理的形成和民族普遍行为方式的选择起支配甚至决定作用的相对稳定的隐性文化场。国民素质是指由该民族具有的特质所规定的活动能力及其状态。国民性改造是由国民性批判、理想国民目标模式的设计以及国民的国民性改造途径三大部分所组成。

略论鲁迅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思想——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

鲁迅毕生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实践。在挖掘、批判国民劣根性的同时,鲁迅诠释了新型国民性的内涵,提出了改造和重塑国民性的途径与方法。这启迪我们,要高度重视思想道德素质在民族复兴中的重要作用,充分认识改造国民性、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任务的长期性,坚持破立结合、重在建设,要以开放的心态学习、借鉴国外塑造提高公民思想道德素质的经验。

尼采的幽灵:鲁迅“反启蒙的启蒙”思想

鲁迅借鉴尼采及欧陆"新神思宗"哲学批判"19世纪文明"之"众数"与"物质"的偏至、倡言"重个人"与"非物质"、呼唤以"英哲""改造国民性"的启蒙思想,以其尼采式的批判现代性的"反启蒙的启蒙"之"新启蒙",在晚清启蒙思潮中独树一帜。尼采政治上的反启蒙主义和哲学上的启蒙主义,构成了其"新启蒙"之"反启蒙的启蒙"的悖论。鲁迅的尼采式启蒙思想既具有现代性批判的前卫性,亦难免"反启蒙的启蒙"的思想困境:"天才"与"庸众"的对立。一方面,他崇尚尼采"超人"式的"贵族激进主义",主张"重个人"、"排众数";另一方面,他又希冀以"超人"式"大士天才"为社会之桢干,树特立独行之风,以改造国民的奴隶性。这样,他就难以摆脱"天才"与"庸众"二律背反的困境。鲁迅"重个人"、"排众数"的尼采式个人主义与其"改造国民性"的启蒙目标的矛盾,也是鲁迅的启蒙主义与尼采的后现代主义的分歧所在。严复、梁启超"陶铸国民"的"新民"是一种培育公民意识的政治启蒙,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新人"则是一种人性改造的精神启蒙。鲁迅所追寻的"新人"典范不是西方式的现代公民,而毋宁是一个后现代的"审美乌托邦"。论人格的等级,严梁的"新民"属于"中等的东西",而鲁迅的尼采式"新人"则属于"最高的东西",二者以陶铸国民的"低调的启蒙"与人性解放的"高调的启蒙",相映成趣。鲁迅晚年从尼采到马克思的思想转变,是其"超人"幻灭后反抗空虚的新求索。马克思以无产阶级实现人类解放的伟大理想填补了鲁迅幻灭后孤独"个人"的空虚。

论道咸经世派的整肃人心思想——兼论整肃人心思想与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关系

鸦片战争前后,道咸经世派针对当时严重的社会道德危机提出了"整肃人心"的思想。这种思想建立在具有唯意志论色彩的"心力论"基础上,具有提倡"个性解放"的因素,同时具有鲜明的道德决定论色彩。这一思想对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有一定的启发意义,但其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思想体系,不能认为是近代改造国民性思潮的"先导"或"萌芽"。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研究

杜亚泉国民教育思想具有以下特征:国民教育为社会改革的根本;国民教育重在改造国民性,陶铸理想国民;国民教育应倡导教育普及和教育体制改革。杜氏国民教育思想深刻而丰富,对当前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具有启迪和借鉴意义。

含混纠葛的“国民文学”论争与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

20世纪20年代前期,在一批创造社作家和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等人之间,围绕着“国民文学”发生了一场论争。“国民文学”观提倡者既强调对本土与传统的艺术资源进行回望吸收,也强调用文学去描写时代动向、参与社会改造,还强调以一种志业的严肃态度从事于文学创作,这可谓是“国民文学”观的三大面向,它们分别可类比为“文学的国语使命”“文学的时代使命”与“文学本身的使命”。由于“国民文学”观本身的意义极为含混,由此展开的论争就显得绞缠纠葛。而相似的内容与概念在“后五四”诸人那里也是言人人殊,于是互相驳难的情形也在当时的文化圈与思想界激烈上演,并导致了“后五四”知识界的思想分裂。最终,重审“国民文学”论争便导向了对纷纭杂沓的“后五四”图景的历史重返与深入打量。

论国民性改造的文化回归

20世纪以来,我国的国民性改造的思潮和实践,出现了三次高潮,至今方兴未艾。国民性改造产生了一个悖论现象,即在卸载民族文化基因的同时,导致了向中国文化传统的隐性回归和显性回归。这种"返本开新"式的国民性改造,是民心所向、社会所需,预示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独特趋势。

晚清冒险小说(1898—1911)篇目整理、发现及刊行情况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晚清冒险小说译本的研究比较深入,但疏于篇目整理。日本汉学家樽本照雄《新编清末民初小说目录》所收冒险小说33篇、国内学者陈大康《关于晚清小说的“标示”》《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分别收入28篇、59篇。仔细对勘“樽版”和“陈版”中的现有篇目,删除其中重叠、无效数据并加以整理发现:晚清冒险小说应为59篇,其中译作50篇、创作9篇;原著国别主要为英国;译作及创作刊行主要集中于1905—1909年间;刊行机构主要在上海。从晚清期刊广告、译者或译作的序跋或晚清时人的评论可知,出于救亡启蒙、强国保种的需要,晚清对冒险小说的接受与评价旨在以冒险精神形塑“少年”,改造国民奴性,激发国民的勇武气概,推动社会进步。

论鲁迅文学创作中拜伦式英雄的中国化

清末文坛的拜伦热给鲁迅带来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漂泊、孤独和具有反抗气质的"拜伦式英雄"已经深入到鲁迅文学创作的灵魂,他结合中国的实情,发掘其可利用的价值,在自身的文学创作中使拜伦式英雄中国化。鲁迅在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中塑造了一些中国语境下的拜伦式英雄,对拜伦式英雄这一异域形象经历了由乌托邦式的憧憬到遇到卷土重来的传统势力后在妥协中求生存的转变,不同层面地展现出拜伦式英雄的质疑精神和抗争元素。其小说精心刻画的拜伦式英雄为改造国民性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论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国民性"改造是毛泽东的一个重要思想,是他倾尽一生关注并着力于解决的事情。具体来讲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朴素的国民性批判阶段、救亡语境下的国民性改造奠基阶段、建国后以造就共产主义新人和社会主义接班人为目标的国民性改造超越阶段。改造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理论批判,二是实践批判,更多地倾向于以群众运动为主要实现路径的实践批判。然而,毛泽东后期的探索侧重于以政治运动解决国民性问题,违背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最终未能成功。

红岩精神 永放光芒

中国正处于历史大变革时期 ,这个变革是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开始的 ,是伴随着体制大变动和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提高而展开的 ,它相应的带来了信仰危机和腐败 ,使改革的进程倍加艰辛。因此必须以德治国 ,重塑国魂。研究和弘扬红岩精神 ,把红岩精神变成新时期的伦理道德原则 ,并使其法律化、制度化、政策化 。

诸葛亮——文化符号与审美重塑

诸葛亮由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演进为古今忠臣的代表和智慧的化身,其人性色彩逐渐褪去,文化符号逐渐彰显。民族审美心理对诸葛亮的重塑使得"诸葛亮"由专有人名变成了特定的文化符号。这也是"诸葛亮"具有超时空的生命力和渗透性的关键。

从“复古求解放”到“中西融合”造新民——兼论毛泽东早年的国民性改造思想

早年毛泽东的国民性改造思想表现出“复古求解放”的特点。1916年以后,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变化,他的国民性改造思想发展到“树”资产阶级新民阶段,表现在:国民性改造目标实现由“民”到“人”的时代切换;国民性的批判深入到了民族文化心理层面;国民性改造方法选择趋于可操作性,凸现出“中西融合”的特点。

试论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

鲁迅国民性思想的发展和"重在改造"的精神实质,即剖析国民性弱点、挖掘国民劣根性病根、表现理想国民性格.

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探析

毛泽东韶山时期形成的个性心理特征是他早年国民性改造思想萌芽的主观条件。而国家危亡和"民智黑暗"的社会现实、近代第一次国民性改造思潮的兴起以及湖湘文化在近代的勃发是早年毛泽东国民性改造思想产生的客观条件。早年毛泽东萌芽时期国民性改造思想由国民性批判、新民目标建构、国民性改造途径组成。

浅议青海省少数民族服刑人员教育改造方式

研究探讨对少数民族服刑人员的改造方式,对于在监狱管理改造工作中体现党的民族政策、提高监狱管理改造工作的质量,对于预防犯罪、减少犯罪、维护社会稳定,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李大钊的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

面对中华民族的危亡,李大钊不断思索救国道路。大多数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反思近代中国民族危亡的现实时,都将国家的积弱归结于国民素质的低下,因此一股国民性改造思潮随即涌起。李大钊也根据中国本土实际,与外来先进思想碰撞得出自己的中国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当很多人在对比西方民主科学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都倒向西方文明,而全面否定中国传统文明,竭尽全力去挖掘中国国民的劣根性时,李大钊却以"民彝"思想、调和思想来构建自己本国国民性改造思想。李大钊认为改造的主要对象是占国家人口多数的农民,改造的主体是青年知识分子,并提出了有中国特色国民性的改造目标及由渐进到彻底的改造方式。当今对李大钊农民国民性改造思想的思考有其积极意义。

科学方法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以梁启超、鲁迅若干科学论文为考察对象

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在甲午中日战争中遭到全面失败,科学作为思想革新的武器开始成为知识阶层的普遍共识。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将进化论思想传播至中国,激发起改良派对科学方法的探究。"科学方法"即"归纳法"和"演绎法"进入梁启超的视野,让他意识到科学方法所蕴含的实证主义精神和怀疑精神是西方现代性启蒙的根源,丰富了他的"新民"理论。科学一元论的思想和科学功利思想开始萌芽。而鲁迅一面深受梁启超新民思想的影响,一面亲身投入科学实践活动,却得出与梁启超不同的科学价值观,他认为西方现代性是科学与艺术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并且国民性改造的目的是培养独立自主、思想自由的个体,人是一切行动的目的,而"立人"的思想直接将日后的新文化运动推向深入。本文力求通过分析梁启超和鲁迅的若干科学论文,梳理清末时期,西方科学方法进入中国思想界视域的复杂过程,以及它如何给酝酿中的新文化运动做好思想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