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趋势下文艺学的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的浪潮不仅对各国的民族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文艺学不仅不应放弃民族文化,相反,还应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得到创新和发展。

关于圣愚文化与俄罗斯文学的对话

圣愚文化是俄罗斯宗教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固有的"疯癫与虔诚"的双重性品格影响了俄罗斯文学的"肯定性"与"否定性"内容,如对永恒救赎的肯定、对世俗权力的否定等;同时也对其文学形式发生着结构性作用,如审美满足的延迟处理、自我指涉性的嘲讽以及微观叙事形态下的宏大叙事风格。圣愚文化对俄罗斯文学的影响中介是受到圣愚文化陶冶的俄罗斯民族性及其代表人物——作家群体。因此,对这些复杂关系的研究将能更好地发掘出俄罗斯文学经典的普世意义和审美价值,并对我们本土文化的建设提供一种参照系统。

论杨争光匪类小说的多重文化意蕴

20世纪90年代的秦地小说家都偏好匪类题材,匪类文学的盛行与地域文化有关。杨争光的匪类小说是一个异数,他走国民性批判的路子,对乡村暴力文化及其后面的民众文化心理给予了细腻的描画和深刻的批判,揭示了民间精神世界偏执、匮乏和荒芜的一面。

文化认同与民族交融——20世纪50至80年代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元素

文化认同既可能指个人对于所属文化的归属感,也可能指不同民族成员彼此认可对方的文化要素。从这一视角考察新疆汉语小说中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至少有三个维度:一是汉族作家汲取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二是少数民族作家对本民族文化的传承;三是少数民族作家对"他者"文化的自觉吸纳。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新疆本土汉族作家在民族团结颂歌的时代精神指引下,以高度的使命感展现着少数民族的生活和文化;80年代汉族作家的少数民族题材创作更趋向多元化,同时一些优秀的"民考汉"青年作家开始活跃于新疆汉语文坛上。

全球化趋势下文艺学的民族性问题

全球化趋势的浪潮不仅对各国家的民族经济产生巨大影响,同样也作用于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在这种环境下,我国的文艺学不仅不应放弃民族文化,相反,还应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得到创新和发展。

现代文学重写普罗米修斯神话的文化心理及其价值

在西方文学重写神话的热潮下,20世纪初中国作家也加入到这一创作潮流中。不同于西方作家在神话中追寻人性的复苏,中国作家是通过对古老神话的重写达到改造国民性、重构现代英雄、塑造现代革命者的目的。中国作家在对普罗米修斯重写的过程中,郑振铎着重其反抗宙斯暴虐统治的革命性,而聂绀弩与周楞枷则更注重其为人类盗火的启蒙精神。中国作家对普罗米修斯精神的重塑源于人类对太阳、火、光等类化象征体系的文化心理共识。

论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事件

在文学创作中,除了"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之外,还有"典型事件"。这"典型事件",虽然属于故事情节的一部分,但它既体现出人物的典型性格,同时又是典型环境的展现。典型事件对表现时代精神、人物性格、作品主旨以及作品风格都有重要的作用。工农兵文学十分重视典型事件的设置:它把事件置于矛盾斗争的焦点;把事件置于政治、文化、历史的典型环境之中;把事件置于作品主旨的凸显处。因为中西方的文化精神和审美情趣不同,所以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事件和西方文学的典型事件有异。工农兵文学的典型事件设置,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审美情趣。同时也体现出其人民性的本质。此外,因为这典型事件具有社会性、历史性和典型性,所以它们产生了长久的影响。

从口头传统到文字书写:《学典鲁典》的搜集整理与拉祜族的文化自性

在民族文献的搜集整理中,如何以口头传统为依据,客观、科学地呈现民族文化的民族性与地方性,是民族文学搜集整理中的重要问题。《学典鲁典》是拉祜族创世史诗《牡帕密帕》的地方性文本,被称为拉祜族的诗歌总纲。对其进行搜集整理可以发现,拉祜族在民族林立的西南边疆社会的历史中不断繁衍生息、迁徙发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始终维系着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和语言文化,高度体现了拉祜族的文化自性。

从林黛玉与安娜·卡列尼娜的性格差异看中俄民族性格差异

在多元文化纵横交错的当今世界,不同民族由于地缘特点和历史传承等原因形成了独具风格的文化特点,而文化的差异首先反映在民族文学作品中。文学形象的塑造不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以作者为代表的当时社会的某种价值观取向,同时,读者通过文学形象的社会和心理活动,能够感受到其代表民族的典型性格特征。对林黛玉和安娜·卡列尼娜两个不同民族文学形象的对比分析,揭示出隐藏在作品背后的民族心灵和气质,使读者感知到文化差异,深刻理解外国文学作品的思想意义,进而达到促进民族间文化交流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