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家赔偿标准的问题与建议

《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标准是一个与民事赔偿标准不同的低赔偿标准,在8年的实践中暴露出诸多缺陷。当初确定低标准的认识,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国家赔偿的标准,应当在总体上高于民事赔偿标准,应当坚持完全赔偿原则、充分实现赔偿功能的原则、以人为本原则和公平原则。建议在国家赔偿标准方面进行修改:一是扩大赔偿范围;二是取消最高幅度限制;三是应赔偿全部直接损失和合理的间接损失;四是增加精神损害赔偿;五是增加惩罚性赔偿;六是提高人身损害的赔偿标准;七是财产市值计算要有利于受害人。

论国家赔偿中精神损害赔偿的独立地位和考量标准

法治社会所兴起的精神损害赔偿,必然也会在国家赔偿制度中体现出来。1994年,《国家赔偿法》正式把精神损害赔偿确立为一种救济责任,但限于侵犯人身自由权的行为,法律救济也仅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及赔礼道歉,不涵盖金钱赔偿。即使在2010年《国家赔偿法》第一次修正,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其中后,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也仍与第3条、第17条挂钩,并非成为独立的救济制度。将本应与人身权、财产权平等的人格权降低为依附于人身权和其他权利的立法,势必会错位和降低了人格权在人身权法中的地位,影响了国家赔偿法人权保障和预防违法功能的实现。通过对国家赔偿中有关精神损害的救济范围不够明确、“严重后果”缺乏具体界定、特别是精神损害抚慰金范围过于狭窄、精神损害抚慰金计算标准不明确等问题的分析研究,无论是基于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基本理论,还是基于国家赔偿司法实践的效果,都不宜再将精神损害赔偿当作国家赔偿中的一种非独立的辅助性救济措施。应尽快修订现行法律有关精神损害赔偿的范围,赋予精神损害赔偿上的人格权应有的平等独立地位,并且对标2035年法治目标,着力突破传统的法官“酌情”“参照”以及“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等惯性考量因素,构建全国统一的精神损害赔偿考量标准,实现由国家权力主体向义务主体的转变,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保障制度完善,预防减少国家侵权行为发生,助力实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

CEPA协议下征收补偿标准的构建

CEPA作为我国加强与香港的经济合作,实现共同繁荣的重要制度,正在顺利实施之中。但是由于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暴露出许多的缺陷,特别是在贸易投资便利化方面,还没有建立比较完善的投资保护机制,长此以往必将影响内地与香港经济的进一步合作。从阐述CEPA协议中有关征收补偿标准的缺失入手,比较了国际上现有区域投资保护制度中的征收补偿标准,对如何构建适合CEPA发展的征收补偿标准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