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省文化遗产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以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以国家文物局和山西省文物局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空间分析工具对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山西省各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主要集中在晋南地区,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型;(2)不同历史时期,山西省文物保护单位在空间分布上呈现东北—西南走向,其空间分布密度特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3)山西省不同历史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均受到自然环境的显著影响,表现出低海拔、亲水特征,此外还与山西省的人口、政治历史变迁等人文因素紧密关联。

喀斯特地貌城市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演化特征——基于安顺市文物保护单位分析

喀斯特地貌的地理环境约束,使得城镇空间选择与区域体系发展都相对局促,而文物保护单位作为记录区域重要自然进程与人类社会活动的历史切片与时空物证,隐含着城镇及其关联体系的发展脉络和空间功能特性的关键信息。研究选取典型喀斯特地区安顺市域范围,以其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其以明清时期为主、古建筑类型居多、集中分布于滇黔古道沿线的一般特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运用核密度、最邻近指数、标准差椭圆等空间分析法,探究安顺物质文化遗产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空间分异和格局演化,揭示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心变迁和方向性强弱变化。在此基础上,探究其中隐含的地域文明进程、城市空间演进规律、重大历史事件与城市环境文化建设的时代共生和历史呼应现象,为合理保护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在城市文明建设中协调、利用其文保价值提供启示。

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解析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于保护、挖掘和传承民族优秀文化具有重要价值。本文以甘肃省689处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借助数理统计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其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六类文物保护单位在7个历史时期的占比不尽相同,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分布具有很强的时代性。(2)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整体呈“东南高、西北低”特征,且古遗址、古墓葬、石窟寺及石刻、古建筑、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的空间分布具有十分鲜明的地域性。(3)不同历史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均呈凝聚型分布状态,但高密度区、次高密度区分布差异较大;分布重心随历史时期更替,呈现出向西北—东南—东南—东南—西北—东北方向迁移的特征。(4)地形地貌、河流水系等自然因素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文化、道路交通等人文因素对甘肃省文物保护单位的产生、类型、数量和时空分布具有重要影响。

杭州市主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白蚁危害调查

目的 掌握杭州市主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白蚁危害现状。方法 实地调查文物保护单位的白蚁危害情况。结果 调查了37处文物保护单位,64.86%的文物保护单位危害严重,24.32%的危害中等,10.81%的基本无蚁害。81.08%的文物保护单位对白蚁危害采取了防治措施。结论 杭州市主城区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白蚁危害情况比较严重,需加强对文物建筑的保护。

云南省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以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探讨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归因,对展现区域人地关系的演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ArcGIS工具,结合空间分析法对云南省350个国家级、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地理空间上呈集聚态势,主要分布在昆明、大理、红河三地,时间上集中在明清及近现代以来两个时间段。(2)云南省各历史时期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核密度特征存在明显差异。史前至先秦时期形成了以楚雄为中心的单核心高值区;秦汉至隋唐时期形成了以大理中部为中心的单核心高值区;宋元时期形成了以昆明、玉溪为中心的单核心高值区;明清时期形成的多核心高值区,中心为昆明、大理、红河;近现代以来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单核心高值区、保山为中心的次高值区及以红河为中心的中值区共同构成的层级分布格局。(3)云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受地形、水系等自然环境因素,以及政治历史、交通等人文环境因素的综合影响,尤其与云南历史时期建立的少数民族地方政权与中央王朝在交流融合过程中的政权更迭、政治经济政策变化等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紧密相关。

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以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运用核密度估计、最近邻指数等方法,分析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而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和缓冲区分析方法,探索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在时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总体呈现增长趋势。(2)在空间分布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分布不均匀,集中分布特征明显。不同类别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集聚程度具有差异性,按集聚程度从高到低分别为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古遗址、古墓葬。(3)在空间演变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呈现中东部集聚、中西部集聚和全区域零散三阶段分布状态,但绝大多数时期分布在黄河流域的中东部。(4)在空间影响因素上,黄河流域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受到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共同影响。

甘肃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及其成因

以甘肃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基于地理信息空间分析技术,借助GIS等工具,对甘肃省国保单位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布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探究。结果表明,甘肃国保单位的分布整体呈集聚分布类型,密集区主要分布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在时间上则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与明清时期;就时空演变而言,分布重心显现出东南—西北—东南迂回移动的趋势。分析其布局成因,发现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交互对国保单位时空类型格局的形成具有协同驱动的作用。据此对文物保护和开发利用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山西省文化遗产时空分布特征及旅游响应研究——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例

通过ArcGIS软件建立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信息数据库,运用空间分析方法探讨山西省文化遗产的分布格局和时间演化特征,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文化遗产旅游响应的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山西省文化遗产空间分布不均衡,整体呈南多北少的“人”字形分布格局;山西省文化遗产的时序分布不均衡,宋元时期分布最多,秦汉时期最少,且各时期均呈东北-西南方向分布,重心逐渐由西南向东北移动;山西省文化遗产与旅游业发展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软土地区紧邻历史文物单位深基坑支护案例分析

以上海静安78号街坊深基坑工程为例,该项目下设地下5层地下室。项目位于上海市静安区,深基坑紧邻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通过加强围护墙、支撑体系、坑内加固等一系列针对性的设计方案,确保该深大基坑的顺利实施并实现对周边保护建筑的临时保护。通过该工程的成功实施,可以为软土地区复杂环境下深大基坑设计施工提供一定的参考依据。

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以青海省551个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借助ArcGIS分析工具研究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分布类型为聚集型,自史前至近代各时期分布类型由聚集到分散,再趋向于聚集型。2)文物保护单位的高密度区集中分布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不同时期高密度核心区的数量与位置呈波动变化的特征。3)文物保护单位整体空间重心位于海南州,自史前至近代以来空间重心呈现自东北—西南的移动轨迹,空间方向由东西向至南北向逐渐偏转趋势增强,空间分布范围不断扩大。4)受地形地貌、河流水系、气候变化及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共同影响,青海省文物保护单位的分布集中在地势平缓的川水地带、靠近河流且政治环境较为稳定的地区。

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建立过程及思想渊源的历史考察——兼谈关于名城制度提出者之惑

在广泛查阅一批原始档案资料的基础上,对1982年我国出台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制度的时代背景、社会诱因和历史过程进行了考察,进而分析了这一制度的思想渊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是改革开放初期在各地历史文物古迹屡遭破坏、国家各项管制措施乏力的紧迫形势下,借鉴国际历史古城保护经验和我国于1981年3月先行建立的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制度,将1961年建立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制度拓展至城市整体层面的一项制度设计,建立之初具有扩大化的“文物保护单位”的色彩,稍后于1986年建立的“历史文化保护区”制度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实践操作具有重要完善意义。

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以山西省531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利用ArcGIS空间分析方法,对其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整体呈聚集分布,主要分布在太原-晋中、运城-临汾以及长治-晋城3大核心区,集中分布在宋元和明清两个历史时期;不同历史时期内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特征具有显著差异;山西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分布受地形因素影响显著,表现出近水性的特点,政治经济因素和宗教文化信仰以及建筑工艺也对分布有一定的影响。

体用范畴下不可移动文物的价值认定及命名--以南充七宝寺为例

以南充七宝寺为例,用中国传统哲学范畴的“体用观”来对各价值要素进行构建,表明该文保单位用“南池书院”命名优于“七宝寺”,并提出体用范畴下价值认定的基本模型,即在“体用有别、体用不二”的逻辑基础上展开。“体用有别”重点在于对象的“体”是什么,是价值认定的必要条件;“体用不二”重点在对象的“用”的要素评价,是保护利用的充分条件。构建体用范畴下的价值认定方法、探讨文物保护的体用观,是中国传统建筑与文化的当代哲学思考。

川南地区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川南地区具有悠久的人类活动历史和数量众多的文物保护单位。探讨川南地区文保单位的时空分布特征,对了解该地区人类活动的地理分布和时序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GIS空间分析工具和空间统计工具,对不同类型和不同时期的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密度、空间分布趋势及重心迁移路径进行探讨。结果表明:川南地区文保单位分布的高密度区位于中北部的自贡和内江地区,文保单位的总体分布方向是西北—东南方向,不同类型文保单位空间分布密度,以及不同时期文保单位空间分布趋势均存在较大差异。

浅谈天津市优秀文物保护成果案例——记北疆博物院文物保护情况

北疆博物院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内唯一一座建筑、藏品、展览、文献皆保存完整的百年博物馆,可谓是中国近代早期博物馆中的"活化石".2014年至2018年,天津自然博物馆陆续对北疆博物院旧址及桑志华旧居进行修缮保护和陈列展示,复原历史原貌,并向社会公众开放.2021年,北疆博物院旧址保护利用入选天津市文物保护优秀案例.

长江上游地区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的载体,文物保护单位是文化遗产中的杰出代表。以长江上游地区国家级及省级共2600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研究对象,采用最近邻指数、核密度估算、重心迁移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其空间分布特征;同时基于20 km×20 km的均匀网格,运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地理探测器模型探索其空间关联模式及影响空间分布的因素。结果表明:1)长江上游地区的文物保护单位经历了很长的历史时期,主要集中在宋元以后的3个时期中;2)文物保护单位在长江上游地区整体呈现东密西疏、连片分布的空间特征;无论是不同时期文物保护单位还是不同类型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都存在高度集聚性;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局部空间关联模式以H-H型为主;最后,各时期文物保护单位空间分布的重心迁移均集中在四川盆地,迁移距离呈波动变化趋势;3)自然因素和人文因素共8个变量共同影响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按因子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依次是年末人口数、地区GDP、公路里程、海拔、1956—1992年平均降水量、河网密度、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和坡度,位于前3的人文因素指标更具解释力,即人口密度越大、地区GDP越高、交通越便捷的地区,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数量越多。

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地域主体功能区规划等相关工作中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内容涉及甚少。在中国复杂多样的自然与人文背景条件下弄清文化遗产的空间相似性与差异性等特征,是面向未来"文化遗产保护区划"划定的重要基础性工作。本文以国家公布的国家级、省级与市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为数据基础,从历史时期与类型两个角度对国家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聚集密度进行分析,并与中国自然地理区域与文化地理区域相结合,阐释中国文物保护单位的空间分布特征。

安徽省文化遗产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文物保护单位的视角

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创造的见证,研究文化遗产的空间演化及其成因对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运用ArcGIS工具对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时空分布进行分析,探讨文化遗产时空演变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研究发现:安徽省文化遗产空间分布类型趋于凝聚型,且聚集的程度较高;但不同类型的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集聚形态。不同历史发展阶段文化遗产演化特征各异。文化遗产分布重心随着时间的推移呈现西北—西北—东南—东南迂回向南推移的态势,文化遗产演化格局经历了先分散后极化的空间过程。随后,进一步从地形地貌、水系河流、交通基础、历史积淀等4个方面探究文化遗产分布形态与地理环境的相关性,结果表明:文化遗产空间分布具有明显的平原指向性特征;与河流水系和主要交通线的距离远近关系呈幂指数递减趋势,且拟合方程的相关系数分别达0. 98和0. 99,说明文化遗产整体上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河流和交通"指向性"规律特征。

从文物保护单位到历史建筑——文物古迹保护方法的深化

按《文物保护法》的规定,保护"文物保护单位"必须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文物古迹的合理利用。《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提出了"历史建筑"的保护概念,其保护方法与"文物保护单位"有所不同,给文物古迹的利用提供了回旋余地。随着保护数量的扩大和新类型的出现,保护方法应该改革和创新,可以先从"历史建筑"做起。"历史建筑"的保护原则应该是按历史信息的含量来确定保护的部位和利用的强度,保存信息,延年益寿,科学利用。其方法可以设想两种思路,一种是根据有价值历史信息存在的部位决定更新利用的部位,另一种是分析归纳类型的共性,提出保存的要点。

我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进展——基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分析

基于对1990年至2016年间批准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涉及石质文物保护研究项目的统计梳理,分别从资助项目时间分布、类别分布、分属学科分布、依托单位分布和研究队伍等方面分析了近来我国石质文物保护研究的学术轨迹,并从石质文物保护研究范围、研究方向、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石质文物保护工作的重点和热点,同时对石质文物保护研究方向进行了评述与建议。为相关科研人员了解石质文物保护领域基础研究方向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