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北地傅氏籍贯考察——以《宋书·傅弘之传》的载述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关于世族籍贯的认定,不能只是简单地考察地理沿革和家族迁徙等表层问题,而应综合考量家族认同、国家认同、历史认同等诸多层面的历史信息。北地傅氏虽然自汉末以来寄寓关中冯翊境内,此后又流寓江南,但其姓望所系与文化根脉仍在河陇地区(义渠、灵州、泥阳)。其亦文亦武、刚直尚气的家族风尚,正是秦汉以来河陇地区风声气俗的本色呈现。如果将汉末以来北地傅氏的籍贯确定在今陕西耀县境内,不仅与北地傅氏家族兴起于河陇边塞、流离迁徙中仍然情系河陇故土的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与门阀制度背景下“寄寓他所”“仍冠旧邦”的时代风气不合,显然不是合理公允的结论。

元代官方史学中的蒙汉融合

元代实行蒙汉两重修史体制,在官方修史活动中呈现为多民族史官共同参与的局面,其中蒙古人占据领导地位,汉人则凭借修史才能发挥了主体作用,多方合力推动了元代官方史学的发展。在集体修史过程中,各民族史家之间有着多方面的互动交流,在纂修实录、《经世大典》等重大修史项目中互相配合,保证了史书修撰顺利完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族交融加快,文化认同加深,元代蒙汉两种修史体制间的融合逐步深入,蒙汉史学交融形塑了元代官方史学的特色。

基于SWOT分析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研究--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能够兼顾遗址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已成为当前大考古遗址保护利用的主流模式。以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为例,运用SWOT理论,系统分析了汉长安城未央宫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旅游开发的优势、内部劣势、外部机遇及挑战,结合遗址区周边环境特征,提出相应的开发策略,探索科学的大遗址保护利用方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孙子兵法·形篇》札记——简本与十一家注本异文分析

《孙子兵法》是一部针对统帅和将军的军事著作,与统帅相关的属于军事战略思想,对将军而言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形篇》的旨意是对统帅讲“先为不可胜”的国防战略问题,汉简本“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正是这方面的认识,十一家注本改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妥。另在“动于九天之上”前加“善攻者”有误,其主语当为“善守者”。简本“无奇胜”,指统帅要从国家整体实力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把胜利寄托在将军个人的谋略才能上,这与《势篇》指示将军在指挥作战时要“以奇胜”没有矛盾。在“胜”前有“称”,是对“胜”的限定,强调基于客观比较分析的实践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十一家注本对于《孙子兵法》本旨有误读。当然,这也可谓阐释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发展。

汉代漆器纹样在国潮服装设计中的创新应用

汉代漆器造型独特,工艺精细,装饰纹饰丰富,色彩多样,是中国古代漆艺史上的鼎盛时期,在中国古代漆艺史上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本文围绕汉代漆器纹样图案的应用与表现手法进行重点剖析,采用文献研究法、元素重构法、创新实践法等方式探究汉代漆器纹样的应用方法,并将其与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国潮服装相结合,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创新,创造出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现代国潮服装设计作品。

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存空间——以《汉书·地理志》所见

从历史地理学的角度看,虽然在《尚书·禹贡》和《史记·夏本纪》中有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空间的记述,但主要以自然地理空间为主,没有涉及政治地理空间和人文地理空间。《汉书·地理志》则为我们记述了先秦至西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的自然地理空间、政治地理空间、文化地理空间,甚至还第一次记述了人口数量和性别比例。所以《汉书·地理志》是一部划时代的历史地理学著作,代表了汉代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同时也开创了中国人文地理学的先河,是研究先秦秦汉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发展空间以及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文献。

清代蒙古族与汉族商贸空间的开拓与文化耦合

清代以来,蒙古族与汉族在蒙古高原开拓了广泛的商贸空间,并创立了具有特点的商贸运作模式,促成文化耦合。这是清代蒙古高原的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交融与互动的标识之一。这一时期蒙古族与汉族商贸文化的交融与互动是在面对世界资本主义挑战的背景下发生的。其不仅推动了内蒙古地域商贸文化的发展,成为今日实现城镇化的前奏,而且说明面对西方资本主义在全世界造成的强势冲击草原民族与农耕民族已形成一个强大的合力,蒙古族与汉族在商贸文化的互动与合作中实现了国家认同。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

匈奴对两汉王朝的战争诉求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在匈奴强盛时期,其战争诉求是要凭借强大的骑兵逼迫汉朝承认匈奴的大国对等地位,还要勒索汉朝更多的钱财物品和公主,并形成强大的军事威慑。在匈奴由盛转衰时期,是要击败汉朝,恢复于己有利的和亲。就算不能完全击败汉军,也要把战争作为恢复和亲的筹码。而衰亡时期,则仅仅表明了匈奴的一种对抗和存在。总的来看,在国力强盛时期,匈奴的战争诉求曾大获成功,但在其他时期都并未达到目的。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关系论

刘备形象与汉民族意识相互促进。一方面,刘备利用汉民族意识起事,汉民族意识推动了刘备形象的演变,使刘备由三国时期的军阀演变为千古仁君;另一方面,刘备丰富发展了汉民族意识,使汉民族意识的历史厚度由高祖开国发展至高祖开国、世祖中兴、昭烈矢志中兴三位一体。经刘渊、刘知远、朱熹等大力弘扬,刘备成为汉民族政权式微时“兴复汉室”政治理想的典型代表。罗贯中受依史演义的束缚,刘备“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最终落空,三国续书作者突破史传束缚,让刘备最终“兴复汉室”,明清戏曲以市民化欣赏旨趣,丰富发展了有情有义刘郎君的形象。受刘备形象影响,“兴复汉室”政治理想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演义创作的重要主题之一。

论元代蒙汉文化融合及其对元人文学创作的影响

元代是蒙古入主中原并实现大一统的特殊时代,其时蒙汉之间在文化上存在广泛而深入的融合,具体表现在天文地理、政治制度、礼乐习俗、文化教育、语言文字等诸多方面。从地域上看,元代蒙汉之间的文化融合整体上呈现出由北向南逐步发展的趋势,以及南北之间的不平衡。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熔铸了元代各民族士人的共同心血,同时,方外人士在蒙汉文化融合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文人自觉弘扬的“中州元气”,最终成为大元王朝施政的文化纲领,渐次化作那个特殊时代各民族共同的文化思想。可见,元代蒙汉以及各民族的融合体现了胜过刀枪剑戟的中华文化的强大聚合力。同时,蒙汉文化上的融合对元人文学创作以及其中所蕴“大元气象”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

西汉王朝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加强我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梳理相关历史文献,采取历史分析和古今对比分析的方法,可以概括出西汉王朝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思想。西汉王朝的国家安全思想对维护当代的国家安全有以下启示:重视国家安全领域的关联性;动态把握国家安全思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具有根本性;强化军事安全的保障地位;在意识形态安全上,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安全上,为世界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

从能否“以国为名”看秦汉治理理念之异

秦代推行“更名”政策,禁止臣民以国名“秦”为自己的名字。汉代则风行“以国为名”,从西汉中期到汉末三国,各个社会阶层中都存在大量以国名“汉”为名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秦具有强烈的排他性,禁止臣民以“秦”为名,体现出了“独尊秦”的特点;汉则没有那么强的排他性,臣民在认同国家后广泛地以“汉”为名,体现出了“广宣汉”的特点。这种对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秦汉两个王朝在治理理念上的差异。

北朝元氏家族与汉族士族婚姻考

元氏作为北魏、东魏、西魏的皇族,是北朝最大的家族。因其皇族地位,元氏家族的婚姻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关系甚大,是元氏与鲜卑各部落及其他民族融合,促进元氏家族汉化,笼络汉族士族,加强其统治的重要途径与方式。元氏家族与胡汉100多个家族通婚,有婚姻400余桩,涉及当时胡汉主要的士族。元氏与汉族士族的婚姻以北朝后期为多,现可知北朝时期元氏与40余个北朝本土汉族士族通婚134桩。元氏通过与汉族士族的婚姻进一步获得汉族士族的支持,稳固其在北方的统治,也在婚姻中进一步学习汉文化,加速其汉化进程。元氏与7个南来士族通婚,包含了东晋至梁代的皇族。与南来士族的婚姻,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化并吸引更多的南朝士族投奔北朝。对元氏与其他士族婚姻的探究为元氏及相关家族、北朝政治社会等研究提供相关学术资料和研究视角。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中国早期道德、文化心态与秦汉大一统国家秩序初建

“约”在先秦、秦汉史料中频繁出现,按约定性质及内容不同,大体可分为国约、军约和私约,基本涵盖了各类社会关系与国家治理各个方面,调节着当时的家国秩序。在早期治国理政过程中,以“约信”为代表的道德规范长久以来既作为法律之外的重要秩序补充,也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创建初期扮演着“通行法”的角色,其中有些约盟甚至在秦汉大一统国家建立后,成为万世不易的“祖制”。“约信”通过对双方未来的一些可能行为提前进行约束,为中国早期家国思想体系与中国早期道德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随着“大一统”国家制度建设的不断完善,虽然“约”逐渐被具体的成文法令所取代,但其中的某些道德伦理规范性质较强、政治道德色彩浓厚的约定也成为法令的一部分。

血缘与宗法之间:司马迁建构的天下秩序

司马迁的“四夷列传”以“夷夏同源”血缘神话将华夏与四夷凝聚成休戚与共的民族共同体,同时又用血缘的亲疏远近关系来模仿宗法制中的大宗小宗体系,把从五帝到汉代一脉相承的华夏视为当之无愧的嫡系正统,把周边民族书写为华夏出走子孙后裔的旁庶支脉,从而确定以汉朝代表的华夏领导周边民族的秩序形态。

国家图书馆藏诸家致李文藻手札册考释

国家图书馆藏《冯敏昌等手札》稿本,由清乾隆年间诸家致李文藻信札装裱而成,包含冯敏昌、盛百二、张锦芳、罗有高、宋弼、邓汝勤、钱大昕、成城八人致李文藻手札各一通,及李文藻致“竹书”诗札一通。逐一考释其撰作时间及内中所涉人事,可增进对李文藻交游细节的认识,也可补充相关人员生平行实之信息。

国家图书馆藏清宫档案《景运门现行事宜》考

国家图书馆藏有一部传世稀少的《景运门现行事宜》,是晚清宫廷警卫系统的内部档案,也是研究清代宫廷史的一手文献。从体例上看,该书的编纂者具备一定的档案加工意识,在保证可据性的同时提高了可读性。从内容上看,该书保留了清代上谕、奏折等档案的原始面貌,承袭了清代政书档案中“例”的色彩,不仅保证了文献的原始性,还极大地体现了档案文献的工具性特点。有关《景运门现行事宜》的研究,对了解清宫档案的类型及清代官员私纂档案汇编的行为具有重要价值。

改土归流后汉文化在土家族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

文章认为,改土归流后,汉族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以多种方式向土家族地区渗透。土家族文化在强大的汉文化作用下发生变迁。土家族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语言文字等都发生了变化,汉族的许多价值观在土家族地区得到确立。通过吸收汉族先进文化,土家族文化得到发展,土家族地区开发进程加快,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更加稳固。与此同时,汉文化传播也带来一些消极影响,土家族一些优秀的文化因为统治者的破坏而丢失,汉族文化的一些消极因素也进入了土家族地区。

“重译”:汉代民族史与外交史中的一种文化现象

汉代文献开始出现"重译"记录。汉儒理想政治表述包括对武丁时代和周公时代"重译"现象的追忆。"重译"传说是儒家学人渲染先古圣王政治功绩的重要节目。而汉儒艳称"重译"事,自有当时外交形势、民族关系、国家意识的背景。汉史亦有"重译"现象,可见"至于海濒四万里外,皆重译贡献"的说法。"重译"又有"重三译"、"重九译"的强化形式。被解释为"重重九遍译语而致","因九译言语乃通"。汉代碑刻文字出现少数民族"重译乞降"语,也反映"重译"之说使用的普遍。《后汉书》卷八十六《西南夷传.莋都夷》记载白狼王唐菆等所作歌诗,李贤注以为"重译"实例。史籍保留有"夷言"与"华言"的对照,或可看作"重译"的文字标本。汉代文字资料中"重译"的频繁出现,体现"大一统"政治理念的成熟和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