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变”时空下民族“隐言”的表达--以《中国文艺》为中心

《中国文艺》是沦陷时期北平最有影响的文学期刊,自创刊起便以刊载“纯文学”的办刊原则表明了疏离政治的文化立场,从而引起了北平有识文人的关注与认同。他们以此为文学阵地,秉持着民族心绪发表了大量的文学作品,间接表明了对日伪政权的不满。然而在特殊的政治语境下,欲求文学的自救以重振民族精神,终究举步维艰,于是《中国文艺》以“隐言”的表达策略拓展民族启蒙话语空间,展写有识文人的民族情怀,呈现出民族文学的创作追求。在《中国文艺》所集结的作家的共同努力下,荒芜的北平文坛得到复苏,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北平文坛的民族向心力。

张深切移居北京的背景及其“文化救国”实践——抗战时期居京台籍文化人研究之一

日本占领台湾时期,台湾虽与祖国分离,但与大陆、特别是大陆的沦陷区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这使得在殖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起来的一代台湾人、特别是文化人的身份认同趋向,交叉纠结。本文在简析不同沦陷区背景的基础上,通过分析台湾作家张深切的成长过程,以及他七七事变后移住北京沦陷区的原因和“文化救国”的实践,对抗战时期台湾作家的民族国家认同,作一历时的个案考察,为客观地界定沦陷区作家的立场提供一种叙述方式。

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范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著述日益繁多,但真正自成体系、有价值和特色的只占少数。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写,要把港台文学和沦陷区文学、以及少数民族文学和女性文学有机融入文学史,而不是硬性地作为板块嵌入。在价值观与历史观上,应该真正贯彻历史主义原则,尽可能呈现历史的原生态,并以开放现代的、具有普泛价值的人性观念和世界文学的普遍原则作为价值标准。在历史与逻辑的关系中,要处理好困扰在文学史写作中的经典与非经典、主流与支流、现象与本质、规律与非规律、进化与非进化的关系。

抗战期间北平图书馆收购沦陷区珍贵文献活动小考

自1938年起,北平图书馆开始收购沦陷区流落到市面上的珍贵文献。这些珍贵文献包括也是园元曲等。收购沦陷区珍贵文献是北平图书馆抗战期间一项常态工作。北平图书馆收购沦陷区文献,面临着经费缺乏、遭人猜忌等诸多困难。北平图书馆在抗战时期为保存国粹做出了杰出贡献。

论异质空间与文学民族化——上海沦陷时期文学启示

抗战爆发后,文学空间的异质性不仅体现在外部环境与战前的迥异,而且表现在内部不同力量互相作用的动态变化。以上海沦陷区文学来说,政治禁锢、商业媒介、市民文化的互相作用改变了传统文学生长的均质空间,体现出文学民族化发展的另类路向。考察上海沦陷时期文学空间诸因素之间互相对抗、浸润、妥协的驳杂关系,以进一步反思中国新文学民族化建构的复杂性。

战时上海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研究——以“上海文学研究会”为中心

上个世纪40年代的上海,存在过一个由在沪日本文化人组成的国策文学团体,名为“上海文学研究会”。研究会创办同人杂志《上海文学》,从1943年4月至1945年5月共发行五期。本文以仅存四期的《上海文学》复印本①为基础,并依据同一时期在上海发行的《大陆新报》②《大陆往来》③《大陆年鉴》④等日语报刊史料,对这一战争后期存在于上海的唯一的日本人文学团体的成立背景、性质与活动、文学主张等进行了初步的考查与揭示。

近四十年来抗战时期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抗战文学中的沦陷区女性文学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领域的重要研究课题。近四十年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的研究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0年代至2003年左右)为重评与整理阶段,研究着重于作家及其作品的重新发掘与重新评价;第二阶段(2003年至今)为拓展与深化阶段,着力于拓展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进一步发掘其内在理路与独特内涵。这两个阶段既在研究视角和方法上呈现出较为明显的时代特征,又形成了颇有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与衍变风貌,从而构成了新时期以来沦陷区女性文学研究的历史脉络,而其研究属性也逐渐从沦陷区文学一部转向女性文学、都市文学一部,但始终围绕"民族主义"立场存在张力。在过度民族主义与去民族主义立场之间保持平衡,在发掘女性文学内在理路的同时强化不同理论工具的运用,充分引入抗战社会文化史、都市文化史等相关领域研究成果,是推动沦陷区女性文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文艺》诗歌的民族“隐喻”

华北沦陷区严苛的政治语境使含蓄抒情的诗得到了意外发展,在情感意蕴和创作手法上,诗显现着审美意义的现实超越。在北平文学内外交困之时,《中国文艺》诗人将现实的苦闷和压抑化为心灵的疮疤,用忧伤标记着时代的精神烙印,他们的诗作不仅抒怀了对社会现实的失望与不满,还以含蓄抒情的方式潜隐地表明创作立场,由此建构了民族“隐喻”的表达方式,拓展了文学启蒙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