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安全视域下金融科技的风险应对与法治保障

在数字化时代,科技深度赋能金融服务的同时,也易引发国家金融安全风险,包括与传统金融活动结合、构建新型金融网络系统及新兴科技直接应用等场景。金融科技引发国家安全风险的生成机理在于,随着金融体系的中介类型增多、金融风险传导渠道增加,新金融网络体系会产生基于“关联”的风险。金融科技“破坏性创新”的特征,会从金融监管立法与实施两个方面冲击传统金融监管框架,从而加剧监管失灵。国家金融安全的法治保障亟须理论层面的反思与重构,进而形成金融科技的“动态协同”治理模式,从外层金融网络与基础设施安全、中层金融科技创新活动和内层金融服务行为三个层面,构建多层次的金融科技法治保障体系。

回应国家重大需求的战略型法治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探索

武汉大学法学院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聚焦新时代法学教育难点痛点,坚持问题导向、育人导向与结果导向。本教学成果坚定马克思主义鲜亮底色,涵养新时代法治精神;创新梯级课程体系,筑牢知识大厦深厚根基;打造珞珈法学智库方阵,构建多方融合研学体系;坚持国际与国内协同、理论与实务协同、传统教学与信息技术协同、教育与科研协同,完善综合能力培养机制;实现战略思维引领培养体系的理念创新、竞合机制贯穿培养过程的机制创新和多元方法激发创新能力的路径创新。本成果有效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国家不断输送具有高尚的人格修为力、基于法学的跨学科理解力、对法治发展的前瞻判断力及法治实践组织领导力的高端战略型法治人才,获得行业与社会的高度认可,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效应与社会影响。

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基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学教育理论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公安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提供了科学指引和根本遵循。其中的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方向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目标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责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法学教育体系论、公安法治人才培养改革重点论,搭建起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系统理论。公安院校是公安法治人才培养的第一阵地,应当以“五论”为根本引领,着力培育德法兼修、明法笃行的高素质公安法治人才。

涉外法治的理论促动

涉外法治不仅仅是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实践领域的工作任务,它同样也是学术界的重要课题。良好的涉外法治理论解释有助于将涉外法治工作中的具体要求思考清楚、论述透彻。理论界的高水平总结归纳、分析论证不仅有助于人们对于涉外法治地位与意义充分认知、达成共识,而且有利于吸引更多高水平的人才投身于涉外法治的工作领域,在涉外立法、涉外执法、涉外司法等各个方向提升工作水平,深化涉外法治的服务和遵守情况。提升规划和参与设计施行涉外法治工作的能力,并且改进参与涉外法治的能力,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积极推进现代化国家建设的进程,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法治视域下大学生国家安全意识协同培育

大学生国家安全协同培育是新形势下国家安全形势的价值诉求、是国家安全教育应然渠道和教育效果提升与持久发展的内在要求。针对当前国家安全协同资源零散、教育形式单一、教育考评体系不健全等问题,高校应强化国家安全责任意识,构建法治视域下国家安全协同培育组织制度体系;着眼国家安全知识的体系性、动态性,构建国家安全协同培育的知识图谱;注重实效,实现国家安全协同培育形式的多样化;强调知行合一,构建多元化、科学化国家安全协同培育评价体系;加大支持力度,实现国家安全协同培育保障的制度化。

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进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

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与法治中国的应有之义,也是以法治方式防范和应对国家安全治理各领域风险挑战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法治思想通过系统阐述新时代法治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和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内在机理,深刻回答了加强新形势下国家安全法治工作队伍建设的时代目标和实践进路,为培养新时代国家安全法治人才提供了价值引领和实践指南。适应加强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需要,以实践为导向创新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机制,应从培养国家安全法治人才的国家观念与家国情怀,提升其专业基础与实践技能,构建国家安全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等方面展开。

精准服务国家战略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改革与实践——以西南政法大学为例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精准服务国家对外战略,西南政法大学在全面总结与归纳传统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经验的基础上,聚焦中国—东盟法治合作、海外利益安全、国际人权斗争、涉外争端解决四个方面,集聚校内校外、国内国外的优质资源,推动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共同体的形成,探索了新时代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方向与路径。

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安全学术体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被确立为国家安全工作指导思想的重大战略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对世界的重要思想和理论贡献。总体国家安全观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实践。面对百年变局、世纪疫情、复兴跨越,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消除和解决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筑牢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安全屏障,任务艰巨而繁重。为全面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服务国家安全战略需要,西南政法大学于2018年5月22日在全国普通高校中首个挂牌成立国家安全学院,探索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加强国家安全学基础理论研究、培养国家急需专业人才的新路径。学校坚持发挥法学学科基础和传统优势,立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历史方位,运用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蕴含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密切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国家安全理论问题与实践要求,注重将科学研究与国家安全战略需求紧密结合,不断探索适应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格局的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不断强化中国特色国家安全理论的体系化、科学化与实战化建设,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有力学科支撑和智力保障。

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的范式优化及其适用

“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调整演变的一大变量,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焦虑逐渐弥漫。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随之兴起且其解释和适用边界日益模糊,发生了功能异化,带来国家违约成本降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程受阻等风险。为确保“国家安全”条款始终作为国际投资法制的“法方法条款”发挥其“安全阀”功能,亟需基于统筹投资促进和国家利益保护平衡的视角对其进行范式优化。对此,可以选择赋予“国家安全”条款自决的属性并且与东道国国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建立联系,做到主客观援引条件并重。同时,在条文中明确对东道国附加善意履行要求和适当补偿义务,进一步增强主权国家和私人投资者对该条款的实践预期。此种优化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安全”泛化,以增强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双向互动的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

服务国家需要 推进模式创新提高我国法治国际传播力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是涉外法治建设的重要基础和保障,是政法院校适应国家需要、服务国家战略的时代责任。上海政法学院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主动服务国家战略,紧密对接国家急需,依托中国上合基地优势,探索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努力培养德法兼修的高素质涉外法治人才,推进法治领域国际交流合作,为提高我国法治国际传播力贡献力量。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视域下联合国警察胜任力培养优化路径

联合国是全球治理的重要国际组织平台,联合国警察在维护全球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分析2017—2023年度联合国公开的166条警察岗位招聘说明书中的4838个胜任力节点文本,发现语言能力、警务工作年限等要求在不同岗位级别上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总胜任力、知识、技能、社会角色、自我认知、个性特质、动机等不同类型胜任力在不同岗位级别上也存在显著差异。提出通过完善公安院校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机制,畅通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输送和晋升渠道,加大涉外法治人才吸收回流力度构建螺旋式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的建议。

国家安全视角下西部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研究——以青海民族大学为例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安全的海外保护日趋重要,使得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也日益增加。西部地区高校作为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在培养涉外法治人才方面肩负着重要责任。本文以青海民族大学为例,探讨了西部高校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的现状、挑战及路径。通过分析青海民族大学的具体实践案例,提出了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优化课程设置、拓展国际交流合作等建议,以期为西部高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提供借鉴,从而更好地保障各领域国家安全与国家海外利益。

论涉外法治的安全维度

在安全成为国家和个人发展的主要考虑因素之时,法治建设也必须高度重视实现普遍安全。安全具有明显的全球性,所以维护安全的法治也必须在涉外关系、涉外工作的维度上予以考量,由此形成保障安全的涉外法治结构。在涉外法治的设计和运行过程中,既包括通过单边行动保证安全、通过双边协商塑造安全,也包括在区域层次上提升安全合作、在全球层次坚持和创新安全法律机制。在涉外法治中,既需要继续完善传统安全领域的法治体系,也需要推进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法治建设。在这个方面,贯彻和落实中国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议,是有效形成和发展涉外安全法治的重要理念基点。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中国式依法治国的战略论——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中国式依法治国,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充分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大优势的依法治国,其既有法治的共同特征,更是基于国情特点和富有中国特色的一场深刻革命。战略事关全局,运筹帷幄、高瞻远瞩、精深谋划是关键。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上审视和谋划全面推进中国式依法治国至关重要,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引领和根本遵循,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法治思想。战略方向上,应坚持党的领导不动摇,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健全保证其全面实施的制度体系,强化根本保证;战略追求上,应坚持人民至上,厚植培强法治力量源泉;战略布局上,应坚守全面依法治国总要求,抓牢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重视补齐补强法治中国建设、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特别是反恐维稳领域法律制度的短板弱项。

民法精神对法治公安建设的指导--兼论党的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

“坚持人民至上”是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内涵,与“以人为本”的民法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公安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学习、理解和遵循“以人为本”的民法精神,就是对二十大精神的贯彻落实。民法精神指导法治公安的建设,是推动公安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现代化,维护人民群众美好幸福生活的基础。法治公安精神意味着树立“服务人民”的执法理念,构建完善的公安法治体系,以便民、利民精神指导立法和执法,以群众的利益为本。

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若干重点问题研究——基于党的二十大报告关于依法治国的视角

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是切实把全面依法治国的要求落实到新疆工作各个领域、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基于国情区情的富有中国特色和新疆特点的一场深刻革命。以史为鉴,历史的经验教训反复警示,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根本引领和根本遵循,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强化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根本保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培强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力量源泉;聚焦新疆工作总目标,抓牢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重要环节;重视深入研究区情和国际形势,持续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改革工作;坚持深入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保为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计、为长治久安谋;坚持统筹处理好全面深入推进依法治疆的重点工作,切实维护宪法法律尊严,切实筑牢完整准确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法治之基础。

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困境反思与机制完善

面对复杂的国际法律环境,我国涉外法治工作遭遇了重大挑战。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作为涉外法治工作的重要一环,事关我国国家战略需求,也是涉外法治人才队伍永续发展的客观要求。然而,当前我国的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供需不平衡,存在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中重视外语培训而忽视法学教育,在法学教育中重视国际法教学却忽视法律基础教育、重视法律规范培训而忽视案例教学和实践运用、重视在校学生教育而忽视在职人员培训。对此,可以通过平衡法学教育和外语培训的关系、在法学教育层面上重视理论法学和除国际法之外的其他部门法知识的教学、适当提升案例教学和实践教学的权重、重视对在职人员的涉外法律培训等途径来完善我国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从而确保我国涉外法治人才梯队不断壮大,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战略需求。

国家安全视阈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法治应对——以ChatGPT为视角

ChatGPT的出现改变了既有人机交互模式,推动了自然语言处理、文本生成和数据处理等领域的发展和进步,标志着未来数字社会雏形已现。同时,ChatGPT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因其学习的无监督性以及生成结果的不确定性也给国家安全带来了挑战,影响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数据安全以及文化安全等诸多领域。未来应当坚持国家安全理念,从优化产业布局、打破算法黑箱、强化数据监管责任等方面入手,控制生成式人工智能给国家安全领域带来的风险,促进该行业的健康发展。

系统观念指导下的人工智能刑事立法研究

系统观念指导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具有理论优势,能够避免“技术决定论”在主导立法中走向极端,避免立法决策顾此失彼。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人工智能刑事立法应坚持“三个统筹”:一是统筹安全和发展,应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保障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正造福人类社会;二是统筹多方参与主体,在人工智能不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现实基础下,应合理确定各方参与主体的刑事责任,确定适格被害人;三是统筹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应在国内立法中遵循法秩序统一性,立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贯通国内立法与涉外立法。

从战略思想到法律制度: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的理路探究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的重要战略思想。将总体国家安全观写入法律、转化为国家与人民的意志,既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内在要求,更为党领导国家安全工作提供了法律基础。考察现行法律法规,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已初见雏形。但基于国家安全问题的衍生性等多种原因,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范围尚不明确,法律表达也不统一。这影响了国家安全立法质量,更不利于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构建。为此,亟须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的理论进行研究,明确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何入法、入哪些法、怎么入法、如何表达等问题。从入法范围上讲,可尝试构建国家安全关联度“领域-机构-内容”的三重判断标准。国家安全体系的各安全领域立法应明确写入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机构和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内容的相关立法应审慎评估关联度再决定是否写入总体国家安全观。从表达技术上讲,总体国家安全观入法应采用抽象确认的入法模式,在各国家安全领域和国家机构的相关立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应作为理念或原则出现,采用“✕✕安全工作或✕✕机构应当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表达;涉及维护国家安全内容的相关立法中,总体国家安全观应作为立法目的出现,可采用“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