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厘清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及作用机制,探究我国统筹发展与安全的路径选择,对实现高水平开放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文章从对外直接投资角度切入,采用2002—2021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进行熵权法构建国家经济安全指标体系,并对我国经济安全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运用门槛效应模型,实证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我国经济安全水平,并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更为显著。然而从整体演变过程来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家经济安全水平的影响呈现“倒N型”双门槛效应,表现为“阻碍—促进—阻碍”的动态趋势。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与应对

近年来,西方国家为遏制中国经济、科技崛起,以“国家安全”为由不断强化外资审查制度,限制中国企业拓展海外市场,围剿之势愈演愈烈。由于国家安全的涵义模糊,西方国家对华采取此类措施远超国家安全范畴,呈现保护主义倾向,严重影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和扩张等活动,危害了中国海外投资利益安全,已成为遏制中国产业升级、技术进步以及市场竞争力的投资壁垒。考虑到中国与大多数实施国家安全审查的西方国家签订国际投资协定,并在其中设置了投资仲裁的争端解决机制,中国企业可以通过投资仲裁的方式挑战东道国的安全审查措施,依据国际投资协定中的投资保护条款主张违约责任,从而制约东道国的保护主义政策。

加拿大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演进及其启示

自2009年《投资国家安全审查条例》出台以来,加拿大逐渐建立起外资审查的双重架构,其中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独立于净效益审查制度。2020年以来,加拿大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迅速发展,具体体现在审查范围、审查标准和审查时限等方面。总体上,加拿大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演进呈现两大趋势:一是外资国家安全审查适用频率持续上升,二是国有企业投资更易受到审查。关注加拿大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演进可为赴加拿大中企利益保护及我国国际投资治理提供有益借鉴。投资者赴加拿大投资前宜强化合规能力建设,提升外资国家安全审查风险防控能力;东道国宜从规则、执法、救济等方面多措并举,提升外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透明度,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的范式优化及其适用

“国家安全”问题已经成为牵动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调整演变的一大变量,主权国家对国家安全的焦虑逐渐弥漫。国际投资协定“国家安全”条款随之兴起且其解释和适用边界日益模糊,发生了功能异化,带来国家违约成本降低、投资便利化自由化进程受阻等风险。为确保“国家安全”条款始终作为国际投资法制的“法方法条款”发挥其“安全阀”功能,亟需基于统筹投资促进和国家利益保护平衡的视角对其进行范式优化。对此,可以选择赋予“国家安全”条款自决的属性并且与东道国国内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制度建立联系,做到主客观援引条件并重。同时,在条文中明确对东道国附加善意履行要求和适当补偿义务,进一步增强主权国家和私人投资者对该条款的实践预期。此种优化方法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国家安全”泛化,以增强国际法治和国内法治双向互动的方式统筹发展和安全、开放和安全。

美国推行对外科技投资审查政策及中国应对

[研究目的]梳理美国对外科技投资审查政策的演进和机制构成,研判政策未来走向,为中国相关情报应对工作提供思路。[研究方法]以相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以及拟议规则作为样本,运用文本分析法总结归纳美国对外科技投资审查政策的基本内容和未来走向,并据此提出应对之策。[研究结论]美国对外科技投资审查政策经过早期酝酿、国会立法和政策落地三个阶段演进,其审查机构、审查程序和审查范围等核心内容已日趋明朗。未来美国或将进一步精准定位审查内容,科学优化审查程序,构建多边投资审查机制,以提高政策效力。对此,建议中国从优化情报收集机制、培训情报人员和跨部门情报合作等方面采取措施,以应对负面影响。

美欧外资数据安全审查的特点、影响与我国因应

近年来,美国、欧洲在外资安全审查中新增数据安全审查,评估外商投资中潜在的数据收集和跨境流动安全风险,形成对数字贸易的事实约束。外资数据安全审查的引入,受数字时代安全防范升级和数据资源竞争驱动,具有介入时间的前置性与可追溯性、对象标准的针对性与模糊性、法律后果的自裁决性等特点。其对我国开展对美欧投资、发展数字贸易、对接美欧数据跨境规则带来不同影响。我国有必要在国内完善政府获取企业数据的规则,补充投资辅助机制,在战略层面调整我国对美欧数字投资的定位;在国际上推进贸易协定中限制原则的落实和数据保护互认机制的发展,探索针对数字贸易规则问题的沟通方案,为我国数字企业走出去提供良好环境。

我国自贸实验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的问题与完善路径

我国自由贸易实验区建设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促进外贸外资发展的同时,亦在国防和军事、网络、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显露出国家安全风险。在面临安全形势日趋复杂严峻的情况下,我国虽已建立了自贸区外商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但在审查理念、规范位阶、主体权责、审查程序等方面都还存在一些问题与缺失。在自贸区外资安审制度完善路径上,我国应坚持“动态平衡”之理念,从加快推动专门立法、合理设置审查机构、科学设计审查程序、完善相关配套保障措施等方面综合着力,不断提升自贸区外资管理法治化制度化水平。

论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的衔接

外资安全审查可能违反东道国对外国投资者承担的保护义务,而国际投资条约中的根本安全例外条款未必能完全排除外资安全审查的违法性。为合理地弱化外资安全审查的不确定性,实现投资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衔接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可以从外国投资治理、可持续安全和区域安全法治合作等方面着手进行。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是我国新发展阶段法治建设的重要内容,我国应综合运用国内法、国际条约和区域规则,构建外资安全审查与国际投资条约衔接协调的规则体系和争端解决机制。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阈下我国外商投资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症结与中国因应

我国数据安全审查制度性完善离不开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首先,理清数据安全及数据安全审查基本概念,探寻数据安全审查与国家安全的必然联系。其次,根据我国数据安全审查现状,理清我国数据安全审查制度尚不完善、数据出境安全审查标准模糊、数据出境监管水平存在局限性及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不完善的现实症结,并对其根源进行剖析。再次,分析欧美数据安全审查的具体模式,并指出其制度性经验的借鉴之处。最后,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我国外商投资数据安全审查完善的理论指引,以机构变革、制度重构为实践路径,提出构建数据安全审查一体化平台、数据出境安全可信认证体系、部署数据出境监管协同网络及研发数据安全分级量化评估工具等针对性建议,对我国数据安全审查制度症结进行系统性纾解。

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最新进展、影响及建议

近年来,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不断升级,审查范围不断扩大,造成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频繁受阻,科技投资断崖式下跌,“中概股”大幅缩水。文章系统研究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理论溯源、最近政策动向,以及发展趋势,并结合案例研究,分析了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的重点与特征。研究认为,美国对华投资安全审查在微观层面对我国企业赴美投资并购造成较大影响,直接影响企业经济效益与投资布局;在宏观层面,对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经济安全,乃至地缘政治等方面造成深远影响。短期我方应深入跟踪研判主要国家投资审查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外资并购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积极参与国际规则谈判,打破美国战略联盟封锁;长期应保持战略定力,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外资安全审查标准:缺憾、价值取向与进路——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视域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框架下审查标准的设置存在过于抽象而欠缺可操作性、实质涵盖范围有限、参考因素列举不完备、与产业政策和国际投资规则不协调等问题。完善审查标准应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统领,以“安全优先,兼顾效率”为价值取向,以维护国家经济主权和公共利益为原则,把握“严而细”的立法要求;可细化“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审查因素的规定,将“产业安全”“数据安全”“金融安全”“粮食安全”纳入安全审查标准之内,同时应当增强与反垄断法审查标准的协调性,以收公正、安全、高效利用外资之效。

论我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的正当程序及其优化进路

《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日臻成熟,但其制度内容较多停留于操作流程,程序正义尚未能完全体现。外资国安审查属于行政许可,完善权责配置、公开决策程序、敞开沟通途径是我国外资国安审查制度仍需完善的方向。为更好平衡国家安全和投资自由,应通过优化正当程序建构外资国安审查“经纬网”。在程序性规则上形成类案检索、行政公开、听证等程序,运用“利益均衡测试”衡量现有程序正当程度并加以改进;在实质性规则上确立非歧视自由裁量基准、引入监督问责制、加强与外国投资者交涉等制度。

特朗普政府以来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资企业的审查逻辑——基于经济利益与安全利益的视角

自特朗普政府以来,基于中美战略竞争和护持美国霸权的战略需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CFIUS)会不断强化对中资企业的国家安全审查,对中资企业的区别指向性明显。尽管如此,仍有大批中资企业顺利通过审查,成功在美投资。CFIUS对中资企业的审查结果取决于其对中资企业交易所产生的经济收益与安全风险的预判。其中,经济收益体现了中资企业能够助力美国发展的积极作用,而安全风险反映了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美国对中资企业的消极认知。在消除国家安全风险以及丰厚经济利益的刺激下,中资企业有可能通过审查,顺利进入美国市场。研究发现,在排除中资企业的政府背景、确认交易不涉及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敏感领域以及中资企业能够遵守美国市场公平与竞争原则等法规的基础上,CFIUS批准中资企业通过审查的可能性较大。当前拜登政府将主要精力聚焦国内经济议程,这为中资企业赴美投资提供了新思路。中资企业可以在中低端制造业、医疗健康行业、清洁能源行业等领域进行布局,开创投资新窗口,谋求发展新机遇。

试论我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

知识产权是国家战略性科技资源,知识产权关系国家安全,加强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对维护科技安全和国家安全十分重要。既有研究着眼于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的实施效果分析,缺乏基于制度现状的法律机制研究,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治理难题。文章全面梳理了中国知识产权安全审查机制的制度现状和法律渊源,分析了知识产权安全审查的特殊性、复合性和间接性等基本特征,明确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在国家安全审查、技术贸易管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中的体系定位。在理论上厘清了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机制的法律构造,在实践上可为我国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安全审查工作提供研究参考。

VIE架构的监管该何去何从——负面清单时代下的再审视

我国企业搭建VIE架构的最终原因在于实现境外上市融资。面对实质上对国内外资准入规则构成违反的VIE架构,立法者长期以来表现出的犹豫不决使得试图明确该架构下各概念的一次次立法走向失败,并无形中给VIE架构披上了“默认合法”的外衣。然而,我国迈入外资准入的负面清单时代后,国内融资渠道大大扩宽、外资控制威胁不断增大以及外资准入规则空前宽松等,这些伴随时代发生改变的种种因素让我国不应再对VIE架构监管保持沉默,而宜对该架构监管的核心概念“控制”予以明确。在明确此概念时,应避免僵硬地将“协议控制”与“外商投资”划上等号,并考虑引入“实质控制”等具有弹性的概念,从而保留我国在VIE架构问题上的自由裁量空间。同时,完善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与国内融资程序等相关规则,进而从源头上减少VIE架构的使用动机也是解决该架构监管问题的重要一环。

正当程序原则下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机密信息披露研究——基于“Ralls诉CFIUS”案的审视

近年,美国逐渐将其外资国家安全审查用作阻碍中国企业在美正常发展的手段。由于审查的特殊性和三权分立原则,美国法院并未发挥其对相关审查中显失公平部分的纠正作用。正当程序原则是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提供保障的关键宪法原则,其中确定信息披露边界是正当程序原则下合理通知之基础。2014年“Ralls诉CFIUS”案错误地适用了Mathews框架,以致过度限制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披露信息的范围。基于此,结合近年美国涉及国家安全的判例,第五修正案正当程序原则下美国外资国家安全审查披露信息的范围可以作为司法救济的核心。特别是通过进一步明确Mathews框架,确定了中国企业有权通过机密信息摘要间接接触机密信息而非仅有权接触非机密信息。最后,从国际法及国内法角度论述,中国企业应配合中国政府在与美国的双边或多边贸易协定对外资国家安全审查进行多维度限定,并积极提起诉讼推动正当程序原则从程序法维度向实体法维度扩张,以实现在美直接投资中获得更有力的司法救济。

加拿大外资审查的最新趋势及影响分析

近年来,加拿大大幅修改原本比较宽松的外资审查政策,逐步强化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因素审查、不断加强对关键矿产行业的监管,外资审查程序日益与发达经济体趋同发展。这将使中资企业对加拿大投资的不确定性风险加大;中资企业投资加拿大关键矿产行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对加拿大投资将承受更严苛的审查;同时,加拿大与美国、欧盟和英国等发达经济体外资审查制度的趋同化发展,中资企业对外投资压力倍增。对此,建议投资者及时跟踪研判加拿大外资审查制度的变动情况,适时转变投资形式;相关部门及时出台政策指引,厘清政企关系,发挥政府协调作用;同时还应持续完善中国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利用国际多双边条约,维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降低外资审查的负面影响。

外资安全审查制度的中美比较——以美国外资安全审查中的“受管辖交易”新规为例

对影响或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外商投资进行安全审查,是国际通行做法。外资安审制度最早源于美国,其完备的制度体系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示范效应。尤其是2018年通过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现代化法案》(简称FIRRMA),对全球经济带来震动。FIRRMA对美国外资安审制度中的“受管辖交易”作出重大变革:拓宽具体范围、增设辅助判断的指导性案例、细化不确定性描述、强调国别针对性、引入强制申报程序联动“受管辖交易”。上述改革措施虽然表明了美国投资保护主义抬头、违反非歧视原则、外资安审制度沦为政治工具,但仍因其增强了“受管辖交易”的确定性而有可借鉴之处。基于此,我国外商投资安全审查中的审查范围可从以下四点完善:一是明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中“应当”主动申报的制度定位,打破实践中建议外资安全审查作为投资前置性程序的误区。二是继续保持定力,立足于本国国情,保持当前审查范围,持续吸引外资。三是明确外资安审制度的法律性内核,贯彻非歧视原则,展现大国担当。四是细化我国“重要领域”等识别指南,提供具体参考示例,以非穷尽式列举的方式,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提高外资安审的透明度,为促进全球投资环境的健康发展,贡献中国力量,提供中国方案。

矿业投资视域下国家安全审查制度研究

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各国企业间的投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特别是对矿业公司的投资力度不断加强。基于国家安全考虑,外资对矿业公司的投资往往受到东道国安全审查的限制,这也削弱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面对矿产资源安全与矿业经济发展的矛盾,本文通过分析矿业投资中国家安全的内涵,审视矿业投资引发的国家安全问题;在此基础上,论证我国矿业投资国家安全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的必要性,然后借鉴美国、加拿大、英国的制度经验,针对我国现行制度存在的不足,提出界定矿业安全审查范围、明确审查机构定位、突出审查探矿权问题、审慎放宽外资准入条件等完善建议,从而促进我国矿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推动我国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

欧盟对我国国有企业外资安全审查的歧视性待遇及其对策研究

近年来,欧盟及其成员国在外资安全审查领域对中国国有企业实施了诸多歧视性措施,具体表现为:立法中,《欧盟外资审查条例》在审查范围和对象方面特别设立“中国条款”;实践中,安审机构将我国国企的投资直接推定为具有政治目标的行为,以及外资安全审查的过程缺乏透明度等。究其原因,欧盟立法的敏感性与其在对等准入待遇方面的质疑和我国国企自身具有的局限性是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动因。对此,应当在国家层面利用双边条约规范欧盟安全审查行为,消除其在投资互惠待遇方面的疑虑。同时,我国国企也可以援引资本自由流动和设立自由原则应对安全审查,积极寻求东道国当地司法救济,并深化国有企业的市场化改革,规避东道国安全审查的敏感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