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服制视角下西周王朝治边策略与国家认同

随着新出土材料刊布及西周史研究的推进,学界将五服制仅视为朝贡制度的认识亟待转变。根据新出土材料和传世文献的记载,可见西周王朝治理边疆族邦三大策略:在军事征服基础之上,建立要服、荒服,要服、荒服邦伯参与国家祭祀、朝觐礼仪,认同周王朝的统治,成为西周王朝国家组成部分;在周边族邦地区建立侯伯,监管周边族邦尽职情况;周王亲自巡查边疆族邦或派遣甸服朝臣到地方巡视,检验边疆族邦对西周王朝应尽的职责。西周王朝采取的这些治理边疆族邦策略是由其建国时的国家体制决定的。

隋唐时期西域诸国的民族关系思想

在隋唐时期,高昌首领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麴文泰的"各得其所"主张、普通民众对高昌与唐朝关系以及高昌最后结局的预测,基本反映了高昌民族关系思想的大致情况。麴伯雅的"变夷从夏"思想,既与高昌与中原地区十分密切的渊源关系有关,也是高昌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冲突的产物,还与麴伯雅娶华容公主为妻以及在中原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麴文泰之所以胆敢按照"各得其所"的思路向唐太宗的权威地位进行挑战,主要因为他做出了三种错误的判断:第一,与西突厥签订了"共为表里"的盟约,误以为得到了西突厥的支持;第二,误以为唐朝没有出兵高昌的实力;第三,误以为高昌距唐朝遥远,唐朝无法到达;即使到达也不堪一击。高昌很快被唐所灭,在很大程度上与麴文泰的错误判断和决策有关。从唐玄宗开元七年(719年)至天宝元年(742年),康国、安国、俱密国、吐火罗、石国、西曹国及箇失蜜等列于《新唐书.西域传》的七国国王纷纷上表,或向唐"乞兵救援",或请求内属,或希望得到唐朝的册封。他们的上表虽然比较简单,但都突出反映了他们以"赤心奉国"为核心的民族关系思想。西域诸国对民族关系的反思和认识,是隋唐时期民族关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周的“德治”思想与法制建设

西周的“德治”思想形成于殷周更替之际 ,是对殷商暴政亡国教训的总结 ,主要表现为“以德配天”与“明德慎罚”的思想。在这一思想把“德”的观念引进社会政治与法制领域 ,蕴含着“敬天—明德—保民—受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 ,是西周立法司法、治国理民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及其指导下建立的西周法制所昭示的以人为本、以民为本、勤政为民、德刑并用、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等社会政治发展方向和法制建设模式对以后传统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汪门师弟画学理念的传承与转变——兼论近代画史上的“中西结合”与“弘扬国粹”

本文以考察清末民初温州地方画家汪如渊及其海上弟子的绘画创作与教育活动的史实为基础,讨论在时代精神与教育理想的嬗变之下,师生之间画学理念的传承与转变。并以此为线索,梳理近代温州地方画史的基本脉络,也为宏观观察近代海上绘画,考察近现代绘画史上“中西结合”与“弘扬国粹”的关系,提供一个典型个案。

中国美学思想发生研究——西周审美思想论纲

中国美学思想产生的根源何在?这是中国美学史研究中没有详尽而明确解决的问题。西周是"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大时代,有西周的文化的昌明,才会有中国美学思想的繁荣隆盛。可以说,中国美学思想的基本观念和范畴都是在西周萌芽和成形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敬天保民的社会观念,宗教礼仪的文化制度,所彰显的理性、人文精神,是孕育中国美学的胚基。形成了中国美学以德为美、重视人格、推崇生命精神的审美取向。这是中国美学区别于其他民族美学观念的独特的生命智慧。

周代的符瑞文献与符瑞思想

周代是符瑞思想萌生的时代。西周时期,符瑞思想已有可考,但其观念模糊,只在《诗经》《尚书》中有一些零星表述;东周时期,符瑞文献渐趋丰富,符瑞物象已有一定的种类与数量。其时,符瑞思想已基本形成,主要表现为:对符瑞产生的原因、符瑞的必然应验性、符瑞的判定、符瑞与“封禅”“五德说”的关系等层面的问题,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论述。不过总体而言,周代的符瑞文献记载较少,符瑞思想论说呈现出碎片化、零散性等滥觞时期的典型特点,影响也较为有限。

西周“德治”思想再探讨

西周的“德治”思想是在周人天命观的支配下建立起来的一套针对以周王为首的高级贵族的政治统治思想,它是一个有具体内容的政治概念,反映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的早期国家政治治理的特点。

西周民本思想产生及发展原因管窥

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上一个热门话题。从尊崇鬼神的商亡的经验教训与周先公的重农情结两个方面讨论了西周民本思想得以产生与发展的原因,并辩证地加以取舍,从而为我国"以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路线服务。

西汉王朝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我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之一,加强我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史研究,对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和维护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梳理相关历史文献,采取历史分析和古今对比分析的方法,可以概括出西汉王朝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意识形态安全等领域的国家安全思想。西汉王朝的国家安全思想对维护当代的国家安全有以下启示:重视国家安全领域的关联性;动态把握国家安全思想;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政治安全具有根本性;强化军事安全的保障地位;在意识形态安全上,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共同安全上,为世界和平赤字贡献中国方案和智慧。

周恩来建国后国际统一战线思想与中国国家安全

国际政治中的国家安全问题是一个具有战略性的实质问题。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对于恢复和发展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工作,对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本文以周恩来建国后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重要内容为主线,着重探索了建国后周恩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对中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指导作用,阐述了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本观点。

西周园林:从娱神到娱人的美育思想

西周园林反映了我国先秦美学思想从娱神到娱人的转变,即从崇拜神到肯定人的主体性,这种转变深深地影响了此后中国人的精神气质。一方面中国人极其重视个人的德行修养,另一方面又将这种自我修养与入世精神相结合,既富有深情,又执着,但又不至于走向自我否定的极端境地;既有一种"天下"情怀,以天下事为己事,又有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始终不曾远离底层。这些都是先秦美育思想在这一时期转变的结果。

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下的西周国家安全思想研究

西周是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探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对于丰富国家安全学科思想内涵、完善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推动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有重大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整体性、综合性的实用型学科,从国家安全学理论视角出发研究西周国家安全思想,不仅能为中国古代安全思想史研究提供补充,也有助于为国家现实安全战略的制定提供思想资源。影响西周国家安全的要素涵盖自然与社会两大领域,包括地理位置、人口构成、土地制度、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在对这几方面的认识基础之上,西周形成了以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社会安全为核心的国家安全思想。政治安全思想包括“崇拜天神、祭祀祖先”,“礼以定序、乐以观和”;军事安全思想包括“以礼制戎、除恶务尽”,“统筹全局、重点部署”;社会安全思想包括“神道设教、伦常为纲”,“阴阳和谐、天下大同”。这些思想同属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国家安全思想系统,丰富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内涵。

青铜古物与西周刑罚——从西周金文看西周的刑种及其演变

长久以来,古籍文献就是学者研究西周法律制度的重要参考。文献记载固然可以勾画出西周法律制度的大致轮廓,但历史文献不可避免地存在遗失、谬误之处。而青铜铭文上记载的西周法律状况与真实的法律案件,恰能弥补西周刑罚制度研究的缺憾,是对西周法律制度十分可靠的还原和再现。对西周时期涉及到刑种的青铜器的铭文材料做初步的整理与考述,并与相关的文献资料印证结合,可以还原西周时期较为完整的刑种系统及其演变;同时反映出西周刑罚思想实际上经历了'刑新国,用轻典;刑平国,用中典;刑乱国,用重典'三个阶段的变化过程。

未竟的示寂：敦煌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图新探

敦煌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图是敦煌石窟北朝时期仅存的两例涅槃图之一。本文分析了图中几个主要画面元素,包含此前未被分析的人物形象:梵摩那比丘和最后出家弟子须跋。对于图中站立于佛前的红衣老者,本文认为应并非学者此前所推测的医生耆婆,可以将其解读为最后皈依佛并以布匹供养佛的在家弟子福贵。西千佛洞第8窟涅槃图在图像上多有不同寻常之处,显示出明显的早期属性,应受到以《长阿含经·游行经》为主的阿含系涅槃经典的影响。在继承西域传统的同时,此图也呈现较强的本土创新力,是东西方文化在敦煌融合与创新的珍贵例证。

西周宗法制下的宗教信仰分化

西周时期,宗法制度趋于成熟,并成为当时的一大特色。这一宗法制对当时人们的宗教信仰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促成了宗教信仰的分化:一方面,它把包括天子在内的诸侯、大夫、士等贵族阶层的宗教活动禁锢在宗法制的范围内,形成了国家宗教;另一方面,平民阶层被排斥于宗法性宗教信仰以外,产生了与国家宗教相并行的平民信仰。

论西周'分封建藩'与'中国'先秦含义之演变

“中国”是我们伟大祖国的名称。这一名称一形成，其含义就在不断地演变、扩大。本文认为，“中国”这一名称在先秦的发展演变与西周成王“分析建藩”这一政治体制的建立密切相关，也与华夏民族意识的形成紧密相联。

四十三年逨鼎铭文所见西周廉政监察思想

廉政监察是我国古代政治的优良传统。青铜器铭文和周代典籍都反映出西周设有负责监察考核官吏的职官,并有严格的职权要求和规定。西周的册命和训诫辞所体现的政治制度与政治伦理,是建设当今中国特色监察体制和完善国家治理体系的宝贵历史经验。

从“乐与政通”到“和而不同”——西周礼乐制度的“和同”思想再认识

自西周初承袭殷商制礼作乐,周人为维护统治而将礼乐制度和分封制共用之时,即已实现了“乐与政通”。在社会管理和宗族制度的维系运行过程中,周人对于礼乐的使用产生了新的认识,提出了调和相济的思想去提倡“和而不同”,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这种进步的意义不仅体现在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关系协同层面的增益丰富,还体现出周人对社会管理制度的反馈与调节能力,这种变化在以往的研究中较少提及,而在西周礼乐制度的社会功能例证分析中又寻迹可见,因故试解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