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100年经济思想的主线、发展阶段与理论体系

中国共产党在其100年经济发展实践中形成了丰富的经济思想,其主线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共同富裕之路。按照这一主线,党的100年经济思想可以划分为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为共同富裕建立政权基础阶段的经济思想(1921—1949年),第二阶段是为共同富裕建立制度基础阶段的经济思想(1949—1978年),第三阶段是为共同富裕建立体制基础阶段的经济思想(1978—2012年),第四阶段是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阶段的经济思想(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100年经济思想的理论体系,包括基本经济制度思想、微观经济思想、中观经济思想、宏观经济思想和对外经济思想等五个维度的内容。

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方法与对象

加强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一项紧迫任务,这是由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结构转型和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这一外部条件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新形态的建设及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在当前遇到的问题所决定的。开展这一研究,我们需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理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把握国外马克思主义不同思想流派兴衰的内在逻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思潮、后现代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等不同理论动态的性质和价值作出准确的评估,从而揭示国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生存论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需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生存论意义上展开的现代哲学人类学以及世界历史时代的新方向上进行理解。在信仰的无神论倾向、经验主义及自然主义的哲学样式、流动性的辩证思维、实践思维方式以及伦理价值观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传统都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引导、而且也将融入中国文化传统的当代转化,转化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共生主义信仰的内化,并形成能够积极影响人类的新的生存理念。

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随着社会结构变化而转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政治哲学的兴起,知识分子、性别等问题研究的展开,挑战了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当前,中国学术界开展新一轮的唯物史观研究,就是对中国社会结构变化和学术挑战的一种回应。就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变化和学术发展的路向而言,唯物史观研究范式转换的主要方向是:变革已有的技术理性的研究范式,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要建立文化理性的研究范式,哲学必须开展文化哲学的认识论研究,以文化活动为中心的认识模型来改造原有的唯物史观的研究范式,实现唯物史观研究范式的转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国家哲学的本体论释

中国社会发展是在历史形成的国情基础上开展的现实运动,国情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张一种作为"社会事实本身"的"本体"说,指导社会变革的中国国家哲学生成于国情这一社会事实本身之上,国情成为哲学和国家统一的基础。国情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内涵十分丰富,认清国情是推进社会发展,实现中国国家哲学创新的关键。

中国共产党百年的教育价值观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教育价值观,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建设社会主义为教育的目的,逐步形成了全面发展的人才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观,培养"四有"好老师的教师观,改革创新的科学发展观等系列思想。当下,我们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工作者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铸魂育人、立德树人,为实现教育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更大贡献。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的逻辑必然

百年探索史、奋斗史深刻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中国共产党人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看家本领",其背后蕴含历史、现实与理论的深刻逻辑必然性:它既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光辉传统予以承继的历史必然;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哲学思维有效化解改革发展问题的现实必然;还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透视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前提与方法论意义,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普遍持久的指导作用以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必然。

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在讨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特别彰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不少论者在论述时往往两者不分或相互取代。产生此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两者之间的差异或区别也是客观存在的。

《大众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的理论成果。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这种成果早期的重要贡献,艾思奇青少年时代就进行了艰辛的探索,于上世纪30年代出版了《大众哲学》一书,风糜一时,不胫而走,因为他在理学内容,研究方法,成果形式方面,都是有创新性。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中国化,现实化的道路。《大众哲学》对我们今天的启迪是多方面的,对我们进一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重要意义。

与中国本土文化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和佛教的一种比较

佛教和马克思主义在处理与中国本土文化关系上走过了不同的历史进程,具有各自的特点。马克思主义可以借鉴佛教在此问题上的利弊得失,结合自身特点和时代特色,全面认识中国本土文化的价值,支持对中国本土文化的全方面深入研究,发挥中国本土文化的积极作用,限制中国本土文化的消极作用,尽力实现二者的融合,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文化体系融为一体,打造新时代的中国文化体系。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几个基本问题

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需要追问的基本问题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内涵、基本特征及其"合法性"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与"历史形态"之间的关系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具有存在性内涵和历史性内涵,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文化特征,是对中国现实及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提问,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当代诉求,它具有发展形式、理论成果和价值生成等方面的"合法性"。

近期文化哲学研究回溯

世纪之交,中国文化哲学已经成为哲学研究中的显学。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本文首先从文化哲学总体认识的深化、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哲学的关系、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冲突与文化转型等三个方面对这一进展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文化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前瞻。

中国理论界对“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传播

来自历史学、经济学、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理论界人士,通过个体与集体发表学术成果进行接续研究、不同学术观点的论辩以及办刊编译工作等来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这一传播过程不仅阐释了"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的内容,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且对于当前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也有启示意义。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探索,完成了毛泽东世界观的根本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有其深刻的主观原因。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哲学观研究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相关,深刻体现了自然观、社会观、历史观、认识观和自由观。这五种哲学观是辩证统一的,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党的执政理念演进

在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进程中,我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四大理论成果。与四大理论成果相对应形成了"革命为民"、"实现共同富裕"、"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及"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与党的执政理念的演进密切关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实现党的执政理念不断创新与成熟的正确途径;党的执政理念的贯彻与实践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具有重大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思考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获得解放的学说。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有着许多可以相辅相成、融会贯通的地方,作为一种科学的思想理论,它传入中国后就受到了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工人阶级和贫苦人民的欢迎,并在革命、建设实践中成功地实现了中国化,指导着中国人民结束了受压迫、受奴役的历史,建立了新中国。在改革开放的今日,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仍将一如既往地指导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关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的几个问题

围绕着推进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这个主题,本文认为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构建尚未实现实质性进展的一个根本原因,是"中国经验"的哲学基础或邓小平哲学思想的个性特色研究还欠"火候",该领域研究思路目前的"尴尬"直接影响了其进展。应该以此为突破口,从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涵、定位、构架、称谓等方面下功夫。

单向度管理学研究的表现及扭转路径

国内管理研究呈现出一定的单向度倾向。单向度的管理研究表现为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的单维性,这种研究倾向会损害管理研究的丰富性和创造性,并有可能破坏或误导管理实践。由此,提出未来应加强研究立场、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主题的多维化,并强调发展本土批判管理可作为扭转目前管理研究日益单向度化的重要研究路径。

四川省马列·科社(含党史·党建)学科70年发展研究

文章从学科历史沿革、学科建设成就两个方面进行研究梳理,展现新中国成立70年来四川省马列·科社(含党史·党建)学科发展历程和取得的成就。70年来,四川省马列·科社(含党史·党建)学科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发展时期:一是改革开放之前30年的初设和基础建设时期,二是从改革开放到十八大的恢复和发展时期,三是十八大以来的完善和深化时期。经过70年的建设发展,四川省马列·科社(含党史·党建)学科规划和布局建设取得了显著成就,形成了导向明确、目标清晰、内容体系完善的学科发展现状和良好的发展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