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视角下我国海洋自然保护的规范建构

伴随着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持续推进,海洋自然保护建设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与更艰巨复杂的挑战,未来应在统筹推进国内法治与涉外法治的战略背景下,对我国海洋自然保护的目标实现进行阶段、程度、时空的区分解构和规范建构。就国内法面向来看,应结合我国当前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生物多样性就地保护的既有成就,在整体系统观指导下促进“陆海统筹”战略在海洋自然保护领域的法律化表达。就国内法与国际法的衔接面向来看,应紧密结合我国建设“海洋强国”过程中增强软实力的诉求,在立足中国特色、维护国家主权权益的前提下对国际海洋法治先进经验进行移植。就参与国际海洋法律秩序重建、融入国际海洋法治建设的面向来看,我国应秉持共建“海洋命运共同体”之理念投身全球及区域海洋综合治理,实现从国际海洋规则的“接受者”向“制定者”的身份转变。未来,我国海洋自然保护宜紧扣“硬法”“软法”的法律制度设计与治理主体及参与模式构造的“法”与“治”两条线索,在“陆海统筹”“海洋强国”“海洋命运共同体”三重面向中循序渐进、层次分明地有效推进。

“人性恶”与法治——一个形而上学的视角

本文以形而上学的视角 ,探讨了对人性的不同判断可能与政治实践之间的关系 ,尤其是“人性恶”的理论前置与近代西方法治文明之间的关系 ,并且指出 ,我国的法治前景能否可瞻可欲 ,关键在于能否以历史为鉴 ,以先进为师 ,充分认识人性之恶 ,在制度安排 ,首先是政治架构的安排上以防恶为首要。

“推天道以明人事”:邵雍先天易学旨趣

邵雍对其先天易学(或称先天学、先天象数学)的阐释是为推演先天而在的形上之理而展开,在此过程中,先天象数易学只是其表意的工具而不是其学术思想的全部。形式上,先天易学是邵雍通过一套阴阳消长模式构建起来的象数易学;而内容上,先天易学则是其借《易》阐发儒家的性命义理之学。邵雍在其易学思想的阐释中,力图构建一个贯穿于天地万物的最高法则——"先天"之道,而最终落脚点却是其儒学所主张的人事之用。因此,他对易学的阐释始终围绕着"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易学旨趣展开。

论经济法的人性基础

任何科学都与人性有关 ,经济法与人的科学的关系更为密切。经济法基于经济人的人性缺陷造成市场失灵而得以产生。道德人理念是经济法建构的人论基础 ,经济法的理念、价值取向、基本原则、制度都是建立在道德人理念之上的。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明显不具有现实性和合理性 ,政府干预失败是政府完全道德人假设破灭的逻辑结果。

浅议中医学对天人之道的论证

目的:探索中医学对天人之道的论证。方法:采用文献追溯、比较分析、逻辑推理、归纳演绎等方法,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结果:中医学体现了人与天地相参,人与自然同源,人与自然同构,人与自然同道,人与天地同德。结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医的精华,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不仅中国的传统哲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探讨,而且中医学也在继承这种观念的基础上对人的身心结构、疾病诊治等进行探索。传统哲学与传统中医学相互促进,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系统科学方法论及其新进展

对问题再认识基础上，着重论述系统科学方法论新进展。内容包括：切克兰德（Ｃｈｅｃｋｌａｎｄ）的软系统方法论（ＳＳＭ）；顾基发的物理事理人理（ＷＳＲ）系统方法论和作者提出的广义系统方法论（ＧＳＭ），以期了解其特点，比较其异同。

《管子》“时”观初探

"时"观念是理解中国古代思想的重要线索。在一定层面上讲,"时"观念的延展及其实践承载着传统农业社会的绵延。"时"在《管子》中是一个基础性的核心概念,贯通全文,它传承"时"的原发观念和本质特性,融入气、阴阳、五行思想,与道、德、法相通融,"时"作为论理基准,在"治国安邦"、"经世致用"中具有统领性意义。

因天立极,民为邦本——以《临》《观》为例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

《易》为明道之书,以《临》《观》两卦为例探究其治国理政思想。就两卦之象和卦爻辞来看,《周易》治国理政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七个方面:一、治国安邦,以民为本;二、文武之道,一张一弛;三、顺天应人,诚敬化民;四、允执厥中,贞正行难;五、选贤举能,知人善任;六、观民设教,考正得失;七、教思无穷,保民无疆。

范蠡的思想人格试论

范蠡是中国早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远见卓识而又善于审时度势。范蠡又是先秦时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主张天道人事相和谐,强调人的主观必须符合客观才能事业有成。范蠡还是难得的商业家和实业家,他弃发出光,亦没有消极退,而是冲破传统的轻商观念,治产经商,继续为社会做贡献。他的思想和人格对后世产生了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

从外儒内法到依法治国——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

从"外儒内法"到"依法治国"是中国政治发展的历史途径。从"人治"走向"法治",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更是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国家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为了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既吸纳了西方先进思想,又融合了中华文明的精华,是中国未来发展的途径。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时代的要求,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更是实现中国伟大复兴的重要途径。

中国古代公法的特征及成因透视

中国古代公法以人治精神为内核,以伦理原则为指导并显现着泛刑事化的外部特征。中国古代公法以维护皇权为宗旨。形成中国古代公法独有特征的原因主要包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专制集权的政治模式、以伦理精神为核心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家国同构的社会组织结构。

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学说的哲学预设——一个批判性的考察

任何一种哲学建构都会预设一些基本的前提。本文试图从知识类型学、人的形象、自然法的形象以及自然法的根基这四个方面勾勒格里塞—菲尼斯自然法理论的基本哲学预设。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格里塞—菲尼斯学派与其他各种政治和法律学说之间的基本差异。首先,从知识类型学的角度看,菲尼斯学派所拒斥的是各种类型的还原论,既包括把法律还原为逻辑的康德主义,也包括把法律还原为技术的法律实证主义,还包括把法律还原为纯粹伦理的现代自然法学说。在菲尼斯看来,法律的真正本性在于它拥有双重生命,即它既属于道德秩序,又属于技艺秩序。其次,从人的形象的角度来看,格里塞—菲尼斯学派既拒斥以个人为中心的个人主义,也拒斥以集体为中心的集体主义,在他们看来,任何正确的政治学说都必须超越这样一种二元对立,进而寻求一种更为基本的社会本体论。第三,从他们所抱持的自然法的历史观和自然法的基础来看,他们既拒斥苏亚雷斯以降的经院派的自然法学说,也拒斥脱胎于苏亚雷斯立场的现代自然法学说,在他们看来,自然法的基础不能从意志中寻找,而只能在追求目的的实践理性中来寻找。从本体论的层面上看,自然法根植于人类本性,但是对于人类本性的考察,绝不能从任何思辨哲学的角度予以探讨,而必须从人类活动,尤其是人类实践理性活动所理解和把握的目的中来加以考察。因此,自然法、实践理性与目的构成了格里塞—菲尼斯学派整个自然法框架的三个基石性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