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

【目的】当代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正在持续繁荣发展之中,因它对营造传统的继承与发展最为紧密地结合着生活现实而具有认知价值,需要探究其兴造状况、面貌特点、方法取向等方面的问题,改变相关学术研究还较为缺乏的局面。【方法】结合文献、考察、访谈等多方面资料,从理论、现状、营造3个层面对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进行初步探讨。【结果】基本理论层面,私家园林的概念范围应包含更大量的民间自发造园,形态以相对小型的庭园为多,核心特征是以叠山理石为显著标志的山水营造;兴造现状层面,当代江南私家园林自改革开放以后复苏,近年趋向全面兴盛,山水营造也是其中显著特征;具体营造层面,既有对叠山理石传统的丰富传承,也有新思路的引入而使传统得到创新发展。【结论】对当代江南私家园林中传统山水营造的传承与发展的认识,不仅可加深对现实的理解,也可为更大范围的当代风景园林实践提供极具活力的源泉。

结社营生到艺道广传:近代江南书画社团的转向

书画结社活动的兴盛与美术教育推广的迅速是近代江南画坛发展的重要特征。明末清初之际,早期书画社团的出现为江南书画结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鸦片战争之后,书画结社目的由单纯的结交切磋向追求利益、提升鬻艺效率转变,造就了以任熊、吴昌硕为代表的诸多职业书画家个人艺术的成功。辛亥鼎革之后美术教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文化要务,许多江南地区的书画社团改变组织模式,进一步加强了美术思想的推广和实践,有力地促进了美术事业的新发展。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更新研究——以泉州江南片区为例

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是一类位于城市边缘区且已被划入城镇开发边界,具有服务城乡功能、延续文化基因价值,但尚未列入传统村落名录的村落。随着城镇开发边界的划定,尝试统筹边界内非典型传统村落保护更新与城市发展已然是面向国土空间规划的一次必要性探索。结合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的更新困境分析,以福建省泉州江南片区为例,提出城边型非典型传统村落整合性方法——非典型传统村落遴选分类与价值延续、非典型传统村落与外部的整合性保护和发展,以期为非典型传统村落和城市边缘区更新提供参考。

元代江南教育与地域诗学的三种学理关联

教育与诗学的关系有三种:教育主体即从教者与诗人及诗坛的关系;教育内容与诗歌教习及诗学宗尚的关系;教育对象及效果与诗人群体(包括流派)、地域诗学传统、诗学传播的关系。宋元以来江南士人的阶层下移及元代社会从业环境的变化,促使诗坛名流多司教职,以学官、教师作为职业身份的诗坛主体,改变了以往诗坛的构成模式,成为元代江南诗坛的一大特征。在元代官学、书院、家塾刻书中,诗学教材的刊刻是重要一项,这些教材反映了元代江南地区的诗学宗尚。在教育推力下,因宗尚、师承等因素聚合而成的地域性诗人群体或流派,以及所形成的地域诗学传统,是推动元代诗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同时,诗学教育在元代江南的兴盛,促进了诗学普及,对古典诗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先秦时期江南地区“生子不举”现象初探

“生子不举”是先秦社会一直存在的痼疾,这一习俗在江南地区尤为盛行。受宗教信仰和礼仪习惯的影响,自新石器时代,就有以幼童作为“人牲人殉”的风俗,殷商甲骨文中发现有“弗子”行为,传世文献中还记载有“食首子”的行为。春秋时期,随着宗族力量的强大,“生子不举”又多与父母、家族的利益相关联。战国末期以后,因经济压力、战争频繁、天灾不断等原因,不举子的记载逐渐增多。先秦时期江南地区“生子不举”的现象,在秦汉以后尽管已受到法律的明文禁止,但却未能真正杜绝,相关现象依然时有发生,逐渐演变成为一个较严重的社会问题。

沦陷初期江南乡村的秩序重建与民众武装

淞沪会战爆发以后,江南地区逐步沦陷,社会秩序趋于崩塌。虽然日军派出宣抚班在各地建立殖民统治,但仅局限于有日本驻军的城镇区域。在远离日军控制的乡村区域,半军事化的民众自卫武装发挥着恢复秩序的重要作用。其中,以管文蔚领导的江南抗日自卫总团为代表的抗日自卫武装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并兴起,是阻止日军深入控制当地乡村的重要力量。沦陷初期的民众武装承担了本地社会秩序重建的重要角色,是当地民众维系生存的重要支柱。

清顺治朝江南政策探赜

定鼎北京后,顺治帝对努尔哈赤、皇太极时期的对汉政策多有继承、发展,表现在江南地区,威压怀柔兼具是其总体特征。威压恫吓主要方式包括凸显民族文化、严禁讲学结社、镇压抗清运动、整肃思想秩序等;怀柔同化主要手段包括礼遇前朝帝王、尊崇儒家文化、开科招贤纳士、表彰殉难明臣等。通过上述治理政策的强力实施,清廷最终实现了对江南士人的分化,从而有效地控制了江南地区。

The analysis of Chin-Shih in Artisan Membership from Jiangnan region during The JiaJing Period

A considerable specific research has been conducted on the enrollment rate of Chin Shih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in Ming Dynasty. However, the study of Chin Shih in Artisans Membership was very few. The article focus on this problem in the basic of The Title of Monuments and Record of Chin-Shih. The focus of the research is in JiaJing period. The thesis will analysi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se Chin Shih and especially of the South Yangtze River Region. The results shows a link between the enrollment rate and the educational standard.

论自然节律与江南的观潮习俗

长江、钱塘江、吴淞江、娄江、黄浦江河口及其支流流经的一些地方曾有八月观潮的习俗,这类习俗的兴衰与河道通塞有密切关系。观潮起于广陵(今扬州)曲江,最负盛名的则是钱塘潮。唐宋时,观潮已成一娱乐性民俗节日;元以后,江南地区出现“潮生日”的说法,并有祭潮仪式。钱塘江沿岸的“潮神”信仰少见于其他地方,体现出潮汐对地方社会的不同影响,以及区域内人地关系的地方性调适。

江南地区自北宋时期近千年来的疫灾地理研究

疫灾与人类始终同在,危害人类生命健康.该文基于疫灾史料,运用空间分析模型,探讨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来疫灾流行的时空变迁特征.研究表明:1)在过去近千年中,江南地区疫灾流行之年多达300个,近乎三年一遇,且疫灾越来越频繁,清代更是集中了52%的疫灾之年.2)江南地区疫灾流行呈现“夏秋高发、春季多发、冬季少发”的特点,季夏、孟秋易于疫灾流行.3)江南地区过去近千年的疫灾流行具有明显的长期上升趋势,在周期上可分为两个400 a左右的波动周期.4)江南地区疫灾的空间分布整体上呈聚集型,形成了以今杭州、苏州、上海为中心的疫灾频发区,疫灾频数的总体分布特征是北部多南部少;疫灾分布重心总体上有由南向北、由西向东迁移的变化;但疫灾强度则由东向西北、西南递减;5)江南地区疫灾流行格局受人类活动格局影响,湖区、三角洲前缘疫灾重于山地丘陵区,滨海区疫灾重于腹地区.

明代常州王洛家族墓出土马面裙研究

为研究明代马面裙,文章以常州王洛家族墓出土马面裙为研究基础,结合古籍文献资料,通过相互印证的方法,对马面裙的造型、质料装饰及艺术特征进行现象梳理及背景成因分析。研究表明:常州王洛家族墓出土女裙均为无腰马面裙,形制稳定,对称统一,具有传承性;细节丰富,在平稳中求变化,多为“三褶式”;质地有感,装饰多元,具有僭越性。从王洛家族墓出土女裙映射明代江南地区马面裙崇尚奢华、自由僭越的普遍性,质料装饰的时样性及丧葬服饰品的不实用性。研究成果可以对现代汉服的设计起到一定启示作用,同时也可为中国传统服饰研究提供一种思路。

俭与奢的更迭与矛盾:方志中所见明代江南地区头饰风尚

明代江南地区作为全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一方面纺织品贸易繁荣,人们鲜衣华服,衣冠趋时。另一方面,明代对地方志书修撰尤为重视,修志事业大为兴盛,且其内容全面、地域特征明显。本文通过对明代江南地区方志所记载的服饰风俗的研究,发现其中头饰呈现风俗俭与奢的更迭甚至矛盾现象,并论述了其影响因素与形成原因,从中窥视出明代江南地区的习俗风尚、衣着观念、区域发展等内容,以及方志的特殊性对服饰风俗记载的影响。

明末江南地区士族墓出土马面裙考析

马面裙是明代典型的裳服,具有重要的艺术文化价值。文章选取明末江南地区15处墓葬出土63件女性马面裙为研究样本,通过对这些士族墓葬遗存出土情况的梳理及相关历史文献的研究,考析其造型结构、质料装饰及审美文化。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侯方域“壬辰南行”及其文学意义

江南之于侯方域,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意义。在江南,他和众多文友结识,和阮大铖斗争,亦深味世事艰难,世态炎凉。顺治九年(1652)江南之行对侯方域而言可谓重大事件,因顺治八年(1651)参加乡试的“人生污点”,侯方域内心悔咎有加。“壬辰南行”过程中,他通过对忠荩的颂扬、对朱明的眷念以及对复明的期冀,进行形象自塑,从而消解个体身份的焦虑。他契合当时古文发展的进程,对唐宋古文大家极力推崇,以期达到“立言自见”的目的。此次南行绍续了明朝末年中州和江南的文学交流互动,一定程度上为两地后来的文学互动交融奠定了基础。

江南—雪峰地区加里东期和印支期不整合分布规律

江南—雪峰造山带的构造性质长期以来存在争议。通过对江南—雪峰地区加里东期和印支期不整合面的野外勘查,发现加里东期不整合面空间展布和影响范围分别以安化—溆浦断裂和慈利—保靖—三都断裂为界,安化—溆浦—靖州断裂东南侧为加里东运动的强烈褶皱变形区;两断裂之间为弱变形区;慈利—保靖—三都以西广大区域以垂直抬升运动为特征,没有明显的加里东期褶皱运动。印支期不整合分布规律与加里东期有一定的继承性,其空间展布以蒲圻—慈利—保靖和咸宁—鹤峰—龙山两大断裂为界。蒲圻-慈利-保靖以东为印支运动的强烈褶皱变形区,咸宁—鹤峰—龙山断裂以西为平行不整合分布区。两断裂之间为微角度不整合分布区。从不整合面的分布特征推测印支运动的影响范围向西推进更远。研究表明江南—雪峰隆起区只处于加里东期和印支期两期陆内造山运动的西边缘,而不是其构造中心。

赣北庐山地区新元古代细碧-角斑岩系枕状熔岩的发现及其地质意义

江西庐山地区位于江南造山带的东段北侧,出露前震旦纪星子群和双桥群变质岩,最近在双桥山群地层中发现了一套枕状构造发育的细碧岩-角斑岩组合。通过对细碧岩-角斑岩组合和与其紧密共生的英安岩的元素地球化学研究发现该组合具有洋岛型玄武岩的特点,形成环境为陆壳基础上的弧后小洋盆;英安岩中SHRIMP锆石U-Pb测年得到表面年龄介于830～850Ma,其206Pb-238U加权平均年龄为(840±7)Ma。因此,皖南(歙县)缝合带有可能呈近东西向一直延伸到赣北的庐山地区,而江南造山带至少在830～850Ma期间仍未关闭;同时也证明双桥山群是中、下扬子地块"一盖多底"中基底的一部分。

浙江诸暨地区石角-璜山侵入岩LA-ICP-MS锆石U-Pb年龄——对超镁铁质球状岩成因的启示

对分布于江南造山带东段江绍断裂带附近的浙江诸暨地区石角一璜山侵入岩进行了LA—ICP—MS锆石u—Pb定年工作．石角角闪辉石岩和璜山石英闪长岩的结晶年龄分别为844Ma±3Ma和818Ma±6Ma。该年龄结果表明．石角村附近的超镁铁质岩（包括球状辉闪岩）与其外围的闪长岩可能并非同时形成。江绍断裂带附近分布的多个闪长岩体的形成时代介于930～820Ma之间。对这些超镁铁质岩和闪长岩的精细岩石成因研究将有助于揭示扬子和华夏在新元古代时期的拼接过程。

江南私家园林造园艺术在现代居住区设计中的延伸——以西安交通大学曲江新村居住区景观设计为例

我国江南私家园林因其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和谐统一而具有极高的文化和艺术价值,创造出了当时以"退隐"为特点的最佳人居环境。通过对江南私家园林在空间组织、意境表现手法、理水艺术三方面的景观特色解读,结合具体创作实践,探讨了江南私家园林造园艺术在现代居住小区中发展与创新的方式,从而为塑造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居住区环境提供了设计依据。

江南造山带东段800～780Ma陆内裂谷岩浆活动——来自浙皖赣邻区约790Ma铝质A型花岗岩的证据

对江南造山带东段浙皖赣邻区的灵山花岗斑岩进行了同位素年代学和岩石地球化学研究。LA-ICP-MS锆石U-Pb年龄测定结果表明，灵山花岗斑岩形成于791.8±2.6Ma。在岩石地球化学组成上，灵山花岗斑岩具有高Si，高TFeO/（TFeO＋MgO）值，低Mg、Ca、Mn和P，显示出过铝质的特征（A/CNK=1.04-1.18）；微量元素富集Rb、Ga、Th、Zr、Y，贫Sr、P、Ti、Ba；稀土元素总量较高，轻、重稀土元素分异较明显，并表现出强烈的负Eu异常，这些特点与典型的铝质A型花岗岩一致。地球化学特征和前人研究成果表明，灵山花岗斑岩形成于陆内裂谷环境，最有可能来源于早期初生地壳的部分熔融。结合前人研究成果认为，800-780Ma的岩浆活动是华南新元古代一期重要的构造岩浆事件，该期岩浆活动不仅在华南新元古代盆地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在该时期构造环境的探讨、板溪期沉积旋回时限的标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