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医院行风建设指数定量评价体系构建研究

目的:从医院管理视角引入指数定量评价体系,用形象、具体且高度凝练的指标和评价要点来描述公立医院的行风建设工作。方法:立足当前公立医院行风建设管理中重点督查的关键领域,围绕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制度建设等5个维度,设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行风建设指数评价模式。结果:构建了适用于公立医院临床科室的数字化行风建设指数评价机制,划定评价周期并实行动态管理,实现对行风建设发展问题的精准定位和对行风监督工作具体实施情况的有效全面评估。结论:本研究客观评价医德医风水平和医院行风建设管理现状,有助于综合理解和客观评估复杂的管理行为,为未来数字医院的横向管理与纵向规划提供了有效的战略改进支撑,有助于推动现代化医院行风治理的标准化、精细化和信息化发展。

赋能论还是衡量论?——理解治理效能的第三种理论可能

治理效能概念是中国式国家治理的最新理论成果。当前关于治理效能的理论认知基本上可以划分为“赋能论”和“衡量论”两种。赋能论聚焦于治理效能转化和治理效能提升两个方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差距不大,其实质是围绕着制度优势与治理效能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衡量论将治理效能看作评价性概念,是对治理效率、治理效果和治理绩效的深化和发展。对治理效能的理解应该突破基本概念,走向理论构建,构建高效能治理理论要重点从治理理念、治理框架和治理特质三个方面形成对高效能治理的总体性认识。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及其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中,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基于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和对自然界作为有机系统整体的精准认识,赓续与拓新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关于人与自然真实图景的系统辩证思想,形成和确立了丰富完备、逻辑严密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秉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的系统理念,这一整体系统观锚定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治理的目标任务,坚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系统层级观,坚持共同体构架的国内外合作治理的系统联动机制,对其内核“是什么”的问题作了精要而又深邃的回答。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层层追问中国式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之道,彰显了其整体系统思维在回答生态文明建设根本性问题上的强大方法论功能;以系统工程方式“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环境治理的全面系统展开,立体呈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整体系统观鲜明的方法论特质,为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科学思想方法,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恢宏壮丽的生态篇章。

数字经济赋能中国式现代化:逻辑机理、现实梗阻与创新路径

合理发挥数字经济优势是全面推进与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数字经济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市场体系、基础设施、技术网络、经济支柱支持。研究发现:数据要素融入、数字基建布设、数字技术下沉及数字业态创新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动能。尚需注意,数字治理局限性、城乡发展脱轨化、技术应用片面化、数字文化偏向性等诸多梗阻并存,限制数字经济对中国式现代化的赋能作用发挥。为此,应寻求数字组织再嵌入社会基层治理、重塑数字基建组织性网络动态结构、探索数字技术全流程生态治理应用、构建文化产业数字化新型发展业态,以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政府建设的交叉与共进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民主理论的新话语形态,是人类政治文明的新探索方向。数字政府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是各国政府未来的转型路径。全过程人民民主与数字政府建设均可统合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背景之下,二者具有共同特征,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数字政府建设有利于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为数字政府建设指明方向。数字政府是技术型政府、公开型政府、扁平型政府、平台型政府,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提供了现代技术支撑、丰富了多维信息来源、降低了制度运行成本、构建了多元参与场域。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指引下,数字政府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数字法治政府建设,扩大公民参与广度和深度,提高政府回应度。针对数字技术应用对民主价值的冲击,应始终坚持以价值逻辑引领技术逻辑,推动数字政府建设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相协调,共同致力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地方政府施政风格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僵尸企业的研究视角

在经济进入新常态、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今天,政府应当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学术界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也是政策制定者、改革践行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本文区分了两种风格迥异的施政风格:浮夸型与稳健型,并通过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分析进行捕捉.在验证该量化方法合理性的基础上,以僵尸企业为研究切入点,以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为样本,实证检验政府施政风格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地方政府施政风格越浮夸,当地企业僵尸化的程度越高.进一步研究还发现,当僵尸企业在当地的社会重要性越高时或债务处置难度越大时,地方政府浮夸型施政风格与当地企业僵尸化程度之间的正向关系会表现得更加显著.僵尸企业的存在不仅扭曲了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而且损害了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因此,本文研究对于探索新常态下地方政府如何转化职能,加快实施僵尸企业的破产重组盘活,进而优化市场资源配置、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迈向新台阶具有积极的实践意义.

自主知识体系视角下的新时代中非减贫合作

贫困治理是“全球南方”国家发展振兴的核心关切,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宝贵经验,丰富了国际减贫理论与实践。进入新时代,在中非共建高质量“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中非减贫合作以自主知识体系为标识,通过深化基础设施合作、加强产能合作、加速贸易畅通、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等路径,有力推进了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在合作共赢的对非减贫合作过程中,秉持“真实亲诚”与正确义利观,保持战略或政策对接、制度规则互通和理念协调一致,彰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世界意义。未来,将中非“减贫之路”作为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重要路径,提升中非减贫合作方案的精准性,探索中非减贫知识产品共享新机制,将是中非双方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乡村振兴背景下透支型发展的逻辑与风险

乡村振兴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一项重要战略,应坚持可持续性发展思维。一些地方政府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主体,通过运动式治理推进乡村“强富美”建设,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但在有限财政约束下,地方政府难以通过制度化方式承担高标准乡村建设的成本,负债建设成为地方政府的重要应对策略,由此形成乡村振兴中的透支型发展模式。对地方政府而言,透支型发展的优势不仅在于可以弥补资金不足,更在于可以扩大地方政府的制度外行动空间,其行为背后的深层次逻辑体现为地方政绩以及市场化导向乡村发展的双重逻辑。作为地方政府的策略性发展行为,透支型发展隐含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乡村发展悬浮、乡村社会管理成本增加等风险。应警惕地方政府主导下的乡村振兴透支型发展策略取向,回归乡村振兴的战略定位,稳慎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有效实施。

新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时代意蕴

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上,文化的作用不可小觑,是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的精神支撑。乡村文化治理作为推进乡村振兴的深层动力和引领乡村振兴的“铸魂工程”,兼具“治理对象”和“治理工具”双重意蕴,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更是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有力抓手。当前,乡村文化治理愈发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议题,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在老龄社会视域下推进全面的适老化治理

人口负增长与深度老龄化交叠并相互强化将贯穿于整个21世纪,深度老龄社会成为中国基本社会形态。既有的经济社会体系越来越难以适应老龄社会,迫切需要一场多维度、深层次、长时期和全面性的适老化治理。与世界老龄社会先行国家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的适老化治理面临老年人口规模巨大、劳动力老化和人力资源不适配等人口基础挑战;制度建设、政策制定、实践资金支持等社会架构挑战;高龄老人养老、数字社会治理、人工智能伦理等风险防范挑战。适老化改革亟需树立老龄社会主流化理念,将适老化治理融入国家战略体系框架,从思想适老化、兼顾硬件和软件改造、推动覆盖全域等层面全面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社会治理视阈下的社区教育发展研究——基于中国式现代化视角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社区教育与社会治理紧密相连。我国全民教育以及终身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社区教育,其宗旨在于通过教育促进社区全面发展。在社会实践中,人们认识到社会治理与社区教育密不可分,都是以美好生活为共同目标。社区教育有助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教育的社会治理诉求,社区教育开展有助于全面社区治理。针对社区教育顶层设计有局限、机制失衡、定位模糊的发展现状,提出了社会治理视阈下发展社区教育的新举措。

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县域城乡融合:理论逻辑、指标构建与实现路径

县域城乡融合作为和美中国建设中的“历史性—空间化”范畴,对破解城乡结构性难题、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立足县域城乡融合的理论逻辑与发展演进,对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互动内涵、评价指标、融合困顿与实现路径进行考察。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特征与县域城乡融合存在密切互动,需考虑人口、经济、社会、空间和生态融合的多维融合评价,融合实践中仍存在多重困顿,需从优化机制完善体制、夯实产业提升治理、数字经济新质赋能三方面探索实现路径。

论推进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四重逻辑

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是指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总体目标下,依托市域社会的禀赋结构及其利益、价值与治理的现代化目标价值取向,通过充分调动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公民等多元主体治理资源,并运用法律法规、自治章程、企业规章等治理规范,实现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的整体性实施过程。作为社会治理在市域层面的展开,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市域社会治理“四化”的过程,其包含“四化”的深层逻辑与内在机理。基于后果主义理论,中国式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须在“四化”四重逻辑框架下深入推进。其中,主体的社会化是基础,应提高社会主体参与质量,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社会化;过程的法治化是保障,应通过良法善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法治化;手段的智能化是支撑,应擅于利用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推进市域社会治理智能化;路径的专业化是抓手,应通过分权动态联动,推进市域社会治理专业化。

师风与师德治理

教师的职业道德不能简单地以师德规范进行判定,师德规范背后还有更高的价值,即师风。师风决定于教育的本质和职能。根据教育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不同职能,提炼出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指引促进这三个迭代融合的师风。依据师风进行师德评判可以使师德治理跟教育本质保持一致性,否则,师德治理就容易流于道德实在论,将师德规范仅仅看作外在权威的强制性“要求”,而不是教师职业成长的“需要”;评价师德行为也会倾向于根据规范的字面意思而不是它的精神实质,或依据行为的结果而不是动机。有了师风,师德治理会赋予教师无限的创造空间,使教师在更高层次上体现教育家精神。

“高等教育中国模式”的概念史寻绎

中国高等教育快速而独特的发展使“高等教育中国模式”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概念。厘清这一概念的源起和本质,对于理解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道路、推进高等教育学话语体系创新具有重要意义。采用概念史研究范式,梳理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和文献并综合分析话语内涵的演进发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高等教育体系”是它的最初形态,独立自主这一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它的思想内核,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它生成和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式高等教育治理”是它的本质内涵;它在政治和经济变迁中被持续建构和反复定义,彰显出丰富的价值。“高等教育中国模式”为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提供了历史注脚和学理概括,也必将在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继续得到丰富和发展。

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逻辑铺展与路径设计

提升乡村治理水平是当前“三农”工作的核心目标之一,教育高质量发展在此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为乡村治理提供智力支持的同时,赋能农村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生成。教育高质量发展一方面可以培养出适应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求的专业人才,推动农村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教育高质量发展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过程中也面临着区域教育资源不均衡、乡村人才流失、教育内容适配性不高等一系列现实问题。本文深入探讨教育高质量发展与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展望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未来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重要论述探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系统阐述了新时代为什么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什么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大问题。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时代背景:制度达到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推进全面深化改革走向深入、运用制度威力应对风险挑战的冲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理论内涵主要包括核心内涵上的制度之治论、建设内容上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结合论、建设路径上的守正创新方法论、实施步骤上的“三步走”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要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地完善发展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和治理能力。

韩国新右派与尹锡悦政府关系

2022年尹锡悦当选总统,韩国保守派势力时隔五年再次执政,韩国政坛和社会日益倾向保守化。尹锡悦政府保守主义色彩根植于韩国新右派的发展,对内政外交产生重要影响。新右派在政治层面重视审议民主,经济层面主张自由市场体制。尹锡悦政府作为新右派势力代表,不仅意识形态上继承新右派理念,而且人事安排上也重用新右派核心人物,致力于形成思想统一的政策制定团队。外交政策上,尹锡悦政府着力推行“价值观外交”,与所谓具有相似价值观的国家加强合作。尹锡悦政府的新右派色彩对地缘政治及中韩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其施政效果也受到内外多重复杂因素的制约。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本内涵、原则架构和鲜明特征

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规范体系,其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的领导力量,全体社会成员都要受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约束,主要处理生态文明领域的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原则架构是以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六个坚持”为基本原则、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依据、以生态文明领域中若干重大制度为基础性规范、以生态文明建设具体领域一系列重要体制机制为全面表现。新时代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特征:(1)鲜明的现实性,即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形成和发展;(2)系统的完备性,即生态文明法治和制度越来越完整严密;(3)保障的规范性,即真正实现用规范的制度来管理生态环境;(4)持续的发展性,即与时俱进地推进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创新;(5)根本的政治性,即“四维”政治性质在生态文明领域具体展开;(6)价值的人民性,即始终以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为中心。

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的形成与理论创新

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城市发展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城市现代管理体系建设进行了艰难而曲折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城市管理由政府一元化管控模式向以政府为主的多元化管理模式转变。党的十八大以来,城市管理转变为城市治理,现代城市治理体系基本形成并日益完善,城市治理能力也日趋现代化。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人民城市理念和“全周期管理”理念等创新理论。新时代中国式城市治理体系具有新特点,一是从顶层设计到贯穿基层社会,二是系统性与协调性相结合,三是以高新技术为支撑的智慧城市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