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及其生态治理

抽象的内在本质和价值只有通过外在结构和机制的表达,才能够得到清晰的呈现。在解读公共领域结构性要素及其运行机制的基础上,肯定了网络公共领域的兴起,并从生态学的视角对网络公共领域进行了解析。分析了网络公共领域中个体网民的行为失范、网络种群的极化倾向、网络群落的民意稀释以及网络环境与社会环境的不和谐因素等生态失衡现象,并从公共理性的培育、网络空间的把关、信息鸿沟的弥合、法律制度的供给及网络公共领域的现实回归等方面提出了网络公共领域生态治理的思路。

新媒体影响政府决策的机理、效应及优化路径

新媒体构建了网络公共领域,产生网络群体极化效应,改变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模式。新媒体促进政府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提升了政府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但也由于数字信息鸿沟、网民结构失衡、网络信息安全隐患等原因给政府决策带来了负面效应。建议从构建网络参与型行政决策文化、网络舆情监控、网络互动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优化,确保政府决策科学有效。

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及其可能

作为公共领域发展史上一个特殊存在形式的网络公共领域实现了公共领域的"大众化"转型,较之于传统公共领域扩大了参与主体,讨论内容也更加多样和全面。它不仅催生了中国公民的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而且通过舆论压力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政治强制行为的发生和国家权力的肆意延伸,对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公民合法权益和释放社会压力、缓解社会矛盾等具有重要意义。当前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远不够成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建设,提升网民公共理性和公共情怀,突显其"公共性"本色。

网络媒介的公共领域——由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谈起

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了"公共领域"一词,并指出了公共领域与大众传媒、公共关系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曾明确表示大众传媒和公共关系的发展挤压甚至侵占了公共领域的空间。哈贝马斯的推论适合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方社会现实,但随着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到了21世纪这样一个网络大领风骚的时代,公共领域不是转型了,而是回归了。

网络公共领域中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研究问题与对策

文章利用公共领域理论分析了我国融入网络公共领域的主要特征,并总结出在这一新的公共领域中大学生公民意识及其参与行为间存在的四个矛盾,以及对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工作带来的挑战,最后提出了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对策。

公共领域视域下网络舆论议题的层级效度分析

传统媒体时代业已式微的公共领域在网络空间中将面临何种境遇,成为重大的学术前沿问题。而对于网络舆论议题的同质化处理和对于政府之于网络舆论反应的整体化解读,造成了这一问题答案迥异的既有研究格局。为明晰该问题并加深网络空间公共领域命运的认识,将网络舆论分为事实性议题和价值性议题,将政府的反应或网络舆论作用于政府的层次分为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网民在事实性议题中表现出的良好交往风貌与在价值性议题中所表现出的群体极化呈鲜明对比;通过建立异质网络舆论议题与不同层级政府反应之间的二维坐标系也发现,行动逻辑差异下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于不同性质及不同范围的网络舆论表现出差异性反应。

技术·权力·结构: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的嬗变

在中国大陆,与公私不分的政治大一统时代的"代表型公共领域"相比,改革开放后出现的"类公共领域"既部分还原了概念本身所具有的"自主权"属性,也表现出了与西方自17世纪开始持续近300年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不尽相同的复杂性。一方面,在推进公民信息获取、议题参与和理性交往上,网络新媒体有着巨大的潜能,技术的赋权无疑让更多的人在网络新媒体中进行传播活动,过去被动的视听众变成了如今意见表达的参与者、政治对话的贡献者和公共舞台的行动者,颠覆了少数人的话语霸权;另一方面,网络新媒体的巨大影响力让它自身成为一种权力场域,对它的窥视、占有和利用必将改变其中的话语空间和交流方式,"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随之发生。对网络新媒体时代公共领域变迁的考察,要坚持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路径,不把技术看成是完全中立和价值无涉,权力因素对传播技术具有明显的控制作用和确定性影响。公共领域的独特品性和自身逻辑在网络新媒体的推动下,超越了原本狭隘的阶级利益,成为现代社会的一种结构形态。

中国公民网络问责的现实基础追寻

公民网络问责在中国兴起和发展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民主化的推进、问责制度的实施是公民网络问责的政治基础;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脑与手机的普及、市场经济的深化,为公民网络问责奠定了经济基础;网络社会的逐渐形成、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各种社会矛盾的凸显是公民网络问责的社会基础。未来中国,随着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社会网络化的推进,公民网络问责必将随之深化和发展。

浅论网络公共领域与公共政策合法性

随着我国民主与法治进程的发展,公众参与意识的不断增强,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成为人们不可回避的根本性问题。公共政策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公共政策能否以及为什么应该获得其成员的忠诚问题,公共政策只有具备合法性才能够得到公众的广泛认可和执行。对于转型期的我国来说,要有效消解公共政策的主体合法性危机、程序合法性危机、价值合法性危机,则必须重视以公众参与为主体的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和发展,有效地保障公共政策的公平、正义,代表公共利益的价值得以实现,为公共政策提供了主体、程序及价值合法性。

论公共领域视角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政务微博话语权研究系列之七

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互联网络技术成熟、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既是民主政治的产物又是民主政治的推动者,它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建构一个公共领域,推动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作为新生事物,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存在着缺乏理性的参与主体、缺少反馈的单向传播、增加信息传递的失真等诸多不足之处,应从队伍建设、信息发布、舆论引导、机制完善等多渠道多方面采取措施加以规范和建设。

网络政治空间:特性、限度与诉求

网络政治空间研究逐渐引起国内外学界的高度关注,其特性、限度与诉求等基础性问题愈加成为深化研究无法绕开、必须回答的关键问题。网络政治空间的独特属性包括虚拟与现实、公域与私域交互,固定与流动、国别与国际交汇,非理性与理性、技术与政治交织。从空间意义、政治本性、伦理意义和国家意义角度,网络政治空间具有公共性、属人性、正义性和主权性的限度。走向理性应当成为网络政治空间的基本诉求。

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管理策略

群体性事件近年来的扩大趋势已成为不争的事实,这与中国当前正在经历的深层次全方位社会变迁有关。在有关群体性事件"新特点"的研究中,以网络为代表的新技术在群体性事件的诱发、促进、形成、激化抑或化解的过程中,开始扮演令人侧目的角色和作用。在一个信息化程度不断加深的中国,在一个网络社会,如果要想深化对群体性事件的进一步认识,如果要想实现更多群体性事件由"危"到"机"的转变,决不能忽略对群体性事件网络舆情的深入分析。本文在转型社会的历史场景下,通过对群体性事件中角色冲突的深入分析,从体制层面探求其产生和发展的社会根源,进而寻求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制度化整合机制与协调机制;同时,文章分析了网络舆情在社会公共空间建设以及民意代表方面的特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基层政府应对群体事件网络舆情的管理策略,并在转型社会的秩序构建层面做出了更深入的思考。

试析网络传媒在中国的公共领域功能——以博客为代表的网络舆论空间分析

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提出一个颇受争议的政治学概念。大众传媒的发展与公共领域密切相关。随着历史的变迁,近现代大众传媒功能发生了退化。新技术带来了网络媒体的出现,尤其是继E-mail、BBS、ICQ之后出现的博客,大大开拓了个人言论表达的自由空间,但它的发展仍受到整体传播环境的制约。我们期待网络公共领域的成长。

晚清体育知识群体的公共交往(1890—1912)

运用文献资料调研法、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从公共交往这一新视角出发,对聚集在乢局、报刊、学校、革命团体等公共领域的晚清体育3大知识群体关系迚行考察,研究表明:体育译界知识群体的交往关系是以地缘关系为主,学缘与业缘关系为辅。体育思想学术界群体交往的传播网络是以江浙为中心。体育留学生在学界交往中包含地缘、学缘等跨界多元交往关系;在革命交往中则是以地缘认同为前提。在此过程中,晚清体育知识群体通过公共交往,获得身份认同与价值归属。

新媒体时代的对话式传播:技术赋能、产生机制及实践路径

[研究目的]新媒体时代,对话式传播面临什么机遇和实践困境?对话式传播的时代价值如何实现?是亟需研究的重大课题。[研究方法]梳理有关文献,分析新媒体在推进对话式传播中的潜能与局限,对网络公共事件中的对话实践展开深入考察,进而提出对话式传播的实践路径。[研究结论]互联网等新媒体技术为对话式传播带来希望,但在社会权力结构不平衡情境下,零星的网络空间对话主要是通过技术赋能,依靠弱势一方的抗争压力倒逼产生的,这种非常态对话缺乏可持续性,需倡导对话精神和传播的对话观,依靠网络公共领域的建构为对话式传播奠定基础。

网络公共领域的特质及虚幻性

针对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虚拟社区的不断成长,采用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视角,重新阐释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考察媒介技术与公共领域历史演进的内在关联,分析网络空间的公共领域特质,归纳网络公共领域存在的问题,以此探讨网络作为"公共领域"的特质与虚幻性。

网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

互联网的发展让人们看到公共性的曙光,但也潜藏着网络公共领域结构瓦解的线索:网络公共性与私人化的融合、网络政治参与成为娱乐消费的伴生物、网络公众从关注社会到回归个人、网络虚拟资本的运作与现实资本的移植等,这些特征都预示着网络公共领域面临结构转型的趋势。

哈贝马斯语境下的中国网络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60年代初建立的公共领域概念对公民等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设置了较多限制,这一理想化的概念遭到了挑战。90年代,哈贝马斯从商谈理论的视角间接谈论公共领域,放松了对公众特征、理性程度、批判能力和专业化水平的约束,这一语境下的公共领域概念能够解释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出现。从中国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状况中,可以观察到公共意见转变为公共舆论并进入政治生活的路径。但是,网络公共领域也存在发展瓶颈,政府可以从健全法制、重视教育、强化激励三方面加以解决。

网络公共领域的社会治理功能及其困境解析——基于民主、反腐、自治三个维度的考察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臻发展,网络公共领域以自身的便捷、快速获得公众的青睐,并被赋予民主协商、公民反腐以及社会自治三方面的功能期待。这些功能期待希冀仅仅通过一个还未成熟的虚拟载体很难予以实现:其民主协商诉求因缺乏公共理性的支撑而难以形成真正的利益聚合;公民反腐诉求因缺乏法治的规范化保障而难以开辟出制度性渠道;社会自治诉求因无法创制出独立理性的社会组织而难以保证内在秩序。网络公共领域的发展之道在于回归现实,重构人文传统,形塑法治文化,并推动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联动,形成制衡国家公权的社会权力,为权利的作为开辟出空间与余地,其功能期待才能循序渐进地得以实现。

社会复合主体的治理特征

社会复合主体是公共治理领域的新现象。从治理理念的角度来看,社会复合主体融合了多中心治理、国家—社会协同治理和新统合主义治理的部分因素。从治理方式来看,所有的社会复合主体都可以看作网络化治理的某种具体表现。社会复合主体是一种契合我国现代的社会制度与行政体制特点的、公共领域的网络化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