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发展与通货膨胀:理论与实证

数字经济背景下,有效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内在逻辑,对实现我国稳增长、防通胀的政策目标至关重要。在阐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理论基础上,将互联网发展水平指标引入混合型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模型,实证检验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影响。通过广义矩估计模型验证,研究表明:互联网发展会抑制通货膨胀,且该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后依旧稳健。进一步采用SVAR模型识别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影响的动态特征,发现互联网发展对通货膨胀的长短期影响存在异质性,互联网发展短期内抑制通货膨胀,但长期会推动通货膨胀,且互联网发展已成为解释我国通货膨胀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我国应充分利用互联网发展调节优化供需平衡,加强通货膨胀监测和预警机制建设,细化货币政策工具、提高其针对性和灵活性。

开放经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下最优货币政策和货币状况指数研究——基于1992—2022年中国数据的理论和实证分析

本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模拟显示在外部冲击下,利率、汇率和最终目标高度相关。以理论模型为基础对最优货币政策进行探究,发现其政策权重受消费者、生产者和中央银行的行为等模型参数的影响。进一步构建货币状况指数(MCI),其权重不仅取决于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和利率平价参数等的变化,还依赖于最优货币政策参数的变化。根据1992—2022年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最优货币政策参数为1.1823,意味着我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逆周期操作的,且赋予经济增长以更大的权重;估计出MCI的权重为0.7867,意味着实际利率上升1%相当于实际汇率下降0.79%,实际利率变动的影响弱于实际汇率。最后本文研究表明货币状况指数可以作为宏观经济目标变动的先行指标。

Structural Fiscal Regulation and Choice of Instruments in the New Normal

Based on the overall consideration of individual behaviors of Ricardian and non-Ricardian households, this paper develops a New Keynesian 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DSGE) model to form a relatively systematic research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structural fiscal instruments. Our study findsthat great differences exist in the macroeconomic effects of different fiscal instruments, suggesting that the government should prudently select these fiscal instruments in fiscal macro-control. The simulating results of fiscal shocks show that the effect of tax cut is superior to the effect of increased spending. In the context of slowing economic growth and less potent stimulation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transform its previous regulatory approach of fiscal policy and shift from hefty spending stimulus policy to structural tax cuts. This paper believes that China should step up the implementation of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increase its spending on social security, healthcare, pension and public services and facilitate the transition toward a service-based government; and that tax policy should focus on structural tax cuts on consumption to promote the transition of demand structure toward consumption-driven.

中国经济波动来源于供给还是需求——基于新凯恩斯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新凯恩斯模型的研究框架下,引入了四个额外的冲击——偏好冲击、加成冲击、政府支出冲击和利率冲击,来研究导致我国产出、通胀等宏观经济变量波动的来源。模拟结果显示,来自供给方的冲击对我国经济波动具有重要作用。其中,对通胀影响最大的是加成冲击。除利率冲击外,技术冲击对产出增长率的影响是最大的。因此,在我国以总需求管理为导向的调控措施在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方面的效果将是有限的,适时强调供给管理是有其必要性的。

中国最优货币政策规则选择——基于新凯恩斯主义DSGE模型分析

产出和通货膨胀对货币政策冲击的响应程度和时滞取决于货币政策规则,在非紧刹车或急扭转情况下,利率规则比货币供应量规则更为有效;在技术冲击和政府支出冲击下,利率规则能使实体经济平滑地趋于稳态水平,而货币供应量规则需经历多轮周期性调整后才能趋于稳态水平;同时,运用利率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显著低于运用货币供应量规则的社会福利损失。因此利率规则显著优于货币供应量规则。

投资冲击与劳动就业动态:经验事实与理论解释

利用SVAR方法揭示了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的动态影响以及劳动就业的动态特征,从而确立了相关经验事实。在动态一般均衡框架内构建了包含多种结构特征的新凯恩斯主义宏观模型,并用贝叶斯方法估计了模型的结构参数,进而对不同结构模型的动态特征进行了详细的比较研究。结果显示,刚性价格模型不能解释劳动就业的相关经验事实,而刚性工资模型和刚性价格-工资模型对经验特征具有良好的解释能力。同时,还就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波动的解释力和历史贡献进行了评估,方差分解的结果说明投资冲击对劳动就业波动具有很强解释力,历史分解和反事实模拟的结果显示投资冲击对2005年后劳动就业的繁荣有显著拉动作用。需要强调的是,如果没有正向投资冲击的拉动,2008年金融危机所导致的就业衰退要比实际情形严重得多。这与中国政府在2008年底推出的系列投资项目有关,这些投资过程所伴随的投资冲击有效地改善了这一阶段的劳动就业条件。

产业结构升级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基于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的分析

宏观经济由不同产业构成,其整体波动是不同产业波动的综合效果,蕴含了不同产业自身的波动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制。文章在考虑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实际状况的基础上构建了三部门的新凯恩斯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升级熨平经济波动的四种具体机制:粘性价格机制、部门需求转化机制、厂商价格策略互补机制和产业相对规模变动机制。通过数值模拟研究发现:考虑产业结构的三部门新凯恩斯模型明显优于单部门模型,能够较好地再现中国产业波动性大于总产出波动性的特征事实,文章模拟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升级能够降低宏观经济波动20%左右。文章的研究结论意味着,政府要实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应注重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货币冲击与中国经济波动——基于DSGE模型的数量分析

基于1993～2008年的季度数据，本文在一个包含calvo价格粘性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中，讨论了中国货币冲击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假定货币政策通过调整货币供给增长实施的前提下，本文根据模型模拟和实际数据的对比以及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货币并非我国经济波动根源，实际产出对货币供给具有一定反馈作用。（2）通货膨胀的顺周期性和领先增长表明中国经济周期存在总需求拉动的特性。物价波动在中短期主要由货币供应量波动引起。（3）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有效但效果有限，货币供给变动对投资的作用效力更大，对消费需求刺激有限。

外部经济冲击的实际产出效应和通货膨胀效应检验——基于开放经济新凯恩斯DSGE模型的分析

通过构建开放经济下的新凯恩斯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基于统一框架从总需求、总供给和金融等层面出发,研究世界产出、世界贸易、世界技术和汇率等四类外部经济冲击对中国实际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并模拟货币政策的调控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四类异质性正向冲击均可以促进我国产出和通货膨胀水平的上升,且产出效应大于价格效应;世界产出和贸易冲击仅具有短期效应,世界技术冲击的影响具有长期性,汇率冲击短期内表现为正向影响,在长期则转为负向;运用包含汇率因素的泰勒规则可以实现良好的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效果。对此,应当重视并理性看待世界经济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提升政策调控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时变特征及其对货币政策的启示

通货膨胀持久性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基于1994-2012年的季度数据,运用状态空间模型研究我国通货膨胀持久性的时变特征,发现在样本期内通货膨胀的持久性总体呈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绝大部分时间通货膨胀持久性较高。利用货币政策框架进行抑制通货膨胀的政策模拟发现,当存在通货膨胀持久性时,会削弱旨在抑制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效果,不仅时滞会变长,而且会付出较大的产出代价。因此,央行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在稳定产出与控制通货膨胀之间赋予控制通货膨胀更高的权重。

货币政策国际合作中的福利效应

给出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逻辑,并运用一个修正的开放经济条件下动态新凯恩斯主义两国模型分析两国货币政策国际合作的福利效果,结果表明:合作的福利分配在大国和小国之间具有非均等性,大国可以从合作中增进福利。作为一个日益开放的经济大国,我国开展货币政策的国际合作是一种有利的选择。

货币联盟的最优财政转移规则

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货币联盟的财政一体化及财政转移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货币联盟的最优财政转移规则应以消除两国产出缺口差为目标。财政转移能够改善货币联盟福利,且福利所得随着本土偏好、政府支出产出比、冲击持续性、冲击波动率、价格和工资粘性的增加而增加。最优规则优于钉住消费缺口、价格通胀及工资通胀的简单规则。债务援助和财政转移的福利比较表明,当受援国只归还一部分债务,债务援助福利与财政转移一致;当债务利率高于无风险利率,债务援助福利小于财政转移。

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过去的三十年中,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已经逐渐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中央银行进行宏观经济运行情况的经验分析、预测与货币政策制定的重要参考工具。本文对DSGE模型的相关文献进行了研究,认为该模型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两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侧重于经济学理论上的改进,第二阶段则更强调数学方法上的更新,来提高模型的模拟与预测效果。同时,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分析了该模型存在的主要的理论问题和数理计量问题以及改进的可能性,并指出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和未来理论研究的可能方向。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隐性通货膨胀目标分析

本文利用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对我国隐性通货膨胀目标、潜在产出和自然利率进行联合估计,并根据估计结果对我国宏观经济波动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货膨胀缺口可以度量我国的实际通货膨胀压力,我国的实际通货膨胀率整体上与隐性通货膨胀目标较为一致,经济政策对通货膨胀的调控具有有效性;隐性通货膨胀目标与宏观经济波动之间密切相关,通货膨胀缺口与产出缺口、实际利率缺口具有显著的动态影响关系。因此,应该充分发挥隐性通货膨胀目标在通货膨胀风险识别和预警方面的作用,提高其政策应用价值。

经济学流派货币理论在中国的实证检验

利用SVAR模型,经Granger因果检验、冲击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实证检验发现:(1)中国的货币供给冲击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对实体经济没有显著影响,但对价格水平能形成永久性冲击,这表明真实商业周期理论更能够解释中国货币作用过程,因此政府旨在刺激宏观经济的货币政策很可能是无效的。(2)货币供给冲击与价格水平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这为人民银行把货币供给作为控制通货膨胀的中介目标提供了理论基础。

金融加速器与财政政策的动态效应

本文以带有金融加速器的粘性价格和粘性工资的新凯恩斯DSGE模型来分析财政支出对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动态影响,特别是在包含工资粘性和金融摩擦时政府公共投资的动态经济效应。主要结论包括: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产出、消费、投资和就业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存在显著的差异;金融摩擦的存在加剧了财政政策对投资的挤出效应,同时放大了对产出的影响。这说明了在政府利用财政政策干预经济时,需要综合考虑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政策的长短期效应差异,同时要考虑金融摩擦的重要影响,以便进行适当的政策配合达到稳定经济、促进产出和消费增长的目的。

利率市场化及其传导效率的时变效应——基于DSGE和SV-TVP-VAR模型的分析

文章首先构建新凯恩斯DSGE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我国政策利率传导的基准效应,然后构建SV-TVP-VAR模型实证研究了利率市场化进程中传导的时变效应并根据基准效应计算了传导效率。DSGE理论模拟结果显示,在理想的情况下政策利率可以传导至产出、价格、消费、投资等变量以及影响劳动力市场和工资水平,同时理想的政策利率传导没有时滞效应。从持续期来看,政策利率冲击对产出、价格、消费、投资、劳动力需求等变量的调控效果在中长期趋于收敛,但对工资的影响并没有表现出收敛趋势。基于SV-TVP-VAR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我国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变量均产生了良好的逆周期调控效果,对通货膨胀率、消费和投资的调控存在一定的时滞效应。综合两个模型结果的进一步分析表明,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政策利率对产出、通货膨胀率、消费、投资的传导效率不断提升,1996-2019年对四个变量的传导效率分别由43%、27%、18%、52%上升至86%、36%、54%、95%。文章推断,所有制差异和利率双轨制可能是现阶段制约传导效率提升的两大问题,应以破解利率双轨制逐步取消存贷款基准利率为抓手推进利率市场化,形成政策利率向市场基准利率再到货币市场、债券市场、信贷市场利率的联动传导机制,同时通过国有企业改革打破预算软约束,弱化信贷方面隐性担保的体制优势,使得所有市场主体真正对利率变动敏感,政策调控可以更加顺畅地传导至实体经济。文章的边际贡献在于综合理论模拟和实证研究为利率传导效率和利率市场化分析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

中国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的再讨论

针对国内目前对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研究中关于模型设定和估计方法上存在的缺陷,利用经济学家、居民以及笔者自测的三种通胀预期指标对中国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进行重新估计。实证结果显示无论采用何种通胀预期指标,实际经济行为、通胀惯性和通胀预期对于当期通胀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但通胀预期起主导作用。该结果意味着一方面完全前向的新凯恩斯菲利普斯曲线能够为中国的通胀动态关系提供有效近似;另一方面政府通过对公众预期的引导可以更加有效地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

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研究——基于MSV解下的新凯恩斯模型

宏观经济波动的冲击来源及其传导机制一直是宏观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在评析学界有关经济周期研究方法的基础上重新构建新凯恩斯模型,在MSV解下同时考虑总供给、总需求和货币政策三类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宏观经济有确定性均衡,中央银行对经济增长的重视程度高于物价稳定,总供给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反,总需求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对通胀和产出缺口的作用方向相同,总供给冲击没有持续性影响,总需求冲击有长期持续性影响,货币政策冲击有短期持续性影响,通胀波动主要来源于总供给冲击,产出缺口波动主要来源于货币政策冲击,名义利率波动主要来源于总需求冲击。

新凯恩斯模型下我国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理论研究

我国央行较为频繁使用法定存款准备金政策调控信贷及货币量,“泰勒法则”并不能较好刻画我国的利率法则。在利率并轨改革和利率市场化转型背景下,本文构建了一个修正的新凯恩斯模型,基于我国目前的市场状况,该模型加入新变量货币乘数,该变量受利率和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影响。在中央银行采用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假定下,本文通过最优化问题进一步求解理论最优的利率和理论最优的存款准备金率路径,假设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是中央银行可以在每一期自行调整的变量,通过求解含有约束条件的最优化问题,可得理论最优利率和理论最优存款准备金率。本文关注央行对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三种前瞻性选择,即上调、下调及不调整,通过Probit模型构建最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与央行现行准备金率间的合理差值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