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视野下新侨乡跨国网络治理的构建--以湖南邵东为个案的分析

论文以湖南邵东为案例,从社会文化视角阐释中国一个内陆新侨乡的形成及其跨国网络治理的建构机理。邵东新移民的阶层构成及营商特征,使其在移民海外后仍与家乡保持着频密的联系。在侨乡政府与海外移民双向互动过程中,构建了以人员流动、慈善捐赠和文化认同为治理主线的三大跨国网络,呈现出制度化、组织化的机制特点。同时,邵东侨乡在跨国网络治理中形成纵横两种体系。横向上,侨务部门与海外移民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参与主体,二者通过合作交流构建伙伴关系;纵向上,通过省、市、县、乡、村不同层级治理单元的协调与配合,使海外移民有效参与到侨乡治理中。这一纵横交织的治理体系构成邵东跨国网络治理的脉络,是侨乡振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旅欧新侨乡的形成、影响、问题与对策——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新侨乡调研报告

本文剖析位于福建省内陆山区的明溪新侨乡形成、发展的原因和过程 ,尤其注重考察近年来各类出国人员对移出地形成的社会影响 ,剖析在国际劳动力人口空前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 ,应当如何化堵为疏 ,对新老侨乡业已自行建立的跨国网络进行有效利用与引导 ,促进我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从跨国劳务中找寻机遇 ,有序流动 ,拓展新时期侨务工作的社会基础 。

场域理论视角下的国际移民研究——以安徽内陆新侨乡为例

论文介绍了场域理论,并运用场域理论对中国内陆山区新侨乡的国际移民潮进行分析。通过对场域、资本和村民"习性"的研究,从外在的社会结构和内在的个体心理结构两方面来考察新移民活动,为新侨乡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观察解读模式。笔者认为新移民场域内资本的流动和转换是推动国际移民潮出现和变化的关键因素。随着各种资本向内陆山区农村的转移,新侨乡的范围和国际移民的数量将会继续扩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延吉新侨乡的形成与变迁:侨乡视角的解读

侨乡是在某一地域内,由于一定时期内持续和较大规模地向国外移民,在移民网络、移民跨国实践和侨汇等因素的持续作用下,导致移民输出地家乡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发生整体性变迁的地区。改革开放以来,在闽浙等传统侨乡的非传统侨区,以及在东北、部分内陆省份和沿边出现了一系列的新侨乡,对于此类新侨乡现象,学术界尚缺乏一般性的理论分析框架。透过对延吉田野的多纬度理论解析,从侨乡形成过程而非以给定社会指标(比如华侨华人和归侨侨眷人口比率等)的方法来判认侨乡,阐释和解读前述定义下新侨乡的形塑。

都市侨乡:侨乡研究新命题

本文提出侨乡研究应当包括乡村侨乡和都市侨乡两大部分,并以广州市为例,论述了都市侨乡的研究范围、特点、重点研究问题及研究意义。

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基于对福州侨乡的实地研究

论文运用田野调查的方法,选择福州侨乡地区的新移民为研究对象,对该地区在移民全球化背景下的通婚地方化现象进行考察和分析。认为侨乡"安土重迁"的文化观念、移民在风险社会下的理性抉择、扩展家庭社会资本的需要,以及新移民在移居地族群融合状况不佳是该地区盛行地方化通婚的主要原因。福州侨乡地区移民全球化与通婚地方化并存的现象,其实质是非精英新移民群体迁移全球后,遭遇文化冲突而选择的一种适应方式。

移民网络的编织与运转--民国浙南海外移民动因再探讨

论文通过台湾国史馆所藏的外交部档案、青田档案馆所藏华侨档案、民国新闻媒体、20世纪80年代的浙南侨情调查等资料,进一步探讨了民国浙南海外移民动因。认为贫穷固然是晚清民国浙南乡民出国的最主要原因,但是移民中介所编织的跨国移民网络和输送通道,对于浙南移民在海外的大规模聚集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如果说经济因素是推动浙南移民出国的根本动因,是第一动力,那么在移民中介组织形成后,以乡情为纽带,以上海为中心,通过诱导、发动、输送,俨然成为推动浙南移民出国的第二动力。出于利益的追逐,他们不仅提供各项出国服务,而且在浙南长期布点,流动演说,动员乡人出国,掀起地方出国浪潮。正是这样的移民中介组织,使得浙南移民在欧洲的先发优势转变成垄断优势,乃至成为在欧洲中国侨民的代名词,影响至今。

侨乡民间出国借贷的兴起、运作特点及影响——以侨乡福州福清为例

出国借贷是侨乡民间借贷的一种类型,是侨乡人为筹集出国资金而向亲友或熟人借贷的一种经济活动,它因侨乡的海外移民而兴,也助推侨乡海外移民的发展。侨乡海外移民的发展和高额的出国费用、民间借贷的优势以及来自海外的移民汇款是侨乡民间出国借贷兴起的原因。在侨乡民间的出国借贷过程中,它以乡土社会的熟人关系为运作基础,受乡土社会传统道德力量的制约与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