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R&D资本存量的测度、生产效率与政策效应

本文研究目的是计算广东省R&D资本存量,探讨R&D资本化对GDP的影响,并以此考察工业企业R&D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相关政策效果。采用2010—2020年广东省及21个地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广东省及21个地市的R&D资本存量,并使用R&D强度,更好地反映了R&D投入状况。在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发现R&D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投入对R&D产出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研发人员产出弹性远高于资本存量,其中全时非全时工作人员比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具有显著正效应。企业规模、高薪技术企业减免税对R&D产出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国有产权增加会导致R&D产出的下降,另外,境外技术引进仅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正效应。最后,使用DID模型和平行趋势检验进行广东省内21个地市的政策评估,发现政策实施四年后对R&D劳动投入出现显著负效应,说明政策实施导致企业R&D劳动力投入下降,对广东省“十二五”后相关地市R&D政策效应评估为广东省未来R&D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政策的设定上,应设定更合理的高薪企业认定标准,并考虑企业可能存在的欺骗空间,确保政策资金的扶持更为合理地流动;在R&D政策制定上,应更多刺激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应充分发挥R&D政策的示范引领效应,促进企业更新升级。

数字普惠金融、R&D投入与企业创新

数字普惠金融可有效改善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其对稳固实体经济具有重要意义。对2011-2020年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A股上市企业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越完善,越能有效促进企业创新。从两个方面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一是数字普惠金融直接促进企业创新能力;二是数字普惠金融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资金,通过增加研发投入间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异质性分析表明,对于非国有企业、小规模企业以及制度环境好的企业,数字普惠金融对其企业创新促进效果更明显。可为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企业创新实践提供参考。

A Study on Assessment Model of Colleges' R&D Institution of Hebei Province

This paper,in view of colleges’ R&D institUtion assessment of Hebeiprovince,builds DEA assessment model,and compares this model with the general evaluation method.

机构持股、公司治理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代理理论,检验了机构投资者能否作为一种公司治理机制,降低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激励上市公司管理层增加R&D投入、追求上市公司的长期价值。结论显示,机构持股与上市公司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机构持股能够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以上发现表明,机构投资者已经能够作为一种公司治理的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中,并对公司的经营运作发挥监督作用。

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检验——来自创业板市场的经验证据

选取2011—2014年创业板上市的281家公司为研究对象,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相关性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大股东具有攫取控制权私有收益的倾向,导致大股东的堑壕效应,股权集中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第二到第五大股东能够对第一大股东实施有力的制衡,股权制衡度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机构投资者能够理性投资,参与公司治理,机构投资者持股与R&D投入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新产品开发中R&D—营销界面集成度的实证研究

企业不同职能部门尤其是R&D与营销部门之间有效的界面集成,已成为新产品开发成功的重要条件。新产品开发中的R&D—营销界面集成度,与信息推动、组织激励和环境驱动等三类影响因素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如下作用机制,即信息推动和组织激励因素对IT企业R&D—营销界面集成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有着显著的正效用,环境驱动因素经由信息推动因素与组织激励因素对R&D—营销界面集成度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R&D—营销界面集成度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效用。由此可见,IT企业为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应从相应的影响因素着手,改进R&D—营销界面集成度。

制度环境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如何通过外部制度的安排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制度变迁背景下我国企业面临的核心问题。以2004-2007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R&D投入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企业R&D投入与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市场化指数、法制环境指数、融资环境指数和产品市场环境指数与公司R&D投入水平显著正相关。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可以促进公司加大R&D投入,进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持续提高创新优势的源泉应包含较高的市场化程度、良好的法制和融资环境以及公平的产品市场环境。

机构投资者异质性与上市公司R&D投入——来自A股市场高新技术企业的经验研究

笔者以2004年～2011年A股市场663家高新技术企业为对象，实证研究了机构投资者的代表——证券投资基金持股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将证券投资基金视为同质性机构投资者时，证券投资基金持股与企业R＆D投入正相关但不显著；而将证券投资基金视为异质性机构投资者时，并按照换手率特征将证券投资基金划分为长期投资者和短期机会主义者，发现长期投资者持股与企业R＆D投入显著正相关，而短期机会主义者持股与企业R＆D投入显著负相关。

机构投资者与R&D投入关系研究

以2008—2011年深市主板A股为样本,研究机构投资者与R&D投入的关系。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整体持股与R&D投入没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的机构投资者对R&D投入的影响是不同的,其中,基金和QFII这些机构投资者对R&D投入有正的影响,而券商和社保基金这些机构投资者对R&D投入有负的影响。

R&D经费支出、风险投资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于典型相关分析的中国数据实证研究

运用典型相关分析对1994—2006年间中国R&D经费支出、风险投资与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产出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风险投资额与专利授权数、高技术产品出口额、高技术产业工业总产值以及高技术产业工业增加值具有正相关性,但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影响远远低于R&D对技术创新与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撑作用,风险资本退出渠道不畅与风险资本市场波动性较大是导致我国风险投资对技术创新以及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支撑作用不显著的主要原因.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对策建议.

新产品开发中R&D营销界面有效性研究

针对当前R&D营销界面研究中存在信息处理观、资源依赖观、社会系统观这三类观点,系统分析了企业中R&D营销界面障碍的成因,揭示克服界面障碍、提高界面有效性的三类驱动因素:信息推动因素、组织激励因素与环境驱动因素.

我国上市公司R&D费用披露研究——基于新准则实施后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调查

企业会计准则对企业R＆D信息披露提出了新的要求。以深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对上市公司2007～2008年的R＆D信息披露普遍程度、披露方式以及披露的规范性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结果发现，新准则实施后上市公司的R＆D信息披露状况有了明显改进，但仍然存在着披露比例不高、披露方式不规范等问题。在分析问题成因的基础上，提出改进R＆D信息披露的建议。

虚拟R&D组织的探索与实践——上海高校E-研究院建设述评

通过对E-研究院建设计划进行简要介绍,剖析了该计划的一些独特的管理方式和运作体系,并就尚存在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期望对高校的虚拟R&D组织建设和管理提供借鉴作用.

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研发绩效状况分析

选择2001年初之前设立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25家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从投入和产出两个方面分析了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的绩效状况,发现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研发绩效比较高,基本实现了当初设立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跨国公司还加大了在华的研发投资.在分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绩效状况的基础上,讨论了跨国公司在华R&D机构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之处.

高新技术企业R&D联盟伙伴匹配性分形评价研究

为实现高新技术企业R&D联盟伙伴优化组合,提高R&D联盟运行效率,充分发挥R&D联盟的综合优势,针对高新技术企业R&D联盟的特点与目的,对R&D联盟伙伴匹配性进行了界定,分析筛选了影响R&D联盟伙伴匹配性的主要因素,构建了高新技术企业R&D联盟伙伴匹配性评价指标体系,设计了指标评分规则,提出了分形评价方法,并以华为R&D联盟伙伴选择作为实证分析对象,对其R&D联盟伙伴的匹配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华为选择的R&D联盟伙伴的匹配程度高,符合华为R&D联盟的实际情况。

股权结构与企业R&D投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分析

以我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股权结构与R&D投入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股权集中有利于R&D投入,而且一定的股权制衡很有必要,一股独大不利于R&D投入;非机构企业法人大股东与R&D投入显著正相关;我国机构投资者已经不符合短视投资者假定;国有控股不利于R&D投入;个人大股东与R&D投入之间的关系不明确。

考虑学习效应的新产品R&D项目组合调度模型研究

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管理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人才、研发周期和成本。考虑多技能研发人员的学习效应,将技能增值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建立以技能增值、研发周期和成本为目标的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多目标调度模型。开发了基于NSGA-Ⅱ的改进算法来求解问题的非劣解集,通过赋予目标不同的权重来考虑决策者对各个目标的偏好,进一步根据理想解法从非劣解集中选出最佳调度方案。最后对合肥某电气公司的配网自动化监控终端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调度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模型贴近企业实践,算法可行、有效,能够满足企业在进行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调度时的决策需求。

政府财政政策、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关系研究——基于我国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面板数据

文章主要探讨政府财政政策(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企业R&D投入和专利产出之间的复杂关系,并有针对性地选择我国65个新能源汽车产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和非线性模型进行了验证。实证研究表明:(1)企业R&D投入对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呈"U型"分布;(2)企业专利产出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呈"倒U型"分布;(3)政府补贴对企业R&D投入及企业专利产出的影响均呈"倒U型"分布;(4)税收减免政策对企业R&D投入和企业专利产出的正向影响存在特定正向区间;(5)政府财政政策对R&D投资、专利产出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政府补贴诱导企业研发经费投入的效果更明显,而税收优惠刺激企业专利产出的成效更显著。

新能源汽车企业R&D投入与税收政策的关联关系

以2012—2014年中国17家新能源汽车上市公司的R&D投入和税收收入等数据为原始数据,将研发支出占营业收入比例作为参考序列,运用灰色关联度模型分析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3个主要税种与新能源汽车企业R&D投入的关联关系。结果表明:消费税与新能源汽车企业R&D投入的关联度最高,其次是所得税、增值税。最后,针对企业所得税、增值税和消费税分别提出了税收政策改革建议。

浙江省高校与研究机构R&D投入差异及绩效比较

高校与研究机构都是科技创新主体,其研发活动各有特点。在分析2000—2010年浙江省高校与研究机构R&D投入差异的基础上,利用DEA方法评价其R&D活动的相对效率,结果发现:浙江省高校平均R&D效率略高于研发机构,但评价期内高校R&D效率有效年份少于研发机构;高校与研发机构的纯技术效率都明显高于规模效率,并且规模非有效的年份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因此应增强R&D投入规模,合理组合配置R&D资源,以实现最优效率,提高浙江科技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