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音》“不录乐府”辨——兼论《唐音》乐府诗对朝鲜汉诗的影响

杨士弘《唐音》收录大量乐府诗,从文学角度构建“乐府唐音”,体现了元、明、清乐府观念的分化。其《凡例》言不收乐府,乐府将“类编续刊”,但与实际选诗不符。明初魏氏仁实堂刊本删掉此条凡例,解决文本失序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杨士弘受到当时重视礼乐和讽喻的乐府观念的影响,区分汉魏晋南北朝乐府与唐乐府,认为唐代不入乐、用近体且偏于抒情的拟歌辞并非正宗“乐府”。《唐音》所收唐体乐府并非元、明、清拟古乐府的主要对象,但在东亚汉文化圈的朝鲜半岛却因为《唐音》的广泛影响,唐体乐府被视为唐诗代表和汉诗典范,尤其在中期宗唐思潮中大量拟效,甚至因此对乐府概念产生“误读”。

拟古诗似今体:论南朝时期的节选式模拟

从刘宋中后期开始,文士在对往世名篇进行模拟的时候,有时并不会像汉晋的写作者那样对全篇进行模仿,而是会对原作的一部分进行模拟。这种写作方式,就是节选式模拟。这些经过节选式模拟而产生的作品,一方面在篇幅上较原作有所缩短:另一方面其风格也和古朴温厚的原作不同,更接近于南朝新体的精致新巧。节选式模拟的本质并非承袭汉魏旧作,而是根据新体诗的审美对汉魏旧作进行改造。其改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简化层次与突出秀句。此类改写原作之作品的产生,体现出拟古写作传统在晋宋齐梁之间发生了断裂。

论王易的文学研究及学术史贡献

王易是民国时期的国学大家,他的文学研究成就斐然,结合其学术生涯可分为三个时期考察。早期他主张以“真实切用”作为文学衡量标准,调和新旧文学之争;吸纳西方文学理念与方法,重审文学的定义、分类等基本概念,同时以传统朴学修正新学偏失。在中期转向音乐文学研究,在乐府、词曲文体研究上颇多创见,构建以乐府为核心的韵文史,提出传统词曲的改良方法。后期的歌词研究注重实践,主张结合西乐的乐器乐谱,将词曲作法改造后移用到歌词创作中。王易的文学研究是传统诗词曲研究向现代转型进程中的重要节点,他的乐学视角、中西对比的方法、对文学实用功能及创作实践的重视都值得借鉴。

清胡介祉《茨村新乐府》的文献价值

胡介祉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他创作的《茨村新乐府》六十首引人瞩目,学界多有争议。《茨村新乐府》以史为诗,在乐府诗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明代史料,有助于澄清一些历史真相,其史料源于《崇祯遗录》《烈皇小识》《崇祯朝记事》三种文献,皆有确实依据,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

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对古乐府、新乐府、歌行表现功能的研究

如何廓清乐府、新乐府、歌行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话题之一,日本汉学家松浦友久尝试以“对乐曲的联想、观察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的客体化、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三大表现功能为基础来考察三者关系。从对乐曲的联想程度来看,乐府高于新乐府,歌行则接近于新乐府;就视点的第三人称化和场面客体化来说,歌行趋于第一人称化和场面的主体化,新乐府则位于乐府与歌行之间;至于表现意图的未完结化,相较于乐府,新乐府和歌行均对表现意图给予了完结化揭示。松浦友久的观点及视角对“诗歌样式与表现功能”话题的探讨有着启发作用。

张王与元白新乐府创作关系考论

对于“张王”与“元白”之间新乐府创作的关系,学界或以为元白曾影响张王,或以为张王曾影响元白。这两种认识都是缺少根据的。他们的新乐府创作年代不同,各自独立,风貌各异,彼此之间并无太多的联系。

新乐府名义辨析

“新乐府”一称,不仅在当时有其强烈的时代涵义,而且在“五四”时期和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社会的特定背景下更被赋予了特定的理解,因而其本来面目反渐趋模糊。时至今日,它已成为有待辨明的含混而复杂的概念。为厘清新乐府与元白诗派的成立之间的关系,有必要先对其名义作一界定。而对新乐府名义的辨析和界定,需要结合乐府诗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在唐代的新变),既要以元白等当事者的阐说为核心,同时又不能忽略对郭茂倩等后代乐府研究者意见的比照参考。所谓新乐府的“新”,需从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加以界定;从这四个方面的约定性上,可以将“新乐府”一称由最广至最狭划分为四个层次。

论宫词体

清人对宫词源流的探索极为关注,或远溯《诗经》,或近指王建,皆未能找出真正源头。宫词是中唐"新乐府运动"的产物,其源头实在汉魏古乐府。这与清人对宫词的源流认识截然不同。宫词在情感艺术上的最大特色便是"怨",这继承了"兴观群怨"和"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传统。宫词是融合了乐府、宫体、花间、香奁等文体风格的独特文体,后人称为"宫词体"。

《文苑英华》编者的乐府观

《文苑英华》所收录之20卷"乐府"与20卷"歌行"的实况,充分反映了李昉、宋白等人乐府认识观的三个方面:一是注重对乐府诗的编录与整理;二是认为"歌行"即新题乐府;三是既注重唐人的古乐府,更注重唐人的新乐府。这些认识,对于周紫芝《竹坡诗话》于"本朝乐府"的评价、郭茂倩《乐府诗集》于"新乐府辞"的收录等,均产生了不同程度之影响。

论白居易曲词写作的词体发生史意义

白居易等人的词体写作,完成了由李白创制以来的阶段性宫廷词向士大夫词的一次转型,反映出声诗写作与新兴曲词写作的相互融合;白居易等人的新乐府运动,在客观上成为链接宫廷到民间的桥梁,也成为士大夫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相互交流的纽带,在推动民间曲词兴起的同时,又将盛行于民间的一些文学形式汲取到自己的创作之中,新乐府诗三三七的句式结构直接对词体的句式方式产生了影响;白居易词体写作具有发生史意义。

大沼枕山对白居易诗歌的接受

日本近世后期随着以古文辞学派为代表的拟唐、拟明诗风的衰颓,平明浅近的诗风藉此气运重现抬头之势,此前一直不受江户诗坛重视的白居易诗歌因此成为诗家的模仿对象,而在幕末诗坛有着重要影响力的大沼枕山便是其中之一。他对白诗的吸收并不局限于和韵等常见形式,更是在深刻理解白诗的基础上积极摄取其创作技法,将日本本土传说故事整合于歌行体诗歌中,实现了汉诗的日本化,这其实也表明了江户后期诗坛接受白诗的成熟情况。

唐乐府论

综合考虑渊源和流变,唐乐府可大略分成古乐府、今乐府和新乐府三个界限较为分明的类型。古乐府,主要指因袭前代乐府旧题而创作的作品。今乐府,主要指古乐府和新乐府之外所有可以明确的用于音乐表演或歌唱的作品。新乐府,即以元、白新乐府为主体的"唐世新歌"。唐代今乐府和新乐府都是在古乐府传统影响下获得发展的。初唐最突出的是古乐府创作,在语言形式上更见精致,逐渐采用七言并做到自由转韵。盛唐时期文人创作最多的是新乐府,而古乐府的影响力最大。中唐是唐乐府创作的高峰期。唐代新乐府以卢照邻《乐府杂诗序》为发端,至杜甫、元结的时代形成第一次高潮,至元稹、白居易的时代达到创作的高峰,此后渐趋衰歇,但新乐府的特性始终得到了继承和延续。晚唐时期是唐代乐府创作整体下滑的时期。

宋人的乐府观与乐府诗创作——前者以宋人三部总集为例

姚铉《唐文粹》、李昉等《文苑英华》、郭茂倩《乐府诗集》三部宋人总集,均对汉唐乐府进行了关注,其中尤以《乐府诗集》共12大类5205首乐府诗之量,而为时人与后人所称道。但三部总集在对唐人乐府诗的收录方面,却存在着诸多不同之处,表明姚铉、李?、郭茂倩等人对于"乐府"的认识并非一致,更有甚者是模糊不清。宋代的乐府诗主要由旧题乐府与新题乐府两大类构成,而新题乐府又有即事类乐府、宫词类乐府、歌行类乐府、竹枝类乐府之分。宋代诗人创作乐府诗不在其乐府诗题中冠"乐府"或"新乐府"字样者,既与其没有这种创作习惯相关,又与受李?等人于《文苑英华》中之模糊不清的乐府认识有着一定联系。而此,即构成了宋代乐府诗的一种特殊性。宋代的乐府诗还具有可配乐而唱的特点。

白居易新乐府诗面面观

为了贯彻“新乐府”诗歌“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提出了“美刺兴比”的创作主张。但因为写诗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讽谏”,他必然过多强调“愿得天子知”、“时得至尊闻”的一面,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帝心恻隐知人弊”上,渴望用“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的模式,来解救天下人的苦难。这种对最高统治者的依赖,暴露出诗人思想上的局限性。他的讽喻诗“意激而言质”,违反儒家温柔敦厚的传统美学观,乃是有意为之,是追求、创造一种更富有战斗精神的新诗体,以再现客观生活本身为根本目的。

周紫芝新乐府观述论

周紫芝是宋代唯一既大量创作乐府诗,又编辑整理前人的乐府诗,且对本朝乐府诗进行批评的著名诗人。周紫芝对乐府诗的批评以新乐府为主,并首次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宋代新乐府。周紫芝的乐府观主要表现为:在古今乐府并存的情况下,充分重视与肯定新乐府;首次对宋朝新乐府予以关注并高度评价;注重唐人新乐府与宋朝新乐府之间的影响关系。

元好问的乐府诗创作

金代诗人元好问的乐府诗,因数量众多,质量上乘,成就突出,影响深远,而成为了唐后乐府史上的一座高标。元好问的乐府诗,主要为"即事名篇"的新题乐府,且以"丧乱乐府"、"农村乐府"、"都城乐府"三大系列最具代表性。紧扣时代脉搏与鲜明的时代特征,构成了元好问乐府诗最明显也是最突出的特点。元好问以其不断的艺术实践,对自唐代白居易等人以来的新题乐府之题由"即事"类一变而为"歌行"类,其此举不仅结束了"即事"类诗题在制题上无规律性可言的局面,而且还增强了诗题的乐府性与音乐性。

闽海波起出怪杰——闽文化与林纾

林纾在小说翻译、文学创作及理论研究上取得的成就是其在青少年、壮年时期的学习积累与人生阅历的升华。林纾的文学素养深受福建社会文化的影响,他的白话诗集《闽中新乐府》是福建近代白话文学的先声,亦是福建近代社会现实的真实影像;他享誉近现代文学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是个印迹分明的"福州制造";他自小被目为"狂生"的暴躁任性更是与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悲剧命运的紧密相联。

元、白对杜甫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兼论二人倡导新乐府运动的作用与贡献

元稹和白居易对杜甫及其新题乐府的认识与评价,有相似与一致之处,"扬杜抑李"是他们的共同倾向,但也存在着明显差异。白居易重视乐府诗的现实内容与政治服务功能,因此对杜甫新题乐府虽然评价甚高,但明显存在保留;元稹从古今乐府诗歌的发生、发展、变化脉络判断其演变趋势,看到了杜甫新题乐府"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创新性突破及划时代进步意义,这不仅表现其认识评价杜甫新题乐府的高明与深刻之处,同时表明其对新乐府运动具有独特的理论建树,在元、白二人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

论周紫芝的乐府诗

周紫芝是南宋初年有名的诗人,有近二千首诗传世,其中包括一定数量的乐府诗。他有明确的乐府理论指导创作,从而使其乐府诗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超过当时诗人,在南宋初年诗坛居领先地位。

汉乐府与杜甫的平民化书写

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论《诗》,重视其政治教化作用。西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周代的民间采诗传统,借以察民情、观风俗。汉乐府这种"平民体"诗歌范式给唐代诗人杜甫以莫大启迪,他创作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表现普通百姓的生活、苦痛和向往,开文人平民化书写之先河。杜甫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皆受汉乐府影响至深。"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是与他心系民瘼、致力于平民化书写密切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