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的“新国民”思潮

清末民初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与西方近代启蒙思想的影响 ,人们的眼光从器物、制度的维新升华思想文化心理层次上 ,出现了一股“新国民”思潮。“新国民’思潮以求国、立国、建国为线索 ,以确立爱国主义为宗旨 ,给今天的“新国民”思潮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以有益的启示 ,促进了一种新的向上的和符合时代要求的民族精神的诞生。

改良路向下的自由秩序在中国实施的困扰——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由于西方各国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等不同,导致自由主义在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理路,这使《新民丛报》学人在学习时显得有些手忙脚乱,因为他们必须从繁杂的自由主义中梳理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新民丛报》学人虽然努力从思想文化上着手,试图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民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但是效果甚微,因而也就不能建立起像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自由秩序。

试论清末民初“新国民”思潮的局限

清末民初的"新国民"思潮将矛头直接指向封建专制统治及其影响下的国民性,促进了国民现代意识的觉醒。然而,由于历史客观因素的限制和改造国民性的复杂性、艰巨性和迫切性,清末民初"新国民"的理论难成一体,存在着许多矛盾,学者们过多地强调群体利益,对国民个性的构筑重视不足,直接影响了国民素质的提高。再加上对人民力量、政治制度与社会经济实际状况的轻视,使"新国民"思潮缺乏冲击力,从而具有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认识并了解这些局限性对今天"新国民"国民性的养成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关于《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争论

自由主义是西方资产阶级摧毁封建专制主义的一把锐利武器,并通过法国大革命传播到世界各地。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广泛的引介和宣传。他们并不是全盘照搬西方自由主义,而是通过日本文化作为中介,借助中国传统文化对西方自由主义进行了消化、吸收,以至于在某些问题上根本改变了自由主义的观点,引起了学者们的诸多争论。

《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基本特点

不同的人对自由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即使是自由主义者之间也有不同的见识,这不仅存在于不同国家之中,而且存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人之中。《新民丛报》学人介绍了许多西方的自由学说,并试图用中国文化加以解释。总的来说,《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主要有三个基本特点,即自由是进化的、自由非自然发生、英国人的自由精神值得学习。

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与监督政府——以《新民丛报》为考察对象

在近代社会,西方国家逐渐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人们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等人权。中国社会长期实行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管制体制,儒家思想占有统治地位,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新民丛报》学人积极地将西方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传入中国,并用中国文化进行解释,认为思想自由乃进世界文明之具,言论、出版自由要以监督政府为天职。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新民丛报》的自由思想的西方来源

近代自由主义从西方文化中产生,当它通过法国大革命向全世界进行传播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情况。在中国,《新民丛报》学人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标准,形成了对自由的不同认识。这种认识的来源主要有三个,即古希腊的自由精神、英国式的自由主义和欧陆式的自由主义。这些来源为《新民丛报》学人传播西方自由思想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辛亥革命时期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

塑造世界变局中的新型国民——梁启超人学思想初探

梁启超的人学思想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特别关注人格建设与国家强大之间的关系,他强调人的自由意志,主张破除帝王、宗教、英雄(圣人)崇拜,在融会先秦诸子、佛教和泰西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圣外王"的修身之道辅以现代国民的责任、权利、义务观念;一反农业社会的尚"俭"传统,鼓吹求利的人生观,通过改制变法保障国民性格的养成,最终形成理想国民——"新民"。梁启超以充满激情的笔触完成的人学思想启蒙,已成为20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真正开端。

从梁启超新民思想看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梁启超新民思想形成于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代背景下,新民思想阐发的民族国家观、集体主义观、国民教育观具有显著的历史进步性。新民思想民族国家观的人民性特征,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高度重视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和其他各项基本权利保障。新民思想集体主义观将"道德革命"作为"建群"的核心策略,启示当前应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体系建设,以道德引领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新民思想国民教育观将开展国民教育作为新民理想的实践路径,启示当代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应全方位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教育体系,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正确的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宗教观。

儒家教化思想对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价值及路径

儒家教化思想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价值资源,能够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丰厚的价值引领、思想滋润和路径参考,并能够在实践理念、建设目标、主体内容以及养成路径等方面与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现真正意义上的融通。因此,在新时代,如何让儒家教化思想得到传承和发展,进而在公民道德建设中凸显出最大的价值,这是需要引起关注的宏大命题。

从“新国民”到“美术人”——梁启超典型思想探赜

梁启超的典型思想主要包括文学与生活的关系、文学形象、个别与一般的关系、典型化手法等四方面的内容,其发展以1917年的欧洲游历为界分前后两个阶段。前期阶段(1896—1917),其立足于救亡图存的民族视野,注重向西方学习,以培养新国民为宗旨;后期阶段(1918—1928),其立足于文明比较的世界视野,重评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与意义,以培育美术人为目标。梁启超前后两个阶段的典型思想虽具体内容与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启蒙理想、人格培养始终是其核心要素,发展脉络具有内在连续性,呈现出“变而非变”的演进特征。其典型思想奠定了20世纪中国现代典型理论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