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税收规避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作为重要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经营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新《环保法》这一外生冲击事件,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检验环境规制对企业税收规避的影响。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趋严促使企业提高税收规避程度。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导致企业融资约束程度和经营风险增加。进一步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与税收规避的正相关关系主要存在于融资难度较高和经营压力较大的企业,新《环保法》实施情境下的企业避税行为提升了财务业绩和企业价值。研究结论提供了微观企业如何应对宏观环境规制的经验证据,为政府部门结合税收政策优化环境政策提供了参考。

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

产能过剩已成为阻碍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以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境保护法》实施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且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对产能过剩的影响,在大型企业、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高和市场化程度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新《环境保护法》通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抑制过度投资影响产能过剩;新《环境保护法》实施可以通过缓解产能过剩,提升企业长期价值,而不能提升企业短期价值。

法成令修:新《环保法》对债券定价的影响研究

本文将环境规制效应延伸到债券市场,以新《环保法》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环境规制对企业债券信用利差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提高重污染企业债券信用利差。将债券信用利差分解为流动性利差和违约利差之后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债券违约利差,对流动性利差未产生显著影响。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提升作用主要通过处罚效应、投资者情绪效应以及资源效应来实现。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债券信用利差的作用会随着客户集中度的降低、社会关注度的提高以及企业积极改善自身环境绩效而减弱。本文的研究对评估新《环保法》的经济效果,推动政策进一步精准发力,实现经济绿色转型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环境规制与资本跨地区流动——来自新《环保法》实施的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20年中国上市工业企业的异地投资数据,实证检验了新《环保法》的实施对资本流动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减少重污染企业异地投资的策略性行为,主要作用途径是加强外部资源约束和推动内部策略合规。进一步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在减少污染转移的基础上,提高了重污染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数量。本文在全面畅通国内大循环的战略背景下,为构建高质量的资本流动格局提供了政策启示。

环保法影响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效应研究——基于外部知识搜寻的视角

借助环境规制促使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已成为缓解环境压力、实现提质增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与必然选择。以环保法为代表,基于2010-2019年上市公司微观数据,从不利因素和有利条件两方面深入探讨了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若环境规制忽视资源型企业合规成本等因素将不利于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效应,该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因果识别检验,佐证结论可靠。进一步研究发现增强知识搜寻能力和优化外部创新知识环境能够降低资源型企业合规成本的不利影响,实现环境规制对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的促进效应。文章厘清了环境规制如何有效缓解合规成本的不利影响因素,进而提升资源型企业绿色创新效应的影响机理,对推动经济绿色转型、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依据。

新《环保法》提升了企业绿色创新质量吗?——基于新《环保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2—2017年A股上市工业企业绿色专利被引用数量,探究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重污染行业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能够显著促进东部地区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成长期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提升,而对中西部地区企业、国有企业以及成熟期企业绿色创新质量的影响不显著。机制分析发现:随着市场竞争程度的降低,新《环保法》的实施对企业绿色创新质量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为提升微观企业绿色创新质量,提出适当提升市场竞争水平、实施差异化政策、营造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创新等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如何影响制造业企业ESG水平?——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制造业作为中国主要生产部门,排污耗能问题突出。在“绿色制造”加速推进下探究其面对日益趋严的环境规制如何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此,以新《环保法》为例从制造业企业ESG(环境-社会-治理)表现角度实证高强度环境规制对其可持续发展具有正向影响且主要通过推动数字技术应用、缓解融资约束及降低外部竞争等渠道发挥作用。该研究不仅从企业长期发展目标层面补充新《环保法》是否有效的实证检验,且综合企业内外部视角剖析高强度环境规制的作用机制。

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基于ESG评级视角

为有序推进“双碳”目标,文章选择2011—2020年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上市企业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解析2015年新《环境保护法》对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新《环境保护法》显著促进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且对于规模更大、所处行业竞争更激烈、区域市场化程度更高的企业来说效果更加突出。企业融资风险、合规风险和声誉风险发挥了显著中介作用。文章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评级视角探析新《环境保护法》的微观效果,丰富了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行为的内在机理。

新环保法背景下污水站建设分析

本文以新环保法背景下的电路科技(珠海)有限公司污水站建设项目为例,分析了新环保法对污水站建设的影响,以及企业应如何应对新环保法的要求。通过对项目的实例分析,本文提出了相应的建设策略和建议,从而为其他企业进行污水站建设提供参考。

新环保法约束下制鞋产业绿色制造转型升级策略的研究

在新环保法的推动下,制鞋产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环保压力和转型挑战。文章通过分析制鞋产业现有的污染问题,探讨绿色制造的必要性,并提出绿色制造的具体策略。研究发现,制鞋产业的主要污染源包括废水、废气和固体废物,而传统治理方法效果有限,所以应采用环保材料和技术,如水性胶粘剂、再生橡胶和皮革材料及无溶剂涂层技术与低温硫化工艺,从而有效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同时,可用利用膜分离和活性炭吸附技术对废物进行处理与资源回收。本研究旨在为制鞋企业提供切实可行的绿色制造转型升级路径。

新环保法实施背景下制革企业的环境成本控制研究

制革行业作为环保法的重点监督对象,应对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有清晰的认知。新环保法的实施,再次给制革企业敲响了警钟,加强环境成本控制成为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途径。本文分析了新环保法的特点和新环保法的实施给制革企业带来的机遇,并从推进清洁生产技术、设置环境成本核算账户和完善环境成本控制系统三方面探究了制革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策略,同时研究了新环保法实施背景下制革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的保障措施。政府应充分发挥监督与扶持作用,减轻制革企业环境成本控制经济压力;企业也可利用环境责任保险工具分散自身风险,完善企业环境成本信息披露,从而有效促进环境成本控制。

基于法律视角的皮革企业环保问题研究

新环保法的实施给皮革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本文从新环保法政策实施的必要性入手,全面分析了现阶段我国皮革企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企业环保意识淡薄、企业绿色技术相对缺乏,以及企业高端技术人才相对缺乏。并以新环保法为依托,提出了三点建议:其一,增强企业环保意识;其二,引进先进绿色技术;其三,培养高端技术人才。希望通过这些策略的实施,可以有效解决皮革企业所面临的问题。

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基于新《环保法》实践的分析

以2010—2020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的实证研究表明,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且实施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地区内的企业绿色创新效应更为显著,企业更倾向于选择实质性绿色创新;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对高政府补助企业、低转换成本企业、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为更好地激励企业进行绿色创新,实现绿色转型,建议相关部门严格执行按日计罚、行政拘留、查封扣押等措施,鼓励地方政府制定适宜于本地区的各类污染物排放标准;充分考虑企业异质性特征,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政策,完善配套措施。

生态法治建设如何引领绿色发展转型: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

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格局,实现经济发展绿色转型,既依赖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推动,也离不开国家生态法治建设的引领。以2015年新《环保法》实施这一准自然实验场景,构建双重差分法考察生态法治建设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新《环保法》显著提升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数量、质量和效率。机制检验表明,新《环保法》通过增加生产经营成本、提高外部融资难度、优化环境战略决策和改善创新决策效率等渠道促进重污染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异质性检验发现,当地区法制发展水平低、利益主体监督需求高和企业内部治理机制差时,新《环保法》的促进作用更强。进一步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惩戒机制占据主导作用,而且能强化绿色技术创新对重污染企业可持续发展绩效的提升作用。

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

2015年颁布实施的新《环保法》开启了中国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新阶段。文章使用2014-2019年沪市A股938家上市企业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研究结论显示,新《环保法》实施显著提升了重污染行业上市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说明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有效性;经过政策动态效应检验、安慰剂检验、PSM-DID检验之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实施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中显著,在中央国有企业中不显著;在高、中市场化水平地区显著,在低市场化水平地区不显著,进一步解释了强制性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制度的实施特点。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进一步讨论了中国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演变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水平的影响,并提出完善强制性企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对策建议。

新环保法约束下制鞋产业绿色制造转型升级路径研究

绿色制造转型升级是我国制鞋产业顺应社会各界期待、部署新发展格局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制鞋产业在塑造高效、低碳、清洁、循环等绿色理念的过程中,必然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对此,本文分析了新环保法约束下制鞋产业绿色制造转型升级的必要性,探究了阻碍这一目标实现的制约因素,重点从政府、企业和消费者三大角度研究了推进制鞋产业绿色制造转型升级的措施。政府应完善绿色发展政策,发挥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项目引导等作用;制鞋企业应积极研发鞋用生态环保新材料、创新绿色制鞋技术,加快建立绿色制造管理体系;同时,推动绿色消费体系,实现鞋业绿色产品供需动态平衡。

新环保法下开展企业环保管理工作的方法

近年来,我国工业发展迅速,越来越多的企业逐渐发展壮大,导致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对此国家出台了新环保法来保护环境,这对企业也起到了约束作用,使企业意识到需要将环保管理工作提上日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污染严重的问题,给人们一个健康的生活环境。环保工作可以使我国的资源利用做到可持续发展,有利于资源节约。根据新环保法,企业要想长远发展,拥有好的口碑,就要注意在生产过程中不能污染环境。企业要节约资源,杜绝浪费,才能更好地发展。本文详细分析了新环保法的作用和特点,以及如何根据新环保法开展企业环保管理工作,分析了企业环保管理对企业发展的作用,并结合以上分析,探索开展企业环保管理工作的更好途径,最后对在新环保法下开展企业环保管理工作,进行了相关总结。

“新环保法”提高了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吗?——一项准自然实验

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政府与社会公众关注的重要问题。"新环保法"已于2015年1月1日施行1。本文采用2013~2016年的中国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借助于"新环保法"这一"准自然实验",按照"新环保法"第二章第二十六条2,参照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将样本分为实验组与对照组,检验了"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作用。发现"新环保法"提高了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在厅级及以上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这一影响主要体现在环境规制力度强的地区以及市场化水平高的地区。本文研究表明,"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有正面影响,并与市场机制形成互补作用。这不仅为我国推进相关环境保护法律法规提供了实证检验证据,而且从实际控制人行政级别的视角为"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行为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新《环保法》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的影响分析

2015年初新《环保法》正式实施,企业会如何对此做出回应?基于政企关系视角,以沪、深A股重污染民营公司为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评分匹配法,检验了不同市场结构中,新《环保法》对企业公开环境责任信息的政策效果及政企关联在其中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整体来看,不仅新《环保法》实施当年与实施后一年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不同,而且垄断市场和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质量也有所差异。具体地讲,与高层政府的关联关系显著促进了竞争市场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但在新法实施当年,竞争市场的高层关联企业在信息披露时表现出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新法实施一年后企业普遍强化了信息披露行为。就某方面信息单独来看,不论是环境战略方面还是污染排放方面,垄断市场企业在新法实施当年都没有显著变化;而竞争市场企业加强了环境战略披露,但在污染排放方面持观望态度,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关联企业更显保守。新法实施一年以后,不论市场结构和政治关联有何差异,企业都真正加强了污染排放披露。就动态发展而言,垄断市场企业与基层政府的政治关联关系明显抑制了新法实施后企业改善环境披露的速度。上述研究结果不仅从政治寻租的视角丰富了现有以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环境信息披露理论,而且在实践方面为提高企业履行环境责任效果提供了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影响企业融资约束吗?--基于新《环保法》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新《环保法》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新《环保法》的实施显著缓解了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截面异质性分析显示,新《环保法》对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仅在小规模企业和银行业发展较好、污染程度较高、法律环境较差的地区显著;经济机制分析表明,新《环保法》通过降低代理成本、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缓解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本文结论既拓展了环境规制对企业影响的研究边界,也为“双碳”目标下中国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