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歌运动:激进现代性的文化表征

新民歌运动表征着中国现代性建构实践的激进化,在新诗发展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它旨在建构优越于西方现代性的民族文化并真诚地借用"古典"和"民歌"的形式,结果却在规范与规训的双重作用下,于一体化认同建构过程中形成对世俗现代性的渴望与追求同审美现代性的极度缺失的强烈反差,从而走向对真正意义上的古典和民歌的自反性否定。对新民歌运动及与之相关的17年文学的研究存在反二元对立、重审现代性、回归历史等三种批评角度,批评的异响本身暗示着17年文学貌似单纯的现象背后的深刻复杂性。

毛泽东与“新民歌运动”始末

"新民歌运动"是1958年以毛泽东倡导为起点,进而发展成为席卷全国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毛泽东对新民歌选本《红旗歌谣》的批评是"新民歌运动"的转折点,1959年3月郑州会议上的谈话则预示着"新民歌运动"的落幕。毛泽东早年在北大的经历,革命生涯中关于民歌运动的实践,以及关于新诗建设问题的思考是"新民歌运动"得以发生的重要前提,而毛泽东对新诗建设问题思考地不断深化则是新民歌运动落幕的关键。

新诗与歌谣: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转折

新诗的出现和歌谣运动的发起都是新文学运动影响下的产物。新诗吸收了歌谣在语言、节奏方面的优点,从而使其走向现代化、中国化、本土化。歌谣在发生源泉、创作者以及形式方面向诗歌靠近,借助诗的影响提高其在学界的地位,从而奠定歌谣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地位。新诗歌谣化,完成了生活语言与文学语言的统一,推动了现代诗的发展;歌谣诗化研究,完成歌谣身份的转化,为歌谣成为现代学科奠定基础。新诗与歌谣的相互影响,加快了文学现代化的步伐,推动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

新秧歌运动:民间文学进入主流的一次尝试

"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之后,解放区掀起了一场新秧歌运动。新秧歌呈现了一个全新的"民间",它的主体为工农兵,内容与主流话语一致。当时的权威话语期望新秧歌既能成为新文艺,同时又不脱离民间,但它的创作者追随意识形态话语,忽视了艺术性和文化内涵,使得它在历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既没有对书面文学产生触动,也没有在民间文学领域留下痕迹。新秧歌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当今仍具有警示作用。

“文化翻身”的可能及限度——1958年“新民歌运动”中“工农创作”现象研究

在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中,"工农"诗人的"文化翻身",既有"真实"的一面,又有"虚幻"的一面;既是一种"解放",又不是真正的"解放";既存在"翻身"的"可能",又是有"限度"的"翻身"。"工农"诗人经历了"无权说"到"有权说",从"无法说"到"学会说",从"不敢说"到"大胆说"的"文化翻身"的过程。而"新民歌"的生产方式、创作主体对"解放"的短视以及意识形态的伦理诉求,则是规限"工农"实现真正"文化翻身"的显性或隐蔽因素。

关于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与特定地域的民间文化传统存在直接渊源关系,更与特定历史时期政治意识形态的诉求及其规约密切关联,是陕北传统秧歌与借助民族民间艺术形式,表现工农兵生活、实现文艺大众化,进而进行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的中国共产党的文化策略相遇合的产物。它的发生、发展及其深刻影响,无不决定了其作为一份历史文化遗产的重要意义。然而,由于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学术界关于该论题的相关研究,却走过了一个极其艰难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对延安"新秧歌运动"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既是关于一个特定历史事件及人们认识过程的回顾,也是关于学术研究方法及价值取向的一种反思。

作为政治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是在新中国特殊的政治意识形态背景下出现的。从其开始之初,即没有按照文学特有的规律和轨迹向前发展。作为文学话语,它已经失去了文学所应具备的审美属性,但是作为政治话语,它却使得自身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形象表达方式实现了意识形态的宣传策略。不仅如此,民歌所蕴含的丰富的民间意识形态,在以文学话语面貌出现的强大的政治话语面前被主流化。另外,民众的广泛参与也使“新民歌运动”以政治话语的身份参与到政治节日化的日常社会生活中来,从而显现着一个时代的生活特色和精神特色。政治话语借助于文学话语的力量巩固了当时的意识形态,但文学话语却陷入了尴尬的境地,久而久之,文学话语失去了独特的、永恒的魅力,政治话语也失去了在日常社会生活中所应有的积极力量。

学术、文艺与政治的分殊——北大歌谣运动与大跃进新民歌运动“民间”取向之比较

"五四"时期的北大歌谣运动和大跃进时期的新民歌运动,都是以民间歌谣的征集、创作为主要内容和方式的民间文学活动。但二者虽然都取面向民间之姿态,却各有倚重。发生于新文化运动背景下的北大歌谣运动旨在文艺创作思想的革新和中国现代民俗学学科研究领域的开创;而发生于当代共和国历史的大跃进新民歌运动则旨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化革命诉求。因此二者在对"民间"的价值取向上存在明显分殊,表征了不同时代语境的文化、政治内涵。

论“大跃进”新民歌的神话因素

1958年开展的“大跃进”新民歌内在地隐含着诸多神话因素,具体体现在:二者都受到外界力量压力的潜意识的影响;都把自然界作为观照的主要对象;都体现出创作者主体性与复杂性相统一的特点;在创作主体思维这一深层心理因素上也具有相似性;创作者都表现出“集体无意识”。

作为文学话语的1958年“新民歌运动”

人民群众自觉或非自觉地参与的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曾经被文化艺术工作者看成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的方向。这场文学运动不仅是1958年文化大跃进标志,也是一个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繁荣的标志。但是当我们重新审视与反思"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大量的诗歌作品时,我们发现这些"挤倒高山填满河"的新民歌是一种非审美的写作。意象创造的政治化使得各种政治术语充斥于作品之中;以概念化的情感把握代替了写作者由境而生、与象相成的审美的形式创造;在社会及人生理想的展示上更是一种非理性的情绪宣泄,最终也导致了理想抒写的情绪化。当独特的意象创造、自由的情感表达和真诚的理想抒写完全消解于政治话语中时,新民歌也就失去了民歌应有的魅力和文学应有的审美特质。

论40年代延安新秧歌运动的发生语境

陕北秧歌是植根于乡土世界与民众精神之中的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传统民间文化形式之一。20世纪40年代,这一传统民间文化形式被发现并纳入中国共产党革命文艺建构与发展的全新轨辙。中国左翼革命对"民间"的发现以及借助对传统民俗活动的挖掘与利用来建构其文化新秩序的策略实施,使借鉴民间传统秧歌的表演形式而创造的新秧歌有了发生的契机,新秧歌运动在这一特定历史文化语境下得以展开。

文艺大跃进研究述评

新民歌运动以及文艺大跃进是一场有组织、有领导、自上而下开展起来的文艺运动。它是权威话语征用大众话语和民间资源颠覆知识分子话语的一次运动,意味着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启蒙主义精神的彻底消失和现代性追求的全面中断。虽然大跃进文艺受到"左"倾文化思潮的影响,显示出严重的虚假性和荒诞性,但它却体现着那个年代的思维方式、文化心理和时代情绪,因而具有重要的文化历史资料价值。要使文艺大跃进和1958年文学的研究进一步深化,则必须对文艺大跃进如何重构被知识分子冲破了的规范、1958年文学如何走向文革文艺、两者有何内在的逻辑关联、大跃进文艺在文学史上有何特殊意义等问题作进一步的研究和更详细的论证。

1958年新民歌运动述评

1958年,中国城乡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民歌运动:人人写诗,处处赛诗。应该说,这场新民歌运动是大跃进的一部分,是文艺大跃进的具体表现之一,又是大跃进的鼓乐手,以民歌的方式宣扬跃进行为。在内容上,新民歌一方面竭力歌唱各条战线的跃进形势以及群众的劳动豪情,另一方面歌颂党、领袖和新中国。

新秧歌运动中延安知识分子话语的消解与重塑

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并在解放区广泛开展的新秧歌运动,不仅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动员、建构解放区革命文艺新秩序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且也对改造民间社会及其民众思想,特别是整合知识分子的情感方式和价值观念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新秧歌运动的工农兵主体文艺指向,在使延安知识分子发挥自身职能专长参与革命文艺秩序建构的同时,开始了角色的转变与思想改造过程。特定政治权力和大众意识的双重趋迫下知识分子话语的缺失及其文化性格的重塑,在这场以改造置换乡土民间艺术使之适用于特定意识形态文化建构的文艺运动中得到了富有意味的呈示。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与时代共名:新民歌运动与域外诗歌译介

“新民歌运动”是1958—1959年间的一场大型文艺实践活动,不仅对彼时国内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规约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的译介活动。业界对前者研究充分,但对后者关注不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文章通过梳理此一时期域外诗歌译介的历程发现,无论是诗歌的主题选择,还是具体的翻译操作,抑或译诗评介,均遵循“大众化”和“政治化”的审美倾向,密切适应并配合“新民歌运动”所倡导的诗歌规范。研究“新民歌运动”与诗歌译介的互动关系,不仅有助于认清特定历史语境下诗歌翻译的价值功能,更有助于揭示政治与文化之间的勾连。

1958-1960年的图书馆民歌创作

1958年,全国掀起了新民歌运动,在此语境下,图书馆员和读者创作了大量民歌,他们用民歌歌颂党的各项工作,如民办图书馆、图书流通、图书宣传、阅读辅导、"下乡上山"、送书上门等,体现出民歌在图书馆宣传工作中的重要作用。

新诗形式的变动与历史分析——以1958年“新民歌运动”为例

新诗的形式问题历来是新诗研究的"关节点",同时,也是常常会引起论争的焦点之一。本文选择发生于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充分联系新诗发展的历史,并最终以"政治文化"的视角看待这一关乎古典与现代之间的变动,进而反思历史,得出结论。

《红旗歌谣》的修辞与元文化

元文化是文学的元元语言,制约着文学文本的生产,《红旗歌谣》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分析当时元文化的样本。《红旗歌谣》是政治运动的产物,也是主流元文化的产物。它的主要修辞风格包括拒绝象征和隐喻的直白表达、大量使用夸张、农民式的幽默、大量借用民歌体裁等,而这些都与元文化的影响密切相关。《红旗歌谣》"党、农、工、兵"的歌颂主题以及诗中的劳动与爱情都处于元文化制约之下,反映了时代的诉求与处于其中的人们的思考方式。

国家节日的仪式在场及规约——延安新秧歌运动的文化阐释

在传统民间文化与现代政治文化中,庆典或节日仪式作为一种文化表演,是基于一定文化传统对一系列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加以程式化的表述性行为。但相对而言,前者具有一种阈限期娱神亦娱人的释放或调整功能,后者则强调特定话语场域政治目标指向中的节制与规范。延安时期的新秧歌运动已经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了这一特点。伴随新生共和国的建立,陕北秧歌从农村而及城市、从西北边地而及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逐渐成为代表共和国政治文化的红色仪典。新秧歌的这一发展轨迹及其作为国家仪式在一系列革命节日中的在场与规约,不仅凸显了其在国家政治文化和民众节日生活中的特殊地位,也深刻地反映了权威政治话语的力量和上层文化对民间文化的影响,以及特定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化建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