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新质生产力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理论和实证

数字新质生产力“以新促质”,锚定新发展理念与高质量发展目标,对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3—2022年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通过多种计量模型,实证检验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效应。研究表明:数字新质生产力对于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具有积极推动作用,且该推动作用在资源型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更为显著。机制检验结果显示,数字新质生产力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变迁和提升对外贸易水平两条机制渠道促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调节效应检验结果证实,营商环境在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增长动能转换过程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门限效应分析表明,人力资本在数字新质生产力对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影响效应存在显著非线性门限效应。基于此,提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激发全新经济增长点,调整经济结构,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优化营商环境布局,构建经济动能新引擎的政策建议,为培育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提供有益借鉴。

宏观经济走势与新增长动能

增长阶段的转化导致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由此推动了需求结构、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三只靴子"的转化,中国经济触底并保持中速增长的形势要求我们进一步调整经济增长结构,减少收入差距。本文提出了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六大新动力,并建议要确立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才能充分释放新增长动能,推动中国经济有活力、有韧性、可持续地高质量发展。

上海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对策和路径

随着城乡居民消费观念的不断转变,当前国内供给结构已不适应这种需求结构的变化。这些结构性问题,仅靠刺激需求无法解决,必须把改善供给侧结构作为当前的主攻方向,着力扩大有效供给、创造新供给。

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解研究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导向,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发展具有怎样的推动作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重要的理论问题。利用增加值分解方法,以经济与发展合作组织(OECD)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1995-2018年)为主,综合2000-2014年全球投入产出数据(WIOD)、亚洲发展银行(ADB)2008-2020年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和WIOD历史投入产出数据(1965-2000年),对国内国际循环创造的增加值进行分解,并进一步研究内外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作用。主要结论有三点:一是1965-2020年,中国GDP国内循环比例经历了U型变化,从改革开放前的95%以上逐渐下降至全球金融危机前的72%左右,近年来又稳步提升至85%。二是1996-2001年,国内、国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81.4%和18.6%,2002-2008年,两者变化为69.6%和30.4%,2010-2018年进一步变化为88.0%和12.0%。近年来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断增强。三是在后工业化大国中,美国国内循环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最强,使得中长期经济增长的绩效明显优于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其他发达经济体,人力资本积累服务、房地产、金融业、信息技术服务等国内循环水平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更加明显。

新常态下云南经济增长动力研究

经济新常态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状态,新常态背景下云南经济发展挑战与机遇并存。在复杂的新形势下,云南经济发展表现出增长压力较大、产业结构矛盾凸显等问题,基于对云南新时期经济发展的特征及增长动力的分析,提出云南经济发展要从实施经济弯道超车战略、经济结构调整、产业体系构建、制度环境建设几个方面来努力,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发展。

全球技术进步放缓下中国经济新动能的构建

人口红利消失、资本边际报酬下降和对外开放带来的技术赶超空间收窄,导致我国潜在产出增速持续下滑。我国需要从模仿赶超阶段向自主创新阶段转型,提升潜在增长率。推动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力量是新一轮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次改革需要再次调整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将以技术模仿为动力的赶超型模式转变为促进前沿创新的经济治理模式。同时,为了创造稳定的改革环境,需要在长短期平衡中考虑短期政策,短期政策的选择需要考虑未来改革的需要。

国际大循环演进、国内循环扩张与全球经济增长

探究全球经济大循环的历史演进规律对于深入理解新发展格局意义重大。在现有GDP分解模型基础上,进一步考察GDP所涉及的区位、最终产品需求的去向等因素,对1965-2020年间全球经济大循环分别从国家、行业层面根据静态、动态视角进行内外循环分解。主要结论如下:一是1965-2018年国际大循环比例在缓慢提高,2018年已达到23.43%,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起主导作用。二是全球经济的增长动力主要来自内循环,1991-2007年国际大循环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高,接近30%,其中复杂国际大循环可以解释的比例约66%。三是样本期内,经济增长的产业动力主要来自服务业内循环,1991-2007年服务业内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1.44%,并且制造业外循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制造业内循环。四是2000年之前,全球经济增长的内循环动力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后工业化大国,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内循环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

上海推进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以新型生产要素的视角

上海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产业政策方向面临深度调整,由大数据、量子计算和新材料等前沿技术引领的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孕育并积蓄经济增长的新动能。要抓住信息技术和数据资源、智力型人力资本等新型生产要素的乘数效应,以新旧动能转换为导向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路径。要在管理机制创新、数字“新基建”布局、人才队伍体系和创新产业生态系统建设、投融资服务上做文章,塑造一批功能型、辐射型新产业,强化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基础与可持续性。

2024年上海经济运行前瞻:外部环境、增长动力及对策建议

2024年中国经济将继续恢复增长,扩内需、提信心、防风险仍将是经济发展的主基调。在经济从“恢复性增长”转向“内生性增长”的重要转换之年,上海要谨慎把握当前经济运行“四期叠加”的底层逻辑,即国际动荡期、疫后恢复期、经济下行期、转型深化期的叠加影响,因势利导、借势发力,充分挖掘全球新变局和我国快速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动力和战略机遇,统筹“当期稳增长”和“长期深转型”,为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释放潜力、打开格局。

生产性服务业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新动能吗

近年来中国服务业规模不断增大,在国民经济中的份额已经超过50%,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比重接近1/3。随着中国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服务业以及生产性服务业比重仍会继续提高。因此,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作为国民经济主体的服务业发展能否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备受关注。本文拟从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出发,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TFP指数)的测算与分解,探索生产性服务业的部门技术进步与产业结构转换对全要素生产率乃至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从而试图找到生产性服务业可以作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的证据。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较高的技术进步水平以及对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较强的集聚能力,可以提升宏观经济总体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推动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和高质量增长,完全可以成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新动能。

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及路径优化--基于需求侧与供给侧双轮驱动框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经四次经济增长动能转换,供给与需求间的总量与结构关系不断发生改变,表现出“供给相对短缺、供给相对过剩、需求相对不足、供需结构性失衡”等不同的阶段性特征。通过梳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演进历程,明确现阶段经济增长动能转换面临的多重压力,最终为新发展阶段实现供需总量均衡与结构平衡、促进经济增长动能有序转换、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提供优化路径。新发展阶段我国经济增长约束条件发生明显变化,宏观经济失衡以结构性失衡为主,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两大重要着力点,促进供需平衡发展与动态协同成为实现经济“质”稳步提升和“量”合理增长的重要战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