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测度研究——基于某市住户端调查及平台端大数据的综合分析

新就业形态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已成为社会共识,但其就业规模和占就业人口比例一直未得到系统回答,导致相关政策出台缺乏依据。本研究构建了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两个数据维度的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规模测度方法。在此基础上,以W市劳动力调查数据为基础,结合职业伤害保障制度数据,对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和就业规模进行了测算。研究结果显示,在未修正前,2023年上半年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达61.42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4.97%;使用职业伤害保障等数据修正后,该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规模为100.38万人,占全市就业人口比例为8.13%。2019—2023年上半年,W市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比例不断波动。2020年初,受到新冠疫情影响,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出现快速下降。2023年开始,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又重新开始上升。具体类别中,用车服务、物流服务、生活服务、网络直播、中介服务等新就业形态就业比例上升;而金融服务,商品交易,承接生产订单,知识、技能、娱乐、广告等线上服务新就业形态类别比例下降。本研究构建的依托住户端调查数据和平台端大数据相结合的测度方法避免了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的低估和高估。

不完全劳动关系法律属性及制度构建探究

梳理学界及相关政策文件对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定义与解释,将劳动从属性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特征以及外包用工模式相结合,总结出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本质是新就业形态下特有的具备弱人格从属性、经济从属性、组织从属性的新型用工关系。当前,该领域研究存在两大问题:一是不完全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地位不清晰;二是不完全劳动关系的制度构建方案不明确。参考“类雇员”制度及多要素权衡规则,在劳动三分体系基础之上提出三项建议:一是将不完全劳动关系纳入未来《劳动法典》中专门规制;二是引入考察要素制定不完全劳动关系认定标准;三是将不完全劳动关系劳动者权利划分为基础权利和特有权利。

人工智能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中的角色、作用及方法论启示

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方兴未艾。在可预见的未来发展中,人工智能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特殊产物,本质上依然属于生产工具的范畴。人工智能在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对脑、体劳动的同步代替,促进新劳动形态的形成,但也有产生“无用阶级”的风险。因此,要贯彻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把握好人工智能发展的正确方向以及人工智能代替人类劳动的节奏和速度。对人工智能的技术范式要进行全面审思,以人的主体性矫正人工智能的“任性”,积极引导其发展向善,在消除脑、体劳动差别的实践中彰显技术正义,形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国内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研究脉络与热点追踪--基于CiteSpace的文献计量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围绕这一主题,借助CiteSpace等文献分析工具,聚焦发文量、文献被引频次、期刊影响因子、核心作者群、关键词聚类等指标,对近年来国内外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主题文献进行计量分析,系统梳理其研究脉络,得出了如下结论和研究展望:近十年来,国内外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研究逐步深入,但文献总量较少,核心作者群相对分散,业内学术影响力不高,未来研究方向将集中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新型雇佣关系认定和劳动权益保障两个方面,并致力于在工会职能创新、立法创新、社会保险政策实践创新3个方面作出实质性突破。

《社会保险法》亟待完善的若干重要问题

《社会保险法》的完善具有必要性和紧迫性,应适时启动修法程序。《社会保险法》的完善涉及若干基础性的重要制度,主要包括:在立法体例方面,生育保险应归并到基本医疗保险一章,增加长期护理保险的专章规定;在覆盖范围方面,社会保险应有效覆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改革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制度;明确社会保险费的征收主体及职权;确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法人地位;从国家层面统一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的确定标准;规定社会保险费征收期限制度;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的先行支付与追偿制度;妥善处理民事侵权责任和工伤保险责任的竞合问题;有效落实因病或非因工致残职工的病残津贴。

劳动法适用新就业形态多阶证成之反思

多阶递进式的三段论证成是解答新就业形态的劳动法适用问题的主要方式:首先需要结合新就业形态在从属性方面的特征论证是否存在劳动关系;如果存在劳动关系,随后论证劳动法具体制度整体适用于新就业形态;最后再论证劳动法具体制度适用于新就业形态的具体场景。然而,在看似严密的论证逻辑中,多阶论证逐步打磨掉了具体新就业形态与具体劳动法制度各自的特征性棱角,凭借对抽象概念进行比对得出理论上的适用关系,却无法提升二者之间适用的耦合度。为了更恰当地保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益,应减少劳动保护规则适用的论证层次,将劳动法具体制度的法益特点与新就业形态在具体场景下的从属性特征进行直接呼应,通过单阶证成解决具体制度对具体场景的适用妥当性问题。

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的历史演进与现实反思--兼论“不完全劳动关系”

从属性是解读劳动关系的一把钥匙,在各类劳动关系认定理论中获得了最广泛的认可。从历史的角度考证,源于启蒙时代个人主义思潮的从属性催生了劳动法,使之从行会规则中独立出来,进入国家干预的领域,同时赋予了劳动法“人法”的属性,从而脱离民法交换给付的维度,形成了一个以关注主体特征和组织特征为视角的全新的法律领域;从现实的角度观察,我国劳动法学界在全面接受了劳动关系从属性理论之后,正在有意识地构建中国自主的劳动法知识体系。在法律规范的层面上,我国目前虽然没有明确从属性的类型、权重和要素等相关内容,但是在法律实践的层面上,已经确定了“从属性+要素”的劳动关系认定思路,并开始反哺劳动法教义学体系的构建。“不完全劳动关系”系我国为应对平台用工进行的一项政策性司法创设,劳动关系从属性提供了充分且必要的理论支撑。从逻辑上推理,不完全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民事劳务关系遵循一致的从属性考量标准,因此能够构成一类独立的法律关系。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过劳”问题治理困境及对策研究

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创造了大量蕴含数字技术赋能的新就业形态,催生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这一特殊群体。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时间的灵活性与工资薪酬的计件式等特征,引发了该群体的普遍“过劳”问题。劳动者长期“过劳”,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悖,同时折射出我国在劳动法治领域的不足。我国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规制上因相关劳动法律法规的缺失、劳动基准的不明、劳动保障与劳动救济的边缘化,导致了对“过劳”问题规制的现实困境。应当从完善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有关的劳动法律法规、构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标准体系、健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等方面入手,切实回应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过劳”问题。

数字经济背景下广东农村劳动力参与新就业形态的现实困境与政策建议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新就业形态”以其容量大、灵活性强等特点,越来越成为我国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当前我国就业市场日益严峻的形势下,发挥着就业“缓冲带”以及“减压阀”的重要作用,然而新就业形态下就业质量仍面临诸多“短板”,如职业保障不足、就业脆弱性突出、社会认同缺失等问题。因此,要充分发挥新就业形态在乡村振兴中吸纳就业的作用,需要把稳就业提高到战略高度通盘考虑,加快大湾区产业有序转移,培育县域发展新动能,建立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构建政校企社新就业形态技能培训共同体,创新农村劳动力新就业形态技能培训方式和内容,开展数字化职业培训精准帮扶行动,营造更加优良的新就业形态发展的职业环境等,促进新形态就业高质量发展。

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研究

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发展催生了数字零工这一新兴工作群体,清晰识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的核心影响因素对保护其劳动权益至关重要。运用扎根理论构建了包含国家政策法规、平台管理、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四个维度的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影响因素模型。采用加权主成分分析法对模型赋权并进行评价,认为平台管理、国家政策法规的相关影响力较大,工会支持能力和顾客的影响力也不容忽视。要维护数字零工劳动权益,应持续规范和优化互联网平台企业管理、加快数字零工劳动权益保护的法治进程、提升数字零工工会的支持能力、强化顾客对数字零工的情感认同。

新就业形态视域下劳务端就业现状调查

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成为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国务院及地方政府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推动灵活用工行业的发展。基于认知理论,通过访谈、问卷分析等方式随机抽样调研深圳和东莞一线灵活用工劳务端的认知、就业意愿和就业现状。研究选取了年龄作为解释变量,阐释年龄影响灵活就业的态度;根据有灵活就业经历参与者的反馈分析了他们的工作满意度、就业期待和影响因素;分析了就业者对于灵活就业工作形式的优点、挑战、信息和资源渠道的了解程度等。通过对劳务端就业现状的调查,提出劳务端输出企业和个人未来发展建议,为新就业形态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依据,也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充分了解劳务端的就业期待和就业权益保障提供参考,为企业输出劳务端、个人充分释放潜能提供实证依据。

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构建研究——基于13个典型案例的分析

推进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调解制度的构建有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高质量发展。运用案例研究方法,对人社部和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的13个新就业形态劳动争议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取职业类型、法律依据、维权方式和调解结果四个维度的特征信息,发现调解制度建设需求聚焦于劳动关系、劳动合同和加班薪酬三个层面。基于此,建议完善法律政策以明确劳动关系认定标准,落实劳动合同的有效性和规范性,兼顾理论和实践的复合思路助力加班事实认定。

劳动新形态下学校劳动教育面临的挑战与应对举措

近年来,我国在宏观政策层面多次强调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教育体系,着重指出学校劳动教育须紧密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等因素开展教育活动。随着经济社会的飞速发展,劳动形态呈现持续迭代、多元并存、形式多样的特点。在劳动过程中,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等要素也发生了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劳动用工日益灵活、劳动形式日趋多样、劳动时间更加自由、劳动协作更加紧密等。显然,劳动形态的变革将深刻影响学校劳动教育的方式、课程设置及评价机制等各个方面。因此,学校劳动教育亟待与社会劳动形态的发展同步,通过实施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教育、推进课程改革、加强师资培养、促进“家校社”协同育人等应对措施,以提升学校劳动教育的成效。

工会视域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路径探索与创新——以西安市外卖配送员为例

以新兴信息技术为支撑的平台经济发展浪潮已然来临,推动社会生产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革,吸纳大量劳动就业,但也存在劳动用工不规范等问题。工会作为亿万职工的“娘家人”,有责任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推动劳企和谐劳动关系构建。通过积极探索平台经济下工会保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实践,以西安市外卖配送员为例,对建会入会、劳动基准、算法管理、社会保险等进行分析,提出工会提质升级阶段发展新要求,从完善劳动基准、社会保险权益和发挥企业民主管理制度优势等方面,探索补齐劳动者权益保障短板,推动劳动关系“和谐号”行稳致远。

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特征及就业质量

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全景式呈现了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特征、劳动供给水平及其就业质量。研究发现,在新就业形态快速发展初期,劳动者主要从事送快递/外卖、开网店和开网约车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中男性显著多于女性、从业者年龄集中在29~39岁之间、低学历者更多。从新就业形态从业者的劳动供给水平来看,多数新就业形态从业者每天的工作时长为7.29~10.71小时,但也有相当比例的从业者工作时长仅为0.45~3.87小时;更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年度工作天数大于191天;女性、35岁以下的青年以及高中以上学历者的新就业形态劳动供给水平偏低。劳动者的从业回报、劳动强度、劳动权益保护和主观福祉水平参差不齐,其影响因素包括年龄、自身健康状况、所在经济区域、从业类型以及劳动合同的签订情况等。新就业形态从业者就业质量整体有较大提升空间。

中国式现代化的人学叙事

西方式现代化是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其根本缺陷是无限度的追求资本的增殖和扩张导致人的贬值和片面性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以劳动引领资本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超越了西方式现代化。西方式现代化是资本垄断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少数人立场,为少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单向度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劳动主体的本体定位,是坚持劳动社会化主导的现代化,是坚持多数人立场,为多数人谋利益的现代化,是“五位一体”统筹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坚持践行初心、牢记使命,致力于解决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式现代化追求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与就业形态变化

人工智能正从弱人工智能向强人工智能转变,具备无监督学习能力和一定程度的通用性,并在脑机接口、自动驾驶、生物医疗和科学研究等越来越广泛的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人工智能与人类智能具有交叉关系,人工智能在许多需要程序性、重复性工作的行业中会对劳动力形成深度替代,但难以替代具备程序性认知技能、非程序性认知技能以及非程序性非认知技能的劳动力。人机合作可以形成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互补,具有广泛的就业前景。当前基于人工智能和互联网平台,出现了大量新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具有劳动关系灵活化、就业无界化、工作安排去组织化等显著特征,它与由雇主组织生产、有较为固定的工作时间与工作场所的传统就业形态有较大的区别。人工智能为人类发展带来了无限可能,但也给包括就业在内的诸多领域带来了新的挑战。未来,需积极采取措施,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背景下就业形态变化带来的挑战。

数字时代的工作形态变革与社会保险制度创新

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传统工作形态将被灵活就业、合作式工作、组合式工作等取代,劳动关系将呈现非标准化、非从属性和多元化等特点。在对工作形态和劳动关系变化情况进行总结和分析后,梳理出新工作形态的发展对传统社会保险制度提出的一系列挑战,包括社会保险关系界定、保费征缴、社保经办管理以及劳动者权益保障的风险认定与取证等。为适应新工作形态下劳动关系变革的形势需要,社会保险制度创新需要着重关注以下方面:一是加快明晰新工作形态劳动者与用工方的社保缴费责任;二是加快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三是加快探索社会保险计费和缴费方式创新;四是加快推进社保经办和管理的数字化改革。

新就业形态的特征、挑战与对策建议

新就业形态是指新经济模式下在雇佣、劳动管理、劳动报酬获取方式和劳动关系认定等方面与传统标准相异的一种就业形态,具有就业方式灵活化、组织方式平台化、工作任务自主化、主体身份多重化等特征。新就业形态对于提高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扩大就业总量和规模、改变就业市场结构、保障和维护基本民生具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同时,新就业形态对我国现有劳动法规体系、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就业管理和监管以及社会发展等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健全劳动法规范体系,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对新就业形态的管理和监管,促进新就业形态健康有序发展。

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权责任化的路径选择

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平台经济的交融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经济下的劳动群体日益壮大。实证研究表明,当前新业态劳动关系因不完全符合传统劳动认定标准和民法上雇佣关系的特征而游离于现有的传统法律体系。再加上政府劳动监察与市场监管缺位、用人单位合规审查与自我监管不足等因素,新业态劳动者社会保障权责任划分不明确。建议完善劳动法律体系,推动新业态劳动立法,促进政府积极履行服务监管职能,加强社会综合保障机制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