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运动的初步成功与未来走向

21世纪初在中国兴起的汉服运动,是中国服饰领域截至目前所发生的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实践性社会文化活动,现在它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功,并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及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文章对汉服运动的基本理念和流派进行归纳,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探讨汉服运动在当代中国究竟取得了哪些成功,它对中国社会及文化产生了哪些影响,汉服运动发展到当下又有哪些新的动态和问题,以及它在将来可能会是一个怎样的发展走向等问题。研究认为,汉服运动未来的最大贡献,将是融入正在形成之中的“新中式生活方式”,且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政治变革中的符号采借:射礼的近代演进与当代发展试探

以多重史料互证的方法,对北洋时期的射礼复刻尝试与国民政府时期的射礼改造思想进行史实还原与文化阐释:(1)民国初年北洋军阀采借燕射的文化符号复刻投壶礼,以期表达政治诉求;(2)新生活运动期间的射礼改造思想则多处采借乡射礼的文化资源,以期规训国民。以上案例表明,统治阶层基于特定政治目的复刻射礼,阻碍了射礼向民俗化、大众化、人文化方向的转型。20世纪30年代流行于成都的“射金章”,正因其“非政治化”的草根取向,成为民国时期射礼民俗化较为成功的个案。在新时代鼓励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背景下,应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让射礼回归礼乐精神的人文本质,并在多元化发展路径中转变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民俗活动。

“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山西新生活运动的双重面向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迫切的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深刻形塑着基层社会的治理发展格局。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与要求,接受赶超式发展理念指导、依靠国家权力改造社会与个人的运动式治理成为更具吸引力的治理路径选择。作为运动式治理的典型缩影,20世纪30年代的山西新生活运动同时呈现出“日常运动”与“运动日常”的双重面向。前者指向治理范围与对象的“日常化”,表现为涵盖各类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生活革命”面貌;后者指向治理策略与机制的“运动化”,试图构建广泛社会力量“有为而治”的治理图景。然而,由于治理目标设定过高、治理主体革命意志不足、缺乏牢靠的组织基础及其有力的社会动员与治理能力,山西新生活运动在推行中逐渐扭曲失真,反而给民众生活造成困扰。山西新生活运动建立合理有序的现代生活、塑造现代国民的愿景终于破灭。

新生活运动再探讨——从体育运动角度

新生活运动历时15年,是中华民国史上的一件大事.本文从近代体育发展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及其实施概况,探讨新生活运动对国民健康观念、社会体育、人才培养等方面产生的积极影响,并论述其在推进近代体育发展中的不足之处.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新生活运动再审视——从卫生防疫角度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长期以来,学术界对此多持否定态度。本文专从卫生防疫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产生具有其一定程度的合理性、必要性,整理并罗列出新生活运动关于卫生防疫的具体量化成果,析论卫生防疫运动的不足与历史进步意义。

新生活运动“失败论”析

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新生活运动的评价有一个基本观点,即认为历时15年之久的新生活运动其结果“收效甚微”,是一场“骗局”,“不得人心”,“根本行不通”。本文对此提出不同看法,主张对新生活运动须作分阶段的具体、细致分析。

中国近代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背景——以违警罚法为视角

中国近代有关警察职权的立法呈现扩张化的趋势,违警罚法的立法演变即为典型代表。"社会本位"理念的引入为统治者通过警察强化社会控制提供了极佳道具,"国家主义"观念的宣扬则为警察职权的扩张提供了精神动力,而新生活运动就是奉行社会本位的警察在民众中宣扬国家主义精神的一次积极尝试。三者交织成为共同推动警察职权立法扩张的时代助力。

公共卫生与近代山西民众日常生活——基于1930年代山西“新生活运动”的考察

"新生活运动"作为一场政府提倡的社会改良运动,对民众的日常生活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通过整顿市容、加强防疫、提倡体育、革除陋习等措施,给山西民众灌输了卫生、健康、文明的意识,在短期内对改善城市环境、培养卫生习惯、树立卫生观念、提振民众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山西"新生活运动"期间的公共卫生建设具有强烈的政府主导色彩,在特定时代特定区域内促进了公共卫生事业的进步。

熊式辉与战时江西妇女工作:以江西省妇女指导处为中心

1939年9月,江西省妇女生活改进会奉江西省政府命令,改组成立江西省妇女指导处,妇女工作纳入政府行政机构。作为新运妇指会中唯一纳入政府行政机构的组织,江西省妇女指导处的成立与江西省当时复杂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为此,熊式辉将妇女工作置于江西省政府控制之下。随着江西省政府社会处及各县社会科陆续成立,江西省妇女指导处最终被裁撤,妇女工作并入社会处。

抗战前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创建及活动

自1934年新生活运动推行以来,各地虽有妇女新运组织,不过内容名称不一致,且工作缺乏联络。为统筹全国妇女新运,1936年2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特增设妇女指导委员会,聘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为指导长。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后,从事的多为指导与设计工作,各种方案虽多,付诸实践的却少,而且国民党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手法及其背后的动机与负面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批评,不可避免影响到对妇女指导委员会的评价。

《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1934年由蒋介石亲自发起、南京国民政府主导推行的一场全国性"生活革命"运动,即把中国传统的道德准则"礼义廉耻"体现于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之中,以求国民生活的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实现建设国家、复兴民族的目的。在新生活运动施行的15年间,《大公报》进行了大量报道和评论。《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总体上持赞同、支持态度,但对其推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也进行了深刻批评,尽到了监督政府之责。《大公报》对新生活运动的态度,体现了它与国民党政府之间的"诤友"关系。

近代上海“摩登”的建构与想象——对“取缔妇女奇装异服”中政府行为的考察

新生活运动开始后,从新运主旨、提倡国货及“革心变俗”出发,国民政府内政部制定了《取缔奇装异服办法》,作为全国妇女的服饰标准。上海市政府随即发布布告,取缔奇装异服,要求男女服料尽量采用国货。在禁令推行过程中,上海市政府以强调“提倡国货”为重点,而不盲目反对“摩登”,推行手段也更为温和。在一片“破坏摩登”的声浪中,市政府基于地方特色、政府定位和处理政府与民众关系的考虑,将一场即将爆发于市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激烈冲突成功化解,创造出禁令执行中的上海特色;同时,对于“摩登”特质进行了解构与重组,进而促成“上海”与“摩登”的连接与重叠。

新生活运动与民国基督徒的新国家想象

蒋介石夫妇通过为新生活运动打上基督教色彩,并以政治爱国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相号召,寻求教会的合作。而基督教会在新生活运动的蓝图中找到了现代国家的理想模型,并高度肯定它改造国民而建造现代国家的价值,同时认同其以传统道德为基础构建现代伦理及精神重建的意义。但仍有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因其政治化和儒家化色彩而与其保持距离。此外,基督教会通过创造性的诠释,重构新生活运动的意义世界,合理化基督教会的新运参与,在改善政教关系的同时把广大基督徒纳入国家建设进程。更重要的是通过将本属于政治运动的新运宗教化,来扩展自身的宗教事业,不过其最终的目的还是在国家建设。基督教会与新生活运动的关系既体现了社会团体对接国家运动的复杂性,同时也暗示着新生活运动国民改造的困境。

黎锦晖之儿童音乐教育理念:推广国语最好从教小孩子们唱歌做起

黎锦晖，中国近代儿童音乐创作的拓进者，他积极改革普通学校音乐教育的教学、创作等活动，这些活动都与其推广国语的运动有着莫大的关联。文中通过对黎锦晖在20世纪20～30年代从事的国语运动及相关儿童音乐创作活动的梳理，力求更进一步地展示他所提出的“推广国语最好从教小孩子们唱歌做起”的儿童音乐教育理念。

历史、媒介与文学叙述:新生活运动的两副面孔

以新生活运动自身的两面性,及其在不同文本中的不同形象出发,可考察历史事件在不同媒介中的不同叙述。具体则通过对罗明佑的电影《国风》与沈从文的小说《长河》进行细读,来探讨媒介、叙事立场等因素对历史叙述的影响:罗明佑与沈从文叙述之间的差异,除媒介的不同之外,更重要的是二人所处历史位置及对历史进程的理解之间的差别。罗明佑是电影这一现代都市娱乐业的介入者和推动者,他既有对现代都市景观的迷恋,同时又有对政治政策的妥协,叙事因此出现了内在的裂痕;与罗明佑从反对都市文明的立场理解新生活运动相反,沈从文将新生活运动本身理解为一次现代化运动,他从乡土文明的角度对新生活运动进行质疑和讽刺,却又不自觉地流露出对现代生活的憧憬,这种矛盾性与其对民族重建方式的思考有关。而新生活运动本身的复杂性及叙事中的矛盾,也为反思现代文学研究中传统—现代的二元思维模式提供了一个有效媒介。

抗战前新生活运动与国民生活的改造

新生活运动是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文章从改造国民生活的角度,分析新生活运动的缘起及抗战前的发展概况,探讨新生活运动对国民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产生的影响,论述新生活运动在国民社会生活改造中的积极意义与不足之处。

莫里斯“生活艺术化”思想在民国的流变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威廉·莫里斯“生活艺术化”思想受到学界关注。莫里斯倡导艺术民主与自由,并通过阶级斗争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实现“生活艺术化”,这一艺术社会主义思想备受推崇。1935年,与生产化、军事化三位一体的“生活艺术化”被“御用”为新生活运动第二阶段的口号。文字的偶合却无法遮蔽二者的本质区别,此时的“生活艺术化”是“礼义廉耻”的衍生,是伦理与道统的工具。然而,南京国民政府为何要启用这个流传甚广,却又明显有歧义的口号?南京国民政府有意挪用这一口号,体现了其对五四新文化精神既拒斥又不得不有所继承的尴尬姿态,而文化界或缄默或阳奉阴违,应者寥寥。

从浪漫的质疑到自我的否定:鲁迅对启蒙的反思

鲁迅早期主要站在浪漫主义的立场,对现代西方文明扼杀人的个性、禁锢人的心灵进行了批判。中后期,他着眼于中国社会现实,对启蒙价值观念引进到中国后产生的移植性、空幻性问题进行了思考。鲁迅还对自我的启蒙者身份进行拷问,批判了启蒙者的偏执与狂热,揭示了启蒙者被迫放弃启蒙无路可走的处境。

论南京国民政府道德重构的得与失——以《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为参照

从《新生活运动纲要》、《新生活须知》中可见,1934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发动的新生活运动,在道德内容选择方面既承继优良传统道德规范,又吸收西方近代道德文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道德重构推行方法亦通俗可行,这是其"得";而其"失"则在于德目选择未能关注道德受众的层次性,过多依赖强制手段,道德内容过繁、过乱、过细等。探讨南京国民政府道德重构的得与失,不仅有利于深化民国史的研究,对我们当今正在进行的道德建设亦有着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