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现代戏创作的理论误区与现实选择——兼谈张曼君“新歌舞剧”的历史定位

戏曲现代戏创作至少存在着三个方面的理论误区:一是把程式性作为中国戏曲的一大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创作如果不实现程式化,就不是戏曲;二是把行当化视为戏曲的又一特征,进而认为,戏曲现代戏必须用行当塑造人物,否则就不是戏曲;三是把"戏曲化"作为创作的目标,把"戏曲化"作为评价现代戏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然而对什么是"戏曲化"却语焉不详。但是这些理论误区并没有束缚戏曲现代戏创作的实践。以张曼君为代表的戏曲导演,在现代戏的创作实践中,创造了"新歌舞剧"现象。这实际上是回到了传统戏曲诗、歌、舞三位一体的以"乐"为本位的综合艺术形态上,从而突破了"程式化""行当化""戏曲化"的魔咒,探索出了戏曲现代戏创作与发展的新路。

论音乐的实践自由性——新实践美学视域中的音乐艺术

在新实践美学视域中,音乐艺术的本质就是人类声音的自由运动的感性显现,也就是一种人类声音实践自由的感性显现,也就是一种人类声音运动的美。音乐艺术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艺术,它本身并非自然声音的模仿或者再现,而是人类生存实践和生产劳动的创造,它也是以符号化的声音或者乐音语言表现出来的实践自由,即美,它内蕴着人类生命实践的节奏和韵律意蕴,因此,音乐艺术是人类的物质生产、话语生产、精神生产的统一。音乐(乐)与文学(诗)和舞蹈(舞)的内在联系,来源于生命的实践本质,在生命实践的节奏、韵律、情感的自由显现中,音乐表现出生命实践的形而上蕴涵和终极价值。音乐艺术的实践性还表现为它的二度创造,即音乐作品不仅是文本形式,而且必须是人声或者器乐的实体存在。

论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

美是内容和形式的辩证统一。音乐美包括内容美和形式美两个方面。单从形式的角度论述诗歌的音乐美是偏颇、低层次的。诗歌以抒情为主要特征,抒情是诗歌的主要内容,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诗歌的音乐美并不完全表现在形式、声音的组合效果上,还取决于声和情的和谐、声情并茂上。只有声情和谐、声情并茂,才是诗歌音乐美的最高境界,诗歌的音乐美才算是最完善的。文章从节奏、押韵、音调、声情诸方面论述了闻一多、徐志摩诗歌的音乐美。

齐梁时代的音乐消费及乐府诗的发展

齐梁时代音乐消费的高涨与其时社会风气的奢侈和清商新声的发展关系密切。齐梁音乐消费的主体包括市民阶层和上层贵族,民间自由活泼的音乐消费情境和上层社会奢华、精美的消费情境说明音乐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影响。齐梁音乐消费直接推动了包括清商新声和中原旧曲在内的乐府诗的繁荣。

现代京剧《磐石湾》音乐探析

套用著名德国诗人歌德的话:“一般的填词作曲算不了什么,真正成为艺术的贵在创新。”从《磐石湾》音乐的创作可见,音乐作品应既有传承又有创新,且有作曲家的个性,这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对于我国传统戏曲的音乐设计来说,这种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较难把握:一方面很难突破传统的整个唱腔音乐格局;另一方面,突破过大不行,按照旧路也不行,另起炉灶更不行,这是我国传统戏曲艺术特性本身所决定的。争取能做到一步(剧)一换形,步步为营(形)累积起来,有理、有利、有力地加以发展。

从《超级女声》到《中国好声音》探析我国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新发展

2005年举办的《超级女声》让音乐选秀类节目深入人心,与之相伴的是人们对这一节目在青少年价值观的引导以及节目真实性等方面的批评。2012年举办的《中国好声音》与《超级女声》在节目理念、模式、社会影响效果以及更深层次的制播关系等方面截然不同。《中国好声音》代表了我国音乐选秀类节目的新变化,对今后音乐选秀类节目的发展有着借鉴作用。

音乐艺术在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经过40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已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社区文化建设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新时代社区文化建设的开展需要建立健全管理机制,形成政府监管、社区承接、居民自治、社会力量参与等新型经营模式;在良性健全的新时代社区文化经营模式下,借助群众喜闻乐见的音乐文化活动,可以有效推动国民整体文化素养的提升,促进我国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