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以西北四省936位新生代农民工的实地调查数据为依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意愿的因素进行分析。结果显示,性别、受教育程度、工作单位性质、对居住条件的满意程度、对城市青年的态度和户籍制度对新生代农民工定居城市的意愿有显著影响,此外,婚姻状况、月储蓄、参加社会保险的情况和原住地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迁移城市的意愿具有一定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

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当今城市地理学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基于大连市300名新生代农民工的问卷调查,从外部环境和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情况两方面,构建了市民化指标体系,修正了基于C-D函数的市民化进程模型,采用SPSS软件对问卷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定量分析了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特点,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①市内四个主城区的市民化水平低于副城区;②市中心及其辐射地带市民化水平较低,城乡结合部市民化水平较高;③市民化指标与市民化水平空间分异不匹配。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相关制度环境处于阻碍阶段,城市居民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认同和接纳程度较好,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已经具备市民化的能力,城乡结合部和副城区(郊区)是其定居城市的最佳区域,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是一个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国家、社会应为新生代农民工提供一个平台,加快农民工到市民的转化进程。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242份样本数据,从资本和认知的视角出发,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对务工动机、农村生活、社会身份和城市生活境遇的认知显著影响其市民化意愿;同时,家庭非农劳动力个数、家乡和家庭的经济水平也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显著影响。因此,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家庭资本水平和追求个体发展的意识,改善其在城市的生存状况,对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有促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取向及其实现策略

职业培训是改善新生代农民工生存境遇、使之有尊严生活的有效路径之一。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在职业培训需求取向上表现出较为强烈的培训意愿和较为理性的行为选择倾向。满足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培训需求,需要尊重并维护新生代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明确并发挥输入地政府所应承担的继续教育责任与作用,强调并落实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培训的主体责任,重视并加强以公民素质为核心的人文素质教育活动,研究与设计农民工职业培训整体解决方案。

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长沙市农民工的抽样调查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无法明确定位自身身份,其身份认同模糊化倾向十分突出。务农经历、经济地位、闲暇活动、与市民交往情况、留城意愿、城市户口拥有意愿、理想职业等对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有明显的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的模糊化倾向,与当今我国社会转型密切相关,社会急剧转型在不同程度上形塑着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实证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基于兰州市600份调查问卷和50份个案访谈分析发现,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呈现出收入中用于消费的比例高于储蓄、消费以生存型消费为主,并逐步向享受型与发展型消费转型、消费方式多样化、消费观日渐现代化和城市化等特征。收入状况、基本人口特征、消费制度供给、二元消费文化等是影响与制约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的主要因素。提出了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强化消费制度供给,改善消费市场环境、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等优化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扩大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西北3省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论文以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和宁夏30个村的339位新生代农民工为例,对他们市民化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统计归纳,并用logistic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深入探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特征及其市民化意愿,研究结果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愿意实现市民化都是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抉择。家庭非农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婚姻状况及配偶所在地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存在重大影响。月收入、性别、家庭抚养的小孩数及城市规模是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因素;是否接受培训、家庭生活水平、受教育程度、当地经济水平及工龄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影响不显著。

倒“U”型轨迹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

本文基于2009年的调查数据,运用定量方法研究了新生代农民工的流动史。研究的基本发现是,频繁的流动和工作更换构成了新生代农民工重要的群体特征。虽然起初的流动更多地是因为有更好的工作机会,但并不是每次流动都是针对原有起点的一次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流动总体上来说表现为一种倒"U"型的轨迹,即前几次流动是垂直的向上流动,但当流动次数达到某个特定的值以后,无论是流入地、职业类型、流动原因还是获得新工作的途径,都呈现出逆向选择或向下流动的特点。因而,流动虽是一个不断寻找更好发展机会的过程,也体现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但过于频繁的流动反而不利于他们自身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社会保障制度的因应——以农民工为例

新型城镇化是为了克服传统城镇化的缺陷而提出来的。新型城镇化的全面推进需要一系列的支撑条件,包括农民的市民化、城市社会管理的创新、农业的现代化、城乡统筹发展等,其中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对推进农民的市民化与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新型城镇化的推进要求尽快为农民工提供社会保障,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与城镇社会保障的整合,以促进农民市民化;另一方面,针对不同类型城镇有所侧重(倾斜)的农民工社会保障政策的实施,也有利于大中小城镇均衡协调发展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格局的最终实现。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创新应针对目前存在的制度碎片化、体系不健全、覆盖面过窄、缴费率过高、公平性不足和发展不均衡等几大问题展开。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特点、困境及其路径研究

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占据着较高的市场容量,其消费极具潜力。现阶段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在呈现出个体消费的有限性、群聚性和低廉性,专项消费需求增加,消费方式多元化及二元性等特征的同时,面临着消费水平低、消费结构不合理,消费的制度保障不足、消费信心缺乏,对消费环境认识不足、消费质量不高,消费理念相对传统与消费缺乏理性并存等困境。提升就业质量、提高收入水平,加强制度建设、引导消费预期,优化消费环境、提高消费质量,加强消费教育和消费引导、树立科学的消费观等就成为解决当前新生代农民工消费困境的路径选择。

信息融合: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可忽视的问题

信息融合是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融入中需要信息交换,有着多元化的信息融合诉求。信息化的发展对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具有重要支撑功能。我国发挥信息化功能的条件已经具备,应该切实推进全国性农民工信息网络系统的建立。

新生代农民工消费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南京市783份调查问卷

基于南京市783份调查问卷发现,新生代农民工的消费行为明显具有乡土性与现代性的双重特征:基本消费上保持俭朴,同时通过新的消费形式来实现身份认同并融入城市。新生代农民工对消费方式的选择实质上是建构自我认同的社会身份。收入状况决定了其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其经济收入与衣着消费之间负相关,与医疗消费、娱乐支出之间正相关,与食品消费、居住消费之间不存在相关性;婚姻状况对于其食品支出、居住支出、娱乐支出有一定的影响;年龄与居住消费、衣着消费之间正相关;性别与娱乐消费负相关,与医疗消费正相关;文化程度与消费行为之间显著正相关。

返乡创业对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推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其市民化问题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建设和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课题。返乡创业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在空间、时间、速度上实现了三维协调,同时,返乡创业还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对职业身份转变、提高自身素质,改变传统不科学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需求相契合,对市民化建设起到了推进作用。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水平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河北69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基于691个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本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五个层面表现出了不一致的现象,市民职业行为的转化程度较高,而市民生活方式和社会参与度较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程度、有无专业技术、工作状况、非农工作时间、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所属群体等因素与其市民化实现水平之间表现出显著的关联性。最后,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对制订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相关政策提出了启示性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分析——基于SEM模型的中部六省实证研究

从体能、智能、技能、心能四个能力因子出发,提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在对中部六省问卷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概念模型的合理性。各初阶因素对高阶因素人力资源能力影响程度的排序为:心能、智能、技能、体能;二阶验证性结构方程模型中各变量的路径系数,可以计算出人力资源能力各要素的权重,从而避免在确定要素权重时人为打分,降低评价客观性的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兰州市的调查

为了加速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进程,扩大内需,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保障政策的制定与完善,笔者利用兰州市600个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状况的调查数据,用逐步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状况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年龄、职业技能、就业行业、职位情况、是否参加过培训及单位的性质等与收入呈显著正相关;而文化程度与外出务工年限和新生代农民工收入的关联性不强。据此提出不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加强与完善兰州市新生代农民工教育与培训体系,建立健全农民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与支付保障机制的对策。

新生代农民工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采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RSS)和生活满意度指数A(LSIA),以279名新生代农民工为被试,对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的状况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支持和生活满意度均处于中等偏低水平;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年龄、月收入、受教育程度的新生代农民工,其社会支持、生活满意度均有不同程度的显著性差异;社会支持及其三个维度和生活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

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

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群体中的"精英",探讨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新生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处于混状态。回归分析结果表明,性别、城市生活体验、与市民的社会交往状况、与市民之间的社会差异感、城市社会生活的满意度以及是否参与当地城市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性影响。

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现状及解决策略——基于福州市224名新生代农民工的调查

对福州市224名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现状的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些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交错,在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供求之间凝结成复杂的矛盾关系。要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培训问题,需要将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需求与供给有机结合,从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和供给特点入手,寻求协调性的解决思路与方案。

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这一庞大的特殊社会群体,被首次写入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伴随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深层次矛盾的不断加剧,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生活问题也日益凸显。本文在阐述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主要表现的基础上,分析了造成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主要根源,提出了解决新生代农民工精神生活问题的对策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