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献中“新样”的程式探析

作为唐代纺织品纹样之一,“新样”多见于唐代正史和唐诗等文献,这些文献提供了许多可研究的信息。文章选择相关正史和唐诗为研究基础,对“新样”的创制时间地点、应用载体和表现技法进行分析,并结合唐代实物总结出其艺术特征,探析其流行原因。研究结果表明:“新样”有可能在7世纪下半叶至8世纪初于益州创制,被广泛用于锦、罗、绫、绢等丝织品上,主要表现技法是织造和刺绣。“新样”的题材以中国特色花鸟为主,花鸟造型生动写实,组织形式灵动自然,在浑厚庄重的大唐气派里,透出了轻快活泼的情调。织绣技艺的发展、社会风气的影响和时尚审美的追求促成了“新样”在唐后期的流行。

强力意志者与“昌耀体”:昌耀新诗的叙述主体和诗体建构

有没有建构现代性主体,是区分新诗与旧诗的要件。百年来的中国新诗建构了形态各异和内涵丰富的现代性抒情主体与叙述主体,彰显了新诗成就。在中国新诗主体建构谱系中,昌耀新诗建构的是具有主体间性和强力意志的叙述主体,而非通常意义上的抒情主体。它们主要是通过“受祭”和“施祭”的“祭祀”方式建构起来的,具有超人般的强力意志,时而以“我”的形象直接现身,时而隐身于“非我”并使之代为发声。与此同时,它们又是通过辨识度极高的、冥想性的、糅合的、史诗性的和青铜色的“昌耀体”得以完成和呈现的。尽管存在诸如“刻奇”之类的不足,但昌耀新诗的强力意志叙述主体与“昌耀体”互为动力、相互塑造、彼此成全,具有充盈的现代性和卓杰的独创性。

郭沫若翻译活动对其早期新诗创作之影响——以郭氏自述为考察视角

留学日本给郭沫若提供了大量阅读并翻译外国诗歌得天独厚的环境,也开启并深刻影响了其新诗创作之路。以郭沫若的自述为考察视角,以其译诗和新诗为观照文本,可以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来厘清郭沫若新诗创作中那些来自外国诗人及诗作的影响因子:形式方面,郭沫若实践了自由诗体但也有民族化成分的保留,并主要使用了白话语言;内容方面,郭沫若在情调和思想上汲取了诸多有益的成分。

新诗诗形建设的历史透析及现实反思

相对规范的诗形是诗的重要的文体标志,诗形建设是百年新诗诗体建设的重要内容。新诗的形体建设道路曲折,百年间始终存在着诗形的自律与自由的极端对抗。在现代人的图像思维高度发达的图像时代和新诗的传播手段丰富多彩的网络时代,更应该加强以新诗的形体建设为重心的诗体建设,适度规范诗形。目前新诗界的“诗体重建”运动更要高度重视新诗的“诗形建设”。

在旧体诗词与新体小说之间——论王统照的文体选择

王统照虽以新文学家著称,但其旧体诗词造诣极深。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与新体小说在题材与意蕴、意象与意境等方面有契合之处,这就构成了新旧两种文体的互渗与交集。在文体功能上,王统照的旧体诗词多为抒怀之作,直呈作者的内心世界,体现出"言志"特征;新体小说则成为王统照关注社会、描摹人生的启蒙工具,承担着"载道"职责。在宗教意识上,王统照的旧体诗词与东方佛教文化相契合,新体小说则传递西方基督教的文化思想。正是通过新旧两种文体的间离与分途,王统照文学世界的丰富性与立体性才得以凸显。在王统照不同的人生阶段中,他对新旧两种文体的选择呈现出一种错位关系,这构成了另一种艺术间离效果。当他主攻旧体诗词创作之时,新体小说几乎被搁置,而当他沉醉于新体小说创作之时,旧体诗词同样被弃置。相对而言,旧体诗词更多面向自我,主内主情,而新体小说则更贴近时代,主外主理,而文体选择则取决于作家的内在精神与外部语境的关系。

试论徐志摩诗美特征

徐志摩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追求至纯至美的诗人。本文从真纯美和格律美两大特征谈论徐志摩对诗 美的追求。他诗艺的创格,为新诗运动的发展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同时也体现了新诗开始成熟地把目光转向诗艺的 追求。

新诗应该建立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的常规诗体

诗体是诗的形体范式,是诗的体裁属性的显性表现,是对诗的形式属性及文体属性制度化后的结果,即规范化、模式化的诗的语言秩序和语言体式,具有制定做诗法则的意义。新诗已经有了百年历史,尽管一些诗人在诗体建设上做了很多工作,却没有建立起较好的常规诗体。在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中,自由诗具有文体独裁的地位。诗体建设难既是百年新诗的最大问题,也是新诗的很多其他问题的根源。只有既反对诗体的极端自由,又反抗诗体的高度定型,在诗体建设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下,建立宽松而有节制的诗体生态环境,重视对常规诗体及重点诗体的建设,特别是要针对某种具体诗体进行适度的规范建设,形成以准定型诗体为主导诗体、不定型诗体自由诗体和定型诗体格律诗体为辅助诗体的诗体构建的格局,才能使现代汉诗走出形式极端自由和诗艺十分粗糙的困境。适度规范诗的形式,重建诗体已成当务之急。

略论沈从文的新诗评论

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同时又是新诗评论家。他熟悉新诗史，善于运用比较方法揭示诗人的独特风格，坚持从动态视角揭示新诗的发展变化，其新诗评论既有历史感，又有动态感，注意总结新诗的经验教训。风格批评是他留给新诗批评史的突出贡献。他的风格批评主要依赖直观感性的印象，并注意从诗情的时代性上评论新诗。他标举古典主义批评标准，在三、四十年代属于京派批评家。

论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及新诗文体建设的影响

俄语诗歌对新诗革命和百年间新诗的文体建设产生了较大影响,不仅影响到新诗的职能,也影响了新诗的形态,特别是影响了新诗的诗体建设。俄语诗歌使新诗更重视诗的济世功能,使新诗与古诗相比更具有现实性、严肃性,更政治化。俄语诗歌对诗的音乐性和排列美的重视,也使新诗将诗的音乐美与排列关作为诗体建设的主要内容。前苏联的诗歌观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新诗,助长了新格律诗的流行。中国新诗人对俄语诗歌的形态有些“误读”,加剧了新诗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的对抗。

黄遵宪新词人旧诗及相关问题之探论

在中国诗歌史上,以新词入诗之举,古已有之。及至清季,中西接触日益频繁,当时有不少维新派的诗人就尝试将新词应用到旧体诗中,黄遵宪就是其中一位佼佼者。黄遵宪新词入旧诗引发的问题有三:其一,黄氏新词入旧诗的理论和实践情况;其二,黄氏新词入旧诗之得失;其三,新词入旧诗的应用方法及其于当代的意义。

学堂乐歌与中国新诗的发生

清末民初时期,学堂乐歌作为一种歌诗体的音乐文学样式,在当时各种新式学堂中相当普及和流行。学堂乐歌的广泛传唱,极大地加速了中国近代新型音乐教育的现代化进程。学堂乐歌的大量传播直接参与了早期白话新诗语言的形式变革,为早期白话新诗的大众化奠定了一系列坚实基础。二者构成了一种实质意义上的同构关系,学堂乐歌在新诗发生期当属其中的一个重要环节。

菲律宾华文诗人云鹤新诗创作的特点与价值

菲律宾华侨云鹤是著名的华文诗人，一生致力于新诗创作，他的诗路上既有鲜花，也有荆棘。他是一位具有较好的语言智能、较自觉的诗体意识和较强烈的现代意识的优秀诗人。他的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使他创作出了《蓝尘》、《野生植物》等优秀诗作。他也是一个自我意识较强的诗人，重视诗体的独创性。随着年龄的增加，他的语言智能有些减弱，影响了诗作的艺术性。考察云鹤的新诗创作，特别是从语言智能、诗体意识和现代意识三个关键词角度评析他的新诗创作，有助于思考新诗的出路等现实问题。

《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辨说(下)

本文从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辨说《诗品下·序》疑难问题。其中,专节辨明有关诗歌创作的自然声律理论,贯通古今作出综合考察与探索,有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钟嵘诗论的深入研究。

“创造有中国特色的新诗体”刍议

本文探讨了创造有中国特色新诗体的创作与理论,说明新诗体的创建完全可能。

黄药眠是被遮蔽的优秀诗人

黄药眠是著名的文艺理论家,也是优秀的诗人。他具有诗歌天赋和诗人气质,经历了从夜莺到战士再到思想者,从具有单纯爱情的歌者到劳动大众的代言人,再到追求自由独立的个人的沉思者的诗路历程。他初入诗坛就光彩夺目,受到了创造社诗人王独清等人的高度重视。他深受浪漫主义诗歌的影响,熟悉古今中外各种诗体和诗艺,特别是能将政治宣传与诗歌艺术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新诗的诗体建设和诗艺成熟做出了贡献。他早年的诗歌创作活动对他以后的文学观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使他在重思想轻艺术、重视大我情感轻视小我情感的极"左"时代,能够维护艺术的纯洁性,重视人和人性。他的诗歌创作影响了北京师范大学文艺理论学派的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学界对诗人黄药眠的评价太低,今天承认黄药眠是优秀诗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萧梁宫廷音乐文化建设与乐府诗发展

以梁武帝为核心的萧梁宫廷音乐建设雅、俗乐并重,富于新变特征,直接促成了萧梁时代乐府诗的总体繁荣,推动了汉魏旧曲的创作热潮以及吴声西曲的宫廷化历程,产生了新的俗乐歌词体式、风格和新的俗乐创作方式,由此反映出宫廷雅俗乐建设、宫廷音乐审美旨趣与乐府诗发展的密切关系。

一片尚待开发的诗歌森林——“十七年”新诗选本研究综述

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有一条"马鞍形"轨迹:"十七年"时人评论的高潮、1980-1990年代的冷清以及21世纪以来的回暖。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些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赋魅"与"祛魅"批评、相关著述研究中的"冷热不均"现象以及对一些重要新诗选本研究的不足。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对"十七年"新诗选本的研究仍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总结与思考。

新诗要强化对体式的自律

诗要有体是艺术创作规律的必然,是诗歌有效传达与新诗发展之必需。在当下这样一个非诗盛行、诗歌写作标准混乱、新诗出现危机的时期,强化新诗的体式自律十分必要。强化新诗体式自律,首先应走出对新诗的一些认识误区;其次应坚持以自由诗体为主,进一步完善与规范自由体诗;第三应更多地从民族诗歌中汲取营养,探讨出合乎民族审美心理需要的新诗体。

《诗品下·序》疑难问题辩说(上)

从序文形式与内容两方面 ,辨说《诗品下·序》疑难问题。其中 ,专节辨明有关诗歌创作的自然声律理论 ,贯通古今作出综合考察与探索 ,有助于古文论的现代“转化”与钟嵘诗论的深入研究。

《文选颜鲍谢诗评》与方回的六朝诗学观

方回《文选颜鲍谢诗评》成书于其晚年,集中体现了他对六朝诗的看法。在选评诸家诗作时,方回乃悬置"建安体法"与"建安风味"为高标。建安诗以"散义胜偶句,叙情胜述景"的体法所形成的"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驰骋痛快"的诗歌风貌,为颜鲍谢诸家所不及。由是,谢灵运之"艳过于工"、颜延之之"雕缋满眼"、谢朓之"太工太巧",均在被批评之列。方回对颜鲍谢诸人不是一味否定,也激赏其自然天成、富于意趣的作品;赞许他们对唐宋人创作的积极影响,进而从江西诗法的角度梳理诸人作品在章法、句法和字法上的特色,肯定诸家在诗运转关之际所作出的种种成就。这也显现了方回企图矫正江湖、四灵诗派颓俗卑弱的诗风,从而重振江西诗派旗帜的目的。方回还在其他著述中表现出了对陶渊明的偏爱,与此书一道共同构建了其六朝诗学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