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R&D资本存量的测度、生产效率与政策效应

本文研究目的是计算广东省R&D资本存量,探讨R&D资本化对GDP的影响,并以此考察工业企业R&D生产效率的影响因素及相关政策效果。采用2010—2020年广东省及21个地市工业企业面板数据,使用永续盘存法测算广东省及21个地市的R&D资本存量,并使用R&D强度,更好地反映了R&D投入状况。在计算R&D资本存量的基础上,构建柯布-道格拉斯知识生产函数模型进行分析,发现R&D资本存量和研发人员投入对R&D产出具有显著正效应,但研发人员产出弹性远高于资本存量,其中全时非全时工作人员比对新产品销售收入也具有显著正效应。企业规模、高薪技术企业减免税对R&D产出均具有显著正效应,但国有产权增加会导致R&D产出的下降,另外,境外技术引进仅对新产品销售收入具有显著正效应。最后,使用DID模型和平行趋势检验进行广东省内21个地市的政策评估,发现政策实施四年后对R&D劳动投入出现显著负效应,说明政策实施导致企业R&D劳动力投入下降,对广东省“十二五”后相关地市R&D政策效应评估为广东省未来R&D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以下政策建议:在政策的设定上,应设定更合理的高薪企业认定标准,并考虑企业可能存在的欺骗空间,确保政策资金的扶持更为合理地流动;在R&D政策制定上,应更多刺激民营经济的科技创新活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同时,应充分发挥R&D政策的示范引领效应,促进企业更新升级。

新产品开发中R&D—营销界面集成度的实证研究

企业不同职能部门尤其是R&D与营销部门之间有效的界面集成,已成为新产品开发成功的重要条件。新产品开发中的R&D—营销界面集成度,与信息推动、组织激励和环境驱动等三类影响因素以及新产品开发绩效之间存在如下作用机制,即信息推动和组织激励因素对IT企业R&D—营销界面集成度和新产品开发绩效有着显著的正效用,环境驱动因素经由信息推动因素与组织激励因素对R&D—营销界面集成度产生一定的间接影响,R&D—营销界面集成度对新产品开发绩效存在着显著的正效用。由此可见,IT企业为提升新产品开发绩效应从相应的影响因素着手,改进R&D—营销界面集成度。

新产品开发中R&D营销界面有效性研究

针对当前R&D营销界面研究中存在信息处理观、资源依赖观、社会系统观这三类观点,系统分析了企业中R&D营销界面障碍的成因,揭示克服界面障碍、提高界面有效性的三类驱动因素:信息推动因素、组织激励因素与环境驱动因素.

考虑学习效应的新产品R&D项目组合调度模型研究

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管理的三个关键因素是人才、研发周期和成本。考虑多技能研发人员的学习效应,将技能增值作为一个主要目标,建立以技能增值、研发周期和成本为目标的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多目标调度模型。开发了基于NSGA-Ⅱ的改进算法来求解问题的非劣解集,通过赋予目标不同的权重来考虑决策者对各个目标的偏好,进一步根据理想解法从非劣解集中选出最佳调度方案。最后对合肥某电气公司的配网自动化监控终端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调度问题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显示模型贴近企业实践,算法可行、有效,能够满足企业在进行新产品研发项目组合调度时的决策需求。

论企业新产品开发与企业R&D活动的关系

新产品开发是企业求得生存与发展的关键 ,但企业新产品开发离不开企业R&D活动。企业R&D不仅是企业新产品开发的重要环节 ,而且渗透于企业新产品开发的全过程。企业R&D投入在企业新产品开发投入中占有很大比重。企业R&D活动为新产品开发提供源技术和保障 ,企业R&D的层次决定着企业新产品的生命力、竞争力和R&D收益率。企业新产品开发数量、周期和模式决定企业R&D活动的频度、速度。

新产品开发项目中R&D-营销界面整合实证研究——以我国部分IT企业为例

以IT企业新产品开发项目为研究对象,对七种界面整合机制、界面整合度、环境不确定性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等四类因素间六类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明晰了各因素相互影响程度和影响机理,并提出一些可行的R&D-营销界面整合机制的有效使用方法与对策,以推动我国IT企业界面管理实践的不断发展与完善。

R&D强度、政府支持度与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

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模型（SFPM）对中国92家新能源上市企业在2010~2014年间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并重点考察了R＆D强度和政府支持度对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程度。结果发现：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普遍处于较低水平且增长缓慢;企业内部研发投入对技术创新效率有明显的正向作用;政府补助在新能源企业创新活动中的促进作用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为此,应继续加强基础研发工作,确立企业在新能源技术创新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加强政府补助的申请及落实制度。

R&D项目的期权价值:基于流程的规范化分析

本文从企业项目层次、在新产品开发流程的基础上阐述了如何把现实期权理论和方法具体运用到企业的R&D决策中来,并运用动态规划的思想和方法就R&D项目中现实期权价值的定量估计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

重庆市R&D投入与新产品开发绩效的实证研究

新产品开发是企业技术创新的重要内容,也是工业经济的重要支撑。文章基于2000-2011年的数据,对重庆市R&D经费投入、科技人员投入与新产品产值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就政府研发投入与全社会研发投入、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做了分析,结果表明R&D投入对新产品开发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但研发人员对新产品的贡献要略高于研发资本投入,同时政府研发投入能有效的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和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的带动效应更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该特别注重对企业的研发投入,并积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人才队伍,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

新产品R&D项目综合风险评价的SPA方法研究

新产品的R＆D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源，但对R＆D项目的投资却具有极高的风险。针对新产品R＆D项目的特征，建立了包含概率和项目目标三因素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依据确立的指标体系，给出了基于集对分析的综合风险评价模型。最后，通过一个实例说明了集对分析在新产品R＆D项目综合风险评价中的应用。

海尔R&D:产品型号经理制

文章探讨了海尔R&D的产品型号经理运营模式,对于其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总结,并指出型号经理制的优势与不足。海尔R&D的产品型号经理体制能够充分利用内外资源,打破部门界限,形成以客户为中心的一种有效的研发体制,要能够充分调动研发人员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降低成本,缩短研发周期,是快速响应市场的一种研发体系。要对我国其他企业R&D管理具有借鉴意义。

R&D投入对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影响分析

本文主要运用协整分析方法,以广东省R&D投入为自变量,以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销售收入为因变量,选取1991～2007的数据对他们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R&D投入与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并且R&D经费支出是引起广东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销售收入增长的Granger原因,然后根据研究结论对于促进科技经费投入效率,推动广东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销售提出了几点建议。

中国纺织业应对新型GBs的新产品R＆D模式创新

面对后哥本哈根时代低碳发展模式的长期趋势和由此导致的新型绿色壁垒（GBs）的现实挑战，我国纺织业的新产品研发（R＆D）模式要实现危机转型，就必须在政策环境、制度建设、标准制定、工艺研发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构建。

新型工业化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实现路径研究——来自我国省级面板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熵值法测度了新质生产力和新型工业化发展水平,考察了新型工业化促进新质生成力发展的途径。实证结果表明:(1)我国新质生产力总体得分显示出稳定增长的态势,这种增长趋势凸显了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2)新型工业化能够显著提升新质生产力水平,其影响渠道包括提升研发强度和数字基础设施水平。(3)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交通基础设施更为完善的地区发展也较为成熟,其新质生产力受到新型工业化的影响相对较少,同时人均工资水平和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其新质生产力受到新型工业化的影响效果更为明显。本研究还深入分析了我国近年来新型工业化及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并通过实证研究为提高新型工业化水平以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了依据。

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内在逻辑、推进机制与路径研究

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型研发机构作为高能级创新策源地,不断强化其赋能新质生产力作用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从内在逻辑来看,新型研发机构通过科技创新、体制变革、产学研用高度协同有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从推进机制来看,建立共赢的多元投入机制、高效的决策机制、与需求相匹配的创新服务供给机制、有利于人才发展的引聚育留机制和收益分配与绩效考核激励机制是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关键。从实施路径来看,明确新型研发机构功能定位、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提升数字和绿色关键技术创新能力、创新组织管理方式、加大政策支持力度是新型研发机构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

研发型新材料技术人才培养新模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研究

近年来,高校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办学模式,既有利于促进自身发展,也能满足企业和社会发展需求。本文以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与多个企业的创新合作为基础,分析“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实践问题,打造了“1+1+N”新材料产业研发型人才培养新模式。这种先有校企合作,即形成了“1+1”,再实施产教融合,发展成多个企业参与的产业链式的市场研发型培养模式,即构建成“1+1+N”新材料产业研发型人才培养新模式。这一通过产教融合过程培养研发型新材料产业人才新模式,可以促进新材料产业技术提升水平,为高校教育提供了新的人才培养参考模式。

“四链融合”视角下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创新实践——以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为例

【目的】探讨“四链融合”背景下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的独特地位、深刻内涵和创新经验,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方法】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以浙江大学长三角智慧绿洲创新中心为例,探讨“四链融合”背景下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围绕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所采取的创新措施,并总结相关经验。【结果】智慧绿洲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下的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重点构建了科技研发、产业转化、人才培养、决策咨询四大平台,走出了一条“四链融合”背景下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成长的创新路径。【结论】智慧绿洲的成功实践说明,“四链融合”背景下校地共建新型研发机构应紧跟时代步伐,加速技术、知识、人才、资金等要素的集聚与互动,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促进新质生产力的企业研发财政资助制度研究

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力军,国家以财政资助手段激励和保障企业研发活动顺利开展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当前实践中,企业研发财政资助方式主要有直接资助、间接资助两类,不同类型资助手段支持企业研发的时间节点、方式方法各有不同,对不同研发类型、不同规模企业、不同研发阶段实现了全覆盖。然而,制度设计欠缺、规范衔接不足、央地之间财权事权分配不均衡、研发资助资金配置不合理等因素的存在,使得现行企业研发财政资助体系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激励效果受阻。未来,有必要加强立法建构、推动针对性制度设计、在财政调控中引入竞争机制,多管齐下,优化企业研发财政资助的法律控制机制,最终实现财政制度对新质生产力促进功能的有效发挥。

科创板科创属性审核制度变迁及迎合效应研究

科创板是否支持和鼓励“硬科技”企业上市,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且对科创板IPO审核及科创板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依据科创属性审核制度变迁脉络,将科创板科创属性审核划分为三个阶段;将科创属性审核三个阶段的IPO申报企业进行比较研究,发现科创板科创属性审核整体激励申报企业增加研发投入,提升创新绩效,支持了“硬科技”企业上市;但研发投入量化指标实施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凑指标”现象,验证了科创属性审核的迎合效应,并发现了研发投入“凑指标”的指标基数及其变化;审核机构对科创属性进行实质重于形式审核,提升了科创属性审核把关质量。基于此,本文从科创板拟申报企业、中介机构和交易所三方,就科创属性审核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及对公司市值影响研究——基于山东省上市公司统计数据分析

以山东省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筛选包括研发人员、研发费用等影响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指标,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综合评价。在此基础之上利用分位数回归检验提升山东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对公司市值的影响。研究发现,山东上市公司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加强科技生产要素的整合力度,加大科技研发支持力度,获取更多专利和研究成果;整体看,山东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与公司市值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以及市值规模是否超过100亿元的上市公司科技创新能力和公司市值的关系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特征。